如果麥子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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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國信(台灣生態學會秘書長)

「兩害兩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的正確抉擇

2010年1月11日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在彰化縣政府第二行政大樓舉辦「大度攔河堰工程計畫說明會」。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在會場樓下入口處秀了一場行動劇，一群年青人試圖以詼諧的方式表達他們對「大度攔河堰工程」的看法，未曾事先排演，雖有些倉促，然不失其純真與熱情，當地警方煞有介事的派出相對於環保團體人數更加「優勢」的警力前來蒐證、舉牌、警告，完成集會遊行法「行禮如儀」的必要程序，無可厚非。

不過，與台北市警方處理模式相較，台北市中正區可能對此類事件業已司空見慣，處理上通常不若地區警方如臨大敵，緊張萬分，如何讓警方對「庶民」善意的異議表達以平常心視之，可能還待更成熟的民主素養有以致之。

說明會由江副局長主持，列席者有經濟部代表，台中縣政府代表缺席、大度攔河堰日後供水所在的彰化縣政府代表顯得相當不耐，幾度起身離席未近半場已不見蹤影。全場獨主席力戰群雄，全力為政策辯論，娓娓向持反對意見者說明大度攔河堰非建不可的理由。本於在朝官員應有之作為，也不便多所苛責。

事實擺明，在以大局為前重的前提下，大度攔河堰工程無論如何勢在必行。所以容不同意見者在此暢所欲言，也無非是藉此表現施政當局開明形象與雅量，至於是否廣納建言則另當別論。

而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本2010年1月29日召開大度攔河堰工程計畫環境影響評估」範疇評估界定會，復依其記錄結論（一），再度於2月25日召開本案有關替方案中所述之海水淡化廠範疇評估界定會。

會中主席剴切闡明所謂「替代方案」，乃係主計畫不可行或不存在之情況下，才有啟動替代方案的可能，因此本案所討論者純屬「虛擬」的主體，並未實際走到工程細部設計的地步，某些環保團體的疑慮不無言之過早。

論情說理也的確也是如此沒錯，對於一個尚屬於雲端上的東西，環保人實毋庸如此的急躁焦慮。那麼，我們何妨用好整以暇的心態來看待主計畫與替代方案間有何不同？

一、在建「大度攔河堰與海水淡化廠」的方案間，為何不可能是孰優孰劣的「兩案並陳」，而是一主一從的位階關係，非得等一軍沒了才輪得到二軍出頭？

二、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大度攔河堰工程計畫海水淡化廠替代方案」 範疇界定指引表前言略以：

（一）、 海淡廠如作為大度堰替代方案，每日用水量高達40萬噸的彰化大城國光石化園區為最大需求者，但因屬民間廠商自行臨海開發，應可自行規劃適宜土地面積（初估  海淡廠用地約需15公頃），故建議國光公司自行配合開發進度需求，自設海水淡化廠營運。

（二）、 至於中科4期二林園區及精密機械園區需水量分別為每日15.5萬噸及1.6萬噸，惟基地位居內陸無客觀條件自行建海淡廠，故本替代方案以供應中科及二林精機為主。

（三）、 建廠用地考量再現彰演濱工業區漢寶區尚有約150公頃空地可利用，擬利用該地與建乙座日產20萬噸海水淡化廠（初估海淡廠用地約需8公頃），再以專管送中科基地，亦可就近供應彰濱工業區將來用水成長所需2.2萬噸。

三、觀乎以上內容，除少部分的高濃度鹵水排放、放流管長度、海水稀釋問題仍令環保團體有所掛心外，正如主席會中一再強調的：主計畫動輒以公里計，替代方案不過在公尺範圍內為之，影響層面並非那麼顯著。

果爾，實則比較令人釋懷。與其在大度攔河堰繁文褥節的環評中曠日廢時，陷於治絲益棻的泥淖，何不乾脆擇此一無論水資源籌劃、建廠用地取得、自然環境生態影響都較無爭議的方案為之，偏偏要去捅個偌大的蜂窩，吾人實難見其明。

四、建海水淡化廠不僅縮小影響範圍，且海水取諸不盡，用之不竭。更重要的是，大肚溪水可以浩浩蕩蕩直奔入海，不會因為人為的設施而阻礙其匯入大海的康莊大道，從而保全天然完整的河川水系、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瀕絕的白海豚，河口也不致於退縮、鹽化，甚至招致當地民眾蒙受眼睛「吐沙」（河口揚塵風沙捲入眼睛）的活罪，一舉數得，在「兩害兩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的衡量下，既可見證專業評估的作為，也無從引發正反雙方無謂的論戰、抗爭，以目前的所謂「替代方案」直接取代，讓「大度攔河堰」的「夢魘」從此消失，不也是件兩全俱美的盛事。

傳曰：「行前定則不困」。殷望職司水資源調度與管理的「水利署」秉諸大自然的環境倫理做出高瞻遠囑的正確抉擇，捨「大度攔河堰」而就「海水淡化廠」，讓大肚溪水得以堂堂出前村，波流浸灌，造福天地。則萬千庶民幸甚，自然生態幸甚，國家社會幸甚！

※本文轉載自台灣生態學會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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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馮永鋒（光明日報科技部記者）
水庫和水力發電站正在中國大地四處開發，也因此引發了工程建設破壞生態的爭論和地區間的衝突。馮永鋒認為，「我們應該讓河流回復寧靜；現在，所有地處河流上游的地方，都挖空心思要把水留在本地。」

2009年12月，中國河北涉縣境內的清漳河，沿岸16萬人聯名上書至當地政府，質疑山西方面以建電站為名修建下交漳水庫，希望有關部門及時制止該行動。否則，位於清漳河下游的涉縣40萬人的「命脈」將被斬斷。

屬於海河流域的清漳河，發源於山西，流經河北、河南等地，是一條跨省河流。清漳河水源是上下游共用資源。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山西省陸續在清漳河流域內修建了各類蓄水工程。 1965年以前的20多年，清漳河的年均徑流量為19.6億立方米。1981年至2000年的20年，平均徑流量為3.56億立方米。大量徑流量被攔截在山西境內。其實河北也修了許多水庫。1949年以來，「為防治洪澇災害」，河北省先後修建了1000多座大中小型水庫，全省水庫庫容量突破100億立方米，其中可為城市供水60億立方米。隨著經濟發展、人口增加，以及持續多年的乾旱，用水緊張的局面在河北城鄉蔓延。原本以防洪為主的水庫，逐漸擔負起防洪與供水的雙重任務，成了城市水源地。

河北也有一個非常大的委屈。在高度缺水的情況下，還要不停地向北京供水，以保證北京的水安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目前已經修通了河北至北京段。萬一北京發生水危機，河北的四大水庫（王快、西大洋、崗南、黃壁莊）就要義無反顧地向北京供水。

只要北京水源地密雲水庫的蓄水量在10億立方米以下，附近的河北白河堡水庫、雲州水庫，都必須向密雲水庫輸水，哪怕這兩個水庫本身瀕臨乾涸。但北京對河北、山西還是有一些意見。上世紀五十年代，北京在永定河上修建了庫容量超過40億立方米的官廳水庫。到2009年，官廳水庫的庫容量在1億立方米線上徘徊。北京水問題專家王建認為，永定河來水減少，與官廳水庫上游修建了270座水庫直接相關。

現在，所有地處河流上游的地方，都挖空心思要把水留在本地。陝西最近也在做一件讓湖北不高興的事。他們設計了「引漢濟渭」工程，利用漢江上游流經陝西漢中、安康的機會，修建一個引水涵洞穿過秦嶺，把漢江水引給渭河，稀釋渭河之汙，增加渭河徑流量。漢江在中游已經把將近100億立方的水調給了北京，而現在上游又將截走大量的水，這會引發什麼衝突，誰也不知道。

中國北方水資源人均不足，導致劇烈的護水和奪水行動。而在淮河以南的大量河流中，水戰爭則以另外的形式出現：水電公司想把所有的河流都變成電流，想把所有的水都變成「煤和油」。處處都想上馬的水電站和水利樞紐工程，將讓河流徹底喪失生態功能。中國大量的河流發源于青藏高原，這些河流向東部低地流淌時會產生巨大落差。因此，西南水電開發最讓水電公司癡迷。

2000年之後，中國「水電投資」放開。無論是傳統的大型電力資本，還是零散的社會資本，都可以自由投資建設電站。於是，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瀾滄江、怒江等大河的支流，在幾年之內就被開發完畢。水剛剛從上一個電站流出，馬上就被蓄為下一級電站的水頭。這些河流的幹流也難逃被梯級開發的厄運，幾乎每一個河流都在短短的流程內，被設計了十多級的電站。當公眾的目光被西南山地水電開發的狂潮所吸引的時候，東部一些流域的梯級開發在以同樣猛烈的方式進行。

位於大別山區的安徽省金寨縣、嶽西縣、霍山縣等地方，都頻頻推出了「造福於民」、「造福經濟」的小水電開發計畫。浙江省的一份資料顯示，錢塘江支流金華江水系，1950年建成了錢塘江水系第一座水力發電站--湖海塘水電站。到2005年，金華江水系已建成水電站183座，裝機容量共61091千瓦。福建的閩江流域也不甘示弱。2004年的資料表明：閩江流域有大中型水電站29座，還有大量小型水電站。僅南平市範圍內就有已建、在建和擬建小水電站183個，其中大部分沒有辦理環評和環保審批手續。

梯級開發的密度讓人驚訝：每個電站蓄水發電時，前一個電站的回水位在下一個電站壩址下。比如，閩江水口電站的回水位在延平區境內的沙溪口電站壩址下，沙溪口電站的回水位在峽陽電站的壩址下......結果是，水電站所建流域內將無活水，主要河流、支流將成為湖泊，變成一片死水。

中國國務院於去年12月12日正式批復《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標誌著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這個生態經濟區規劃，包含一個水利樞紐建設計畫，大體是在鄱陽湖與長江的交匯口處，修建一個「生態水利樞紐」，控制鄱陽湖的水位，在豐水期時把水儘量排向長江，在枯水期時儘量把長江的水吸入湖內，以便鄱陽湖水位能夠保持冬夏平衡，波動不大。

鄱陽湖是白鶴的越冬地，全球所有的3000多隻白鶴幾乎都在這裏過冬。濕地專家雷光春認為：「長期以來，鄱陽湖形成的生物系統大體與白鶴的棲息、覓食需求相呼應。如果鄱陽湖的水位在冬天突然提高，白鶴及其它的越冬水禽將無法獲得足夠的食物，種群數量將可能嚴重減少。在鄱陽湖口建立閘門控制水位的想法也讓豚類保護學家擔憂。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王丁認為，白鰭豚滅絕之後，長江原來非常豐富的江豚也將遭遇滅絕的危險。」

目前江豚只剩下不到2000隻，分屬兩個稍大的種群，一個在長江幹流內生活，一個在鄱陽湖裏遊弋。鄱陽湖口的公路、鐵路等設施，頻繁的運輸船只，已經讓這兩個種群幾乎中斷了交匯，基因衰退正在成為不爭的事實。修起的這個「生態閘門」，則將徹底斷絕這兩個種群互換基因的可能。這也意味著，江豚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隨白鰭豚一起，永遠告別生物界。
魚離不開水，水也離不開魚。上游離不開下游，下游也離不開上游。著名環保人士、中外對話作者、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認為：「拼命修建水庫和水電站，不僅僅是水戰爭頻繁爆發的引爆器，過多的水庫也是讓江河斷流、喪失基本河流功能的主要原因。我們要想讓河流常在，生態系統健全，我們要想讓人們和睦相處，最理想的辦法是減少對河流的開發利用，讓河流休養生息。」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網站，原發表日期2010年3月5日。
※看中英文對照，並和中外讀者一起討論，請點此連結

■鄧宗聖
電影《艋舺》成為近來熱門的話題。片中再現過往台灣地方社會生活，同時也將輟學、幫派、義氣、風化場所等社會現實，再次帶入我們的意識中。媒體共伴之社會效應，應運而生，像是家長擔心國高中生模仿劇中情節、教育單位請老師們在作文課、公民、生活教育等課程提供機會教育，改善觀念偏差、學校呼籲家長共同陪伴討論等等……。即使這是一部保護級的片子，家長們沒有帶孩子看過，但孩子也可能透過不同的媒體（新聞、網路）或人際管道（朋友或同學）學習。

媒體中「暴力與色情」的內容，再度喚起傳播界的老問題，假設「媒體具有萬能效果」，同時「被保護的對象」 （學生與兒童），也被界定為「無判斷能力」的閱聽眾，唯有「教育工作者」才能解救這群人，但論述過程中，卻鮮少聽見這群需要被保護的對象，如何解釋自己的模仿行為或看待影片中的人物與劇情。在「防禦性」的媒體教育，《艋舺》理所當然地，成為課堂「機會教育」的教材、品德教育的負面示範，而教育單位則是家長諮詢的對象、家長與教師則是保護孩子的角色。

然則，這種與「媒體對立」的教育現象，與「媒體素養教育」的假設不太相同。媒體素養教育，其實最重視「孩子」的經驗與能力，換句話說，就是假設「孩子不會只是媒體影響下的受害者」，相反的，「還有能力做思慮、判斷與決定」。用David Buckingham的話說 ，「媒體教育不應被視為一種保護，而是一種預備（preparation）」。在此意義下，媒體素養教育，不但重視「孩子們」的媒體經驗，而且還鼓勵孩子對週遭媒體的理解與參與，以《艋舺》來說，孩子如何解釋自己觀看的經驗、其中的社會行為與價值，孩子的觀點，我們「認真地」聽過了嗎？

從現實來看，除了影視娛樂新聞、節目外，幾乎是由家長、老師與教育相關單位，佔據對《艋舺》意義論述的版面。但仍有被界定為「可能受害的孩子」，跳出來反抗這些論述，他透過媒體投書強調：家長、老師批評因為電影《艋舺》講了一些不雅的話，使學生也講，……但風氣的敗壞是累積的，社會風氣也不會因為一部電影而頓時沉淪（何丞淵，2010） 。

我所引用的是一個孩子的聲音。試想，若有機會訪問不同孩子觀看經驗，會不會只有「無知地」的接受、還是有些「反抗」，或是跟大人想得「雷同」，還是超越無知、反抗與雷同，有四種、第五種、第六種等不同的聲音呢？這份「投書」，象徵意義重大，無論他講得有無道理、有沒有說服力、論證是否有瑕疵……，這些都不影響他勇於參與這世界：既不是《艋舺》娛樂電影的消費者，也不是教師與家長眼中的受害者，而是一個媒體公民。

媒體中的「暴力與色情」，固然是社會文化的禁忌，當影響的對象，可能是我們的孩子時，理論上，「介入感」會比較高，於是引發教師、家長與教育單位的「認知不和諧」，透過一些積極作為來平衡這樣的焦慮。這裡，「媒體素養教育」，提供另外一種選擇，即把「孩子當專家」看待，認真地聽聽他們的觀影經驗，如何用自己日常的生活經驗討論媒體世界的真實，而家長與教師在這過程中，則是引導者，不但鼓勵他們做媒體經驗的反思，同時也能用「媒體」（投書）發聲，參與媒體世界，做一個媒體公民！
（政大新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媒體素養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台灣立報

【記者游婉琪專題報導】

回顧2009年社會新鮮人求職狀況，根據104人力銀行統計，畢業後3個月內順利找到工作的新鮮人不到1∕4。瀏覽人力銀行各類職缺，相關工作經驗2年以上、英文聽說讀寫精通等條件是必要條件，卻也是許多剛畢業的新鮮人難以跨越的門檻。

培養職場競爭力
就業市場日趨飽和，社會新鮮人面臨的求職挑戰越來越高。104人力銀行公關經理方光瑋贊同實習對新鮮人求職有幫助。去年政府推動大專畢業生至企業實習方案，紓解短期失業問題。方光瑋指出，如何協助大學生強化職場競爭力，抓住企業主需求，成為學生、家長與學校關注的課題。

台灣微軟自2004年開始推動「未來生涯體驗計劃」，不同於大專生至企業實習方案，台灣微軟的實習計劃是在學生為主，安排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到各部份見習，由正職員工擔任實習生的「提攜人」，規劃職能訓練課程及績效考核。

自主學習累積經驗
曾經參與台灣微軟實習計劃的李俊毅表示，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有如紙上談兵，直到真正在企業實習，擔任各部門行政助理工作後，不僅培養自己的工作態度與反應能力，休假期間李俊毅也主動到企業下游的3C通路介紹公司產品，原先只為賺取外快的心態很快轉為主動學習。

另一名微軟實習生江瑋屏，研究所畢業後很快找到工作，進入知名遊戲公司擔任行銷企劃。江瑋屏坦承，研究所學歷並非順利找到工作關鍵，企業實習累積一年專案執行的能力，帶領實習生一起從無到有舉辦校園巡迴講座的經驗，成為她面試時的加分條件。

李俊毅表示，和政府推動實習方案相比，微軟實習的一年期間，讓他比同齡學生提早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早一步往想要的地方走，培養理想工作所需技能。李俊毅認為，找工作就像談戀愛，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更要想想自己的條件與這份工作是否相吻合。

別與就業市場脫節
立委洪秀柱表示，改善失業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斷教育失業者，讓他們不要與就業市場脫節。洪秀柱認為，學生等畢業後再來實習，早就已經來不及！應該在畢業前做足「前端就業」的準備，主動參加各類競賽、爭取企業實習機會。

洪秀柱觀察，大學生平時在學校犯錯多半會得到老師原諒，長期下來一旦形成漫不經心的惡習，到了職場後「哪一家企業會用你？」她指出，失業率上升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沒有經驗的新鮮人，實習不應只有政府在推動，企業更應主動發揮社會責任，提供更多的實習機會給大學生參與，協助青年提升就業競爭力。

金錢花在刀口上
即時政府耗費115億經費補助大專生至企業實習，降低金融海嘯後節節攀升的失業率。名生旅行社副總李安國卻不以為然。

李安國表示，政府與其花錢大輔導「好手好腳」的大學畢業生，不如把錢花在刀口上，輔導中年失業或單親失業等就業力相對弱勢的家庭。李安國認為，學生畢業後就應該接受社會考驗，實習方案只是讓大學生在「教育部媽媽」的溫暖懷抱中多待一年，沒有實質效益。

元智資訊傳播系學生楊尚泊認為，大學生不能太依賴實習方案，以為畢業後至少還有政府可以「罩」一年。他認為，政府制定2萬2基本薪資，讓平時不認真、唸書只為混文憑的大學生也有出路，對於有想法、有能力、有資格領到較高薪資的大學生相對不公平。

即使求職者大喊「工作難找」，企業卻經常苦於「找不到人」。楊尚泊表示，台灣缺的不是員工，而是人才。他建議，與其補助企業聘請實習生，不如將經費用於提供青年創業獎助，以創業比賽、創業補助，鼓勵新鮮人學會「自己捕魚」。

楊尚泊表示，培養員工與培養人才相比，創業成功的青年能提供更多職缺，創造更高的就業率。遠比短期補助讓學生暫時不用面對失業困境來的有意義。

台灣立報

【記者胡慕情台北報導】

台灣多風災、地震，從921大地震後重建經費超過655億、莫拉克風災重建經費直逼1,200億，但重建速度無法趕上災難。脆弱而危險的國土無法承受當前經濟發展與土地利用模式，還山河於天地，人與自然才能安身立命。

天下雜誌11日發表莫拉克災後至災區進行長達4個月的調查報告，目前重建措施與經費，在暴雨一來後，極可能化為烏有。天下雜誌主筆林倖妃表示，88水災後的崩塌泥沙量是12億立方公尺，相當於650座台北101；坍塌地有2個台北市大，是921大地震的4.5倍。

日前高雄發生百年大震，才發現原來還有盲斷層，台灣是易鬆動的砂頁岩地質，易因沖刷而坍塌，導致河川淤積量成為世界第一；加上過去不當開發利用，莫拉克重建委員會估計今年暴雨來襲，災區156個聚落將有110個處在危險邊緣。

台大地質系教授陳宏宇表示，台灣雖然是危險島，但並非所有地方都不能居住，只要能詳細掌握斷層跟地層破碎情形，即便是山區，也可在相對安全地帶居住；不過，莫拉克風災後，旗山、荖濃、曾文與阿里山溪嚴重受創，未來5年，嘉義以南地區風險很大。

「避災比重建重要！」台大土木系水利組教授李鴻源估計，未來10年南部都得面對颱風、豪雨、土石流。雖然重建編了許多預算，但除石門水庫集水區外，政府對河川流域並無詳細基本資料，即使是水利專家，也不敢對淡水河以外開藥方。

「但預算還是編了去重建，沒人敢說『這沒有用！』」立委田秋堇指出，曾文水庫蓄水量只剩37％、烏山頭水庫剩48％，每年為水庫清淤花了相當多的錢，卻無法解決問題。李鴻源認為，莫拉克風災對水資源的衝擊凸顯「耗水工業還要不要繼續開發」的問題。

他以曾文水庫越域引水為例，因工程體受創嚴重，進水口淤積很高，水利署應先把隧道體撐起，否則會有二度災害，但是否要繼續興建，必得考量環境衝擊與地貌改變問題。

汛期即將來臨，學者建議，從國土脆弱程度來看，避災避險將比重建更優先。政府應有魄力減少多災的山地開發，開發與修復的代價要一併考量，其中鼓勵植林不如鼓勵山林休耕，將山河還給自然，調適人的行為，才可能與自然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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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游婉琪台北報導】

半世紀前的3月10日，數以萬計的圖博人走上街頭，要求中國將軍隊撤出西藏，眾多人民因抗爭而死傷。51年來，達賴喇嘛與12萬名圖博人流亡世界各地。隨著世代傳承，這群圖博人心中唯一不變的信念是：回到自己最初的家。

圖博抗暴時，台灣社會仍處於封閉狀態。隨著人權運動逐漸覺醒，在台灣圖博之友會推動下，達賴喇嘛年輕時期寫下的自傳《我的土地，我的人民》首度於華人地區出版，讓更多人藉由文字穿越時空，認識當年發生的人權悲劇。

台灣圖博之友會會長周美里在序中開門見山寫道：「西藏人的宗教及政治領袖達賴喇嘛不住在西藏，這個不正常的事實，今日卻變得很自然！50多年來有多少知道，為什麼達賴喇嘛不能回去自己的家鄉？」

檢視半世紀前的那段歷史，周美里表示，中國政府曾經多次承諾不會將共產改革加諸於西藏地區，並於1951年與西藏簽訂《十七點和平協議》。比照如今，這項「圖博版」的一國兩制政策卻形同廢紙，換來大量的軍隊進駐西藏、圖博人民流離失所。

以圖博歷史作為借鏡，周美里質問，台灣政府近年與大陸展開兩岸和平協議，就算簽訂協議，和平之路可行嗎？台灣圖博之友會副會長引述美國前總統甘迺迪話語：「只要仍然有人被奴役，我們就不算自由。」呼籲台灣人民應該站在當事人立場，看待強權與弱勢之間不公平對待的境遇。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表示，中國政府不斷向外界宣告中國在西藏地區興建現代化建設，境內藏民對現況滿足。西藏流亡政府要求對此展開調查，一旦所言屬實，流亡政府就不需存在。

周美里表示，中國政府刻意製造漢藏對立，抨擊達賴喇嘛在背後煽動抗議。反觀達賴喇嘛10日於週年紀念會發言稿中重申：西藏流亡政府只求境內藏人獲得名副其實的自治，一旦西藏問題解決，包含他在內的流亡組織官員不再擔任任何政治職位，顯示和平理性的氣度。

台灣人權促進協會秘書長蔡季勳表示，人權作為普世價值，西藏人民無法自由發聲，活在自由土地上的台灣人民，應該把聲音借給這些不自由的朋友，幫助他們把聲音擴大到全世界。周美里呼籲，今日西藏議題躍升國際舞台，西藏人民的苦難卻仍看不見盡頭，期待透過書籍的出版，讓人類史上這一段遭受壓迫、侵略的歷史不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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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游婉琪專題報導】

政府提撥115億經費，補助企業聘請大專畢業實習生，媒合成功的實習生每月可領薪水2萬2。此舉引起外界質疑政府企業交相賊，以實習為名，破壞大專畢業生的起薪行情。一年為限的實習方案，將來是否可能續聘，是許多實習生心中的大問號。

實習薪資壓低水平
大專畢業生至企業實習方案補助月薪2萬2，與近年職場新鮮人平均起薪2萬5相比，外界質實習薪資有壓低社會新鮮人薪資水平之虞，企業紛紛跟進，調降大專畢業生起薪，引發民眾不滿。

勞動九五聯盟執委劉侑學表示，政府為讓大專生畢業後「馬上上工」降低失業率，政策推動有如趕鴨子上架，缺乏審慎考量。他表示，實習生領取微薄薪水，還得為了爭取留任機會配合雇主無理要求，教育部卻無力把關。

在低廉的薪資結構下，多數實習生坦承都有騎驢找馬的心態，一有更好的工作機會就選擇跳槽離職。劉侑學批評，政策推動過程耗費大量人力成本，只為滿足政府短視近利。政策如果年年推動，企業只會每年淘汰舊有實習生，重新招聘新的實習勞動力，長期下來，根本無助於改善失業率。

企業加碼招聘人才
1111人力銀行公關副理林賢雅建議，政府訂定2萬2薪資是最低標準，企業應就不同職缺工作性質加碼，達到業界行情，才能招聘到素質好、意願高的實習生，否則只是浪費人力培訓成本。

林賢雅表示，同一間公司不同職缺本來就會因為工作性質、工作時數而有薪資結構差異。她舉例，櫃台行政人員與行銷公關專員在就業市場上所需門檻與相對薪資大有不同，但若企業同樣支付實習生2萬2薪水，難免破壞原有行情。

實習方案推動約半年，根據教育部登記資料顯示，目前已有7千名實習生提前解約。劉侑學預估，隨著年後大量職缺釋出，實習解約率還會持續增加。

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經濟危機中，企業對實習生的需求逆勢上揚了10%，許多父母為了協助孩子取得實習經驗，甚至不惜出錢「購買」實習機會。在德、法等勞動保護較完善、解雇規定較嚴苛且聘用成本高的國家，實習生則給予雇主不正式聘用年輕員工的藉口。瑞士調查顯示，有75%有實習經驗的大學畢業生要在畢業5年後才能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低薪勞工用完就丟
劉侑學指出，根據歐美國家實習制度及國內產學合作經驗，實習方案的推動，只是政府送給企業的「一份大禮」。青年人只能以實習身分工作、成為免費可拋的勞動力，加劇就業不穩定的現象。

比照勞動保護相對完善歐美國家，職場實習十幾年來從不成文的規定逐漸演變為「學經驗的必經之路」，對勞動市場產生惡性影響。劉侑學表示，對解雇限制遠不如歐美嚴格的台灣，一旦政府願意掏錢為企業負擔「實習生」的勞力成本，等於鼓勵雇主變相裁員、逼退年長的員工，以換取更多免費的替代勞動力，在勞動市場上產生排擠效應。

教育部技職司專委章忠信回應，實習方案不單只為降低失業率，促進產學合作也是推動主因。他比喻，工廠生產產品就是要為了能賣出去，學校本該關心學生未來出路。學生畢業如果「銷路不好」，學校應回過頭檢討課程設計。

產學合作增進就業
實習方案利用政府預算讓企業進用大專畢業生，降低企業用人成本，難免出現「不拿白不拿」心態。章忠信對此樂觀表示，學校在與企業接洽過程中，可藉此取得企業資源，增進雙方合作機會，讓學生所學不與產業脫節。企業在申請時如有承諾一年後留用實習生，教育部也會給予較多名額。

章忠信表示，學生透過實習方案進入職場，最佳情況就是表現好被留用，但若沒有被留用，至少也有一年工作經驗。

他舉例，某國際知名企業，因工作性質從來不用新鮮人，必須要4、5年以上經驗。因為有政府補助，該企業申請40個名額讓各校學生申請。

訪視結果發現，40名實習生對工作環境感到滿意，更主動補習增強語文及電腦能力，補足原先在校所學不足之處。企業看到新鮮人的上進心，評估過去堅持不錄用新鮮人原則是否合宜。企業也表示，即使一年後不續聘這些實習生，也會轉介他們至公司上下游相關企業。

【記者游婉琪專題報導】

轉眼又到畢業季，社會新鮮人擔心「畢業即失業」，更擔心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卻只有22K的薪水！

為促進青年勞動人口就業能力，政府去年起推動「大專畢業生至企業實習方案」，每月補助企業每名媒合成功的實習生2萬2千元薪資，實習期限一年。方案推動超過半年，已有超過7千名實習生解約。根據人力銀行調查結果發現，5成2實習生認為實習方案效果不彰，政府要負最大責任。

願景太美好 實際有落差
國立大學應屆畢業生瑜瑜（化名），提早一學期畢業後，在師長介紹下進入台北某科技公司上班。家住桃園的瑜瑜，2萬2薪水無法支付在外租屋與生活所需，她每天得花費3個小時通勤上班。

瑜瑜表示，當初面試時對方「把話講得超好聽」，承諾瑜瑜在公司裡，可以接觸科技新產品、學習網頁設計，讓剛出社會且擔心工作難找的瑜瑜對工作充滿熱忱與憧憬。

上班後，瑜瑜很快發現，公司剛成立，不僅沒有任何實習制度，每個員工手邊已經有忙不完的業務，根本沒空理會實習生。同樣的問題，如果不清楚想問第二次，只會換來對方「妳怎麼什麼都不懂？」的回應。

瑜瑜利用閒暇買書自學，和另一名實習生研究如何架設網頁。但公司主管和正職員工對實習生的漠視態度，讓瑜瑜無法忍受，便離職準備公務人員考試。

瑜瑜表示，公司生產的產品牽扯太多專業技術背景，不是樣樣都可自學，當她遇到問題時，卻無法得到協助，長期下來，連主管都暗示她離開公司，到別處發展。

無獨有偶，瑜瑜的雙胞胎妹妹佳佳（化名），畢業後透過實習方案很快找到工作。因為有了姊姊的前車之鑑，佳佳選擇了一份和自己大學所學相關職位，進入幼兒教材出版公司。

同樣情節再次上演。佳佳面試時，公司誇口承諾會將她培訓成幼兒講師，實際上工後，佳佳比姊姊需要花更多時間通勤，卻覺得自己像「接電話小妹」。原先鼓勵女兒，不論薪水如何，有學到東西最重要的媽媽，開始對政府釋出大量職缺，提供企業招聘新鮮人的實習方案感到質疑。

姊妹倆的母親表示，年輕人並非都喜歡輕鬆又有錢拿的工作，看著兩個女兒從畢業後找到工作的興奮，到後來學習意圖被抹煞。上班找不到事做，只能發呆、上網。她批評，政府出錢提供畢業生工作機會，企業卻沒有制定完善的培訓措施回應，造成雙方白白浪費一年。

主動爭取應有的權益
教育部技職司專委章忠信表示，針對媒合成功的企業，教育部會要求按月填寫實習生考核表；實習生也會透過問卷反應實習現況。各校專員會不定期至企業訪視，輔導實習狀況不佳學生。

媒合成功時，企業會與實習生簽訂契約，契約內容若有變動，企業應主動向實習生溝通，解釋變動原因。若企業沒有事先協調，實習員有資格轉介其他企業，教育部也會視問題情況凍結企業進用實習生的權利。

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辛炳隆表示，年輕人有學習動機很好，但應爭取法定權益，別讓自己被企業剝削。辛炳隆鼓勵，如果有更好的工作機會，實習生與其長久閒置在輕鬆的崗位上降低就業能力，不如趁年輕接受更多磨練。

「我覺得在這裡就像是真的在工作！」政大新聞系應屆畢業生秦于婷表示。目前任職電視台記者的她，從前兩個月開始在實習單位安排之下，接受剪輯軟體、文稿寫作等培訓課程，經過大量的實做練習。半年後的現在，包含秦于婷在內共6名實習生已轉為正式員工，並可選擇繼續和公司簽約兩年。

秦于婷表示，以實習生身份進入電視台，讓她從頭學習，相較從其他電視台轉來的記者，主管對實習生擁有較多包容心。即使薪水不高、工作時間長，秦于婷認為，只要把這一年當作在學校上課，不用繳學費還有薪水可拿，心態就會比較平衡。

好制度留住好人才
透過實習方案申請11名實習生的名生旅行社，實習生到職後的前半個月，每天上午必須參加半天培訓課程，下午則進行實戰演練。副總經理李安國表示，實習生並非皆畢業於旅遊相關科系，安排一名正職業務搭配一名實習生接洽客戶，實習生遇到問題時可以馬上問。一個月後實習生也可比照正式員工，除基本薪資外，最高可領5萬元績效獎金。

李安國表示，中間雖有2名實習生因不適任解約離職，但其餘9名實習生只要一年後有意願留任，旅行社承諾全數轉為正職。他表示，比起重新徵才面試不知道實際表現如何的求職者，實習生在公司受過一年訓練，主管能確實掌握個人表現。

企業培訓新人不易
李安國指出，企業培訓新人不易，尤其是流動率大的行業，往往好不容易培訓新人，會因追求更高薪資跳槽，枉費企業培訓的成本。他坦承，經濟不景氣情況下企業能省則省，政府付錢「不拿白不拿」。

秦于婷表示，撇開薪資不談，某些行業確實需要實習制度，否則學生在校所學難以滿足職場所需。瑜瑜媽媽則認為，企業不應只貪圖一年免費勞工，如果能建立完善的實習制度，一年後不怕實習生離職。

申請程序費時耗力
即使有了政府補助，李安國也抱怨，實習申請程序繁雜，企業沒有統一聯絡窗口，必須向各別學校接洽。在文件往返過程中，不同學校所要求的文件與流程也不同。申請成功後，來自不同學校的實習生，薪資發放時程也必須與校方配合，造成作業不便與人力浪費。

1111人力銀行統計發現，企業從開始申請到實習生報到，平均需花費46天時間，沒有統一窗口是耗時主因。對於遊戲規則如此複雜，李安國表示，畢竟錢是政府出的，企業申請程序受阻，也只能摸摸鼻子、自認倒楣。

公關總監何啟聖表示，企業實習方案立意良善，但主管機關經驗不足，造成企業與求職者怨聲載道。他指出，就曾有企業即使面試通過後，仍受限於校方規定的實習生報到日期，無法及時進用新人，導致人事任用緩不濟急的窘境。

公關副理林賢雅表示，現今職場競爭快速，各校作業標準不一，難免影響學生就業權益。

【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

「我朋友的爸爸是台灣人，去中國工作，媽媽是韓國人，他在中國出生。後來爸爸去世，媽媽帶著他回台灣，但是卻沒有辦法辦戶籍，為什麼這樣？」4日一場由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主辦的「反思台灣移民政策與國族主義」講座上，同學提出這樣的疑問。

主講人政治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廖元豪回應，雖然小孩的父親是台灣人，他擁有台灣國籍，但辦理戶籍時，必須由台灣國籍的雙親之一陪同證明，而小孩爸爸卻已過世，母親不是台灣人，辦不成戶籍。偏偏台灣許多社會福利和戶籍掛在一起，因為制度的缺失，衍伸出無戶籍國民的問題。

制度僵化隱含歧視
以大陸配偶為例，廖元豪指出，許多陸配在中國也許有小孩，法律規定12歲以下小孩可接到台灣，許多陸配等了8年，終於拿到台灣身分證，打算把自己12歲以下的小孩接來。但每年的人數有固定配額，不一定馬上能完成手續。在繁複的規定下，有個附註，這些等待8年終於拿到身分證的「原中國籍」的台灣人，必須再等5年，才能將小孩接來台灣。

8年等待身分證，5年等待可將小孩接來，一個剛出生的小孩此刻的年紀已經超過法律規定的12歲。

照護基金誰受益？
廖元豪認為，行政機關常做出令人不解的規定，這些規定隱含了歧視，以陸配小孩來台為例，雖然法律沒有不讓他們來，實際上卻是「一個都進不來」。另方面，台灣的制度限制了擁有國民身分的移民應有的福利。

以外配而言，外配並非馬上得到國民身分，許多受家暴的外配無法訴訟、要求離婚，也沒法申請相關保護。雖然政府規劃了外配照護基金，廖元豪表示，這些基金也不是直接送到外配手上，而是經由相關的NGO以申請專案來使用，結果這筆基金真正照護到的，究竟是外配或是NGO？

「外配和移工，補足了台灣社會安全網不足的漏洞，卻往往被視為社會問題的來源。」廖元豪指出，移工也繳了保險基金，為政府增加稅收，但得到的不是福利，反而是許多騷擾和限制。

「薪水被扣、護照被扣、被虐待、沒有保險、長期照護的移工沒有休假，這些原因導致移工想逃離雇主，可是逃了之後生病不敢看病，因為看病會被抓走、遭遣返。」廖元豪說，勞委會將逃跑移工的資料傳給各醫院，只要移工去看病就會經由通報而被抓走。雖然勞委會的用意是擔心這些成為非法移工的人，受到其他雇主虐待或恐嚇，但反而讓許多人生病不敢看醫生，連醫療權都沒有。

應破除身分封建迷思
廖元豪從前在美國讀書時，有一次帶女兒去看病，在醫療資料卡上有一個身分欄，上面的選項有本國國民、旅遊簽證、學生簽證……等，最後還有一欄「其它」，也就是沒有合法身分的人。身分欄下有一行小字，註明這份文件不會送到聯邦移民署。

廖元豪表示，許多現代國家，逐漸將「身分」和「權利」脫鉤，不會因身分而影響權利。封建制度和現代社會一個很大的不同在於，從前是「身分」認定，而現在則是「契約」，經由契約行使權利義務，不因身分有所分別，廖元豪說，但是台灣社會仍以身分做為判定標準，邁向多元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台灣立報

【編譯成怡夏綜合報導】

地球暖化的趨勢加上天災頻仍，許多人開始思考：如何行動才能對地球更友善？該怎麼開始第一步？

聚在維吉尼亞州某郊區社區的一個典型家庭的餐桌旁，一群人正談論著他們為了維持永續生活，在生活型態上所做的改變。財務規劃師諾蘭 史朵克斯從去年7月就戒吃牛肉。擔任教師的安琪拉 烏須也試著少吃肉，並且意外發現「我一點也不會想念吃肉的日子。」

改變生活 一點也不麻煩

參議院職員伊撒 阿金幫家裡換了個數位恆溫器，結果發現用電量少了一半，他的太太瑪雅也補充「這樣的改變不會造成家庭負擔。」一位穿著紫色套裝、戴著時尚眼鏡的女性聆聽著他們因為環境所進行的改變，並微笑說，「每一天都必須做出選擇，我們不能過完美的生活，卻可以做許多的事情來幫助環境。」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導，這位女性是瑞典副總理奧勒夫松女士，在去年11月到訪美國期間，她拜會了在瑞典贊助的環境團體，這個團體專門教導人們如何降低其碳足跡。

去年7月1日，華盛頓大都會地區的4個家庭被指派為「氣候領航員」，著手進行了為期7個月的計畫。其中兩個家庭是家有孩子的夫妻檔，一個家庭是沒有孩子的夫妻，還有一名單身女性。他們第一項任務是，檢視生活的4個面向：食物、閒暇時間、能源和旅遊會對環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駐華盛頓的瑞典大使館啟動了這項計畫，這個計畫背後的推動力量來自瑞典南方的卡瑪市。卡瑪市位於提倡「2030年完全不使用生化燃料」的區域當中，那裡的政府官員於2007年和12個瑞典家庭，推動了一個類似卻更為嚴格的計畫。

因應氣候變遷問題在瑞典是首要議題，在強調要讓這個議題和該計畫雙贏的情況下，卡瑪市建議其大使，在美國以較小的規模複製該計畫。瑞典大使拉斯 陸茲表示，談論國際協商和氣候變遷是一回事，然而，落實在每個人身上，並由4個家庭開始讓人明瞭這是可行的，又是另一回事了。

參與這項計畫的家庭在計劃開始前就認識彼此。阿金女士和烏須女士在維吉尼亞國會學校擔任二年級教師，其他兩個家庭是他們班上學生家庭。大家都對永續經營的生活方式很感興趣。

雖然這項計畫不要求參與者丟棄他們的汽車鑰匙，或是6個月不准逛街購物，但他們得對生活的許多層面重新思考。他們開始注意自己的購物的次數有多頻繁、是否需要每次出門都要開車。

肉類食品最衝擊環境

該計畫強調人類對環境的最大衝擊來自食物和交通上，他們改變飲食習慣，吃更少肉。他們發現，比起魚類或家禽類，對環境衝擊更大的是牛肉。「我們學習到要吃食物鏈中較低階的東西」阿金先生說：「我們找到了當地出產的乳製品、起司和雞蛋。當我們開始吃起更新鮮的食物後，就會發現，要回到過去的生活很困難。」

另一個須重新評估的領域是用電和用熱的問題。烏須說：「我們開始懂得將電熱氣降低溫度，多穿一點衣服，這真的很棒。」小小的改變帶來了雙重好處：對環境好，他們也省下了不少錢。

減碳不昂貴 反而更省錢

一開始，某些氣候領航員懷疑降低碳足跡是不是得付出昂貴的代價。「我有點緊張，擔心會不會讓我花更多錢，因為我沒有錢。」烏須說：「結果它幫我省了錢，我們的帳單費用降低了。」阿金夫婦同意她的說法。「這個可規劃的恆溫器幫我們省下一大筆錢。」阿金女士說：「即使我們請人配送乳製品到家裡，費用還是比到一般商店購買食品更便宜。」

沒有人像史朵克斯那樣面對挑戰，史朵克斯說他只需要計畫給他的衝力，去超越基本規則並有方法地檢驗他家的能源消耗問題。「我必須相信開始過綠色生活，是比做資源回收和換日光燈更進一步的事情。」

身為與奧勒夫松女士會面的屋主，史朵克斯說：「所有進行了測量的東西都完成了。」這個計畫給了他一個開始測量每一樣東西的理由，包括瓦斯和電費帳單，以及家人每週扔掉的垃圾總量。

他和家人做了許多重大的改變：更換家中一半的窗戶；將熱水器的溫度調低；降低家中垃圾量至一半；他們還改變了他們洗碗機和洗衣房的設置。史朵克斯研究了再生能源來源，決定投資一個地熱幫浦，這個幫浦利用地球穩定的溫度對建築物進行加熱或降溫。他發現安裝這個地熱系統非常棒，因為這項裝置還幫他賺到30%的稅抵免額。雖然地熱裝置的價格不便宜，大約是美金3萬元左右，不過它會在7年後打平並回收。

不過，並非所有替代能源系統都可以省錢。家庭中超過一半的能源用量都多少與加熱和降溫有關。儘管史朵克斯這麼努力，不過，這些美國家庭在他們生活上進行的改變，與瑞典幾年前達成的一些成果相較還是相形失色。這個卡瑪市團體的成員必須對他們每項購買所造成的石化燃料進行量化，甚至還被要求檢驗他們對於時間的運用，以評估社交活動是否會導致不節能，或做出對環境有害的決定。

瑞典降低對於環境衝擊的能力更勝於美國人，可追溯到文化差異上。烏須和阿金女士去年暑假到卡瑪市參訪時，就見證到瑞典人更在意成為環境好管家的態度。「他們的資源回收桶到處都是，而一般人都會做些有助環境的小事。」阿金回憶說。「人們更常騎腳踏車和步行，城市也有全然不同的構造。他們對於汽車沒有這麼依賴。」烏須說，在瑞典觀察到一種社區精神，每個人都在做對環境有益處的事情，整體的成效斐然。

阿金先生認為，人們想要便利，不一定是對後代好。但是當東西變得很貴時，他們就願意做了。

專家也評估，像這樣的計畫是否有價值。關懷科學家聯盟的資深能源分析家約翰 羅傑斯支持氣候領航員的行動，因為他挑戰人們改變行為。他說，小小的改變會有很大的不同，一旦把這些小小的改變總和起來，就是很真實的衝擊。

永續觀念變常規才走得遠

「任何把注意力放在更永續經營的生活上的努力，都是有好處的。」負責世界展望研究院年度報告「世界狀況」（檢驗西方文化對環境的衝擊）的艾力克 阿撒朵立恩說，這樣的努力有助於讓人們接觸新觀念，並讓這些行為變成常規。只是，個人行為做了小小的改變還不足以終止氣候變化，需要的是人們生活方式的整體改變，必須改變文化並大幅減少消費。

計畫終將結束，氣候領航員可能會停止團體聚會，但他們都願意將永續經營的生活型態延續下去。他們說，這個計畫給了他們某些持續性的東西，那就是綠色生活不見得是艱鉅任務的覺醒。阿金先生說：「我們現在知道，不用改變整個生活型態，我們可以做小小的改變，一點一點來。」

【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

雖然政府要改善人口販運，但是最後總是在程序上空轉，或只是「抓小放大」，真正有販運行為的大仲介還是沒事。7日由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與法律扶助基金會舉辦的「台灣勞動法律實務與人口販運」座談會上，一位實際執行《人口販運防治法》的基層員警反映了真實的狀況。

該名員警表示，雖然已有人口販運防治法，實際執行上卻有很多困難。例如地方政府的做法不同，缺乏標準作業流程和認定標準，加上許多明顯違法的案件到了地方政府手上時，地方政府迫於民意代表、仲介或雇主的壓力，最後都不裁罰，實際執行的員警也覺得很無力。

人口販運防制契機

2005年，高雄捷運發生泰國移工大規模抗暴運動，起因於苛扣工資、伙食不佳、宿舍品質不良等多重因素，1,728名移工集體抗爭17小時，泰國政府稱「這是泰國提供台勞工20年來最嚴重事件」，半年後美國國務院公布的2005年世界人權報告台灣篇中，還以將近一半的篇幅陳述高捷泰勞受虐事件。高捷事件讓政府開始重視移工問題，民間團體也藉此事件，推動人口販運防治法，企圖改善移工的勞動條件。

座談會上，勞委會職訓局外勞聘僱管理組組長蔡孟良表示，有了這部法之後，仲介或雇主只要有不當債務約束、扣留重要文件、以脅迫方式或要求超時勞動等行為，都算是販運人口，可能構成犯罪。為了保障移工權益，一旦發現是人口販運的受害者，將會交由安置，安置期間若有工作意願，也會幫忙安排新工作。蔡孟良說，「不知道為什麼，明明已經是在保護底下的安置行為，卻還是有移工跑掉？」一切看起來美好的條文下，在執行面上卻充滿死角。

受害者難以認定

南洋姊妹會主任吳佳臻表示，許多的「疑似」受害者需要經過鑑定才能確認，這段期間會先被安置，但是鑑別時間相當長，還不一定能被認定為受害者，加上移工通常都背負著龐大債務，想要趕快去工作，結果跑去找工作，變成逃逸外勞。

另外，大多的移工都簽有自願書，自願放棄某些權益，雖然那個自願書本身沒什麼意義，因為如果不簽可能就不能來台工作，但勞委會認定移工簽了，就是自願。政治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廖元豪表示，勞委會一再強調，只要受到虐待或壓迫都可以進行申訴，但移工需要一份工作，在這種情境下怎麼可能去申訴。

2009年警察機關查緝的勞動力剝削案件只有46件，廖元豪認為，這個數字比進行移工活動的地方團體認知的少太多，一部分原因來自勞委會對所謂的人口販運的認定「太保守」，例如只要工廠一天有一段時間讓移工到便利商店買東西，就不算限制自由。

移工只能忍耐？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夏曉鵑指出，許多移工在NGO的鼓勵下向勞委會申訴，得到的回應居然是「雇主扣你錢，你就不要給他啊」，或當移工告訴勞委會他們常常被打時，勞委會只勸他「多忍耐一點」。這種申訴有名無實。台灣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秘書長李麗華也認為，第一線工作人員的訓練有待加強。

面對法令執行上的問題，吳佳臻認為，移工制度本身就有很大問題，他希望人口販運防制法的出現能夠改善勞力剝削狀態，讓移工有比較好的勞動環境，法令絕對有辦法執行，重點在於執行者願不願意貫徹。蔡孟良則認為，由於法令去年才開始實施，許多人員還在累積實務經驗，未來還有改善空間。全球化勞動力流動已是不可逆的趨勢，如何讓這些跨海討生活的移工，享有正常的工作條件，對政府將是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