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宗聖
電影《艋舺》成為近來熱門的話題。片中再現過往台灣地方社會生活，同時也將輟學、幫派、義氣、風化場所等社會現實，再次帶入我們的意識中。媒體共伴之社會效應，應運而生，像是家長擔心國高中生模仿劇中情節、教育單位請老師們在作文課、公民、生活教育等課程提供機會教育，改善觀念偏差、學校呼籲家長共同陪伴討論等等……。即使這是一部保護級的片子，家長們沒有帶孩子看過，但孩子也可能透過不同的媒體（新聞、網路）或人際管道（朋友或同學）學習。
媒體中「暴力與色情」的內容，再度喚起傳播界的老問題，假設「媒體具有萬能效果」，同時「被保護的對象」 （學生與兒童），也被界定為「無判斷能力」的閱聽眾，唯有「教育工作者」才能解救這群人，但論述過程中，卻鮮少聽見這群需要被保護的對象，如何解釋自己的模仿行為或看待影片中的人物與劇情。在「防禦性」的媒體教育，《艋舺》理所當然地，成為課堂「機會教育」的教材、品德教育的負面示範，而教育單位則是家長諮詢的對象、家長與教師則是保護孩子的角色。
然則，這種與「媒體對立」的教育現象，與「媒體素養教育」的假設不太相同。媒體素養教育，其實最重視「孩子」的經驗與能力，換句話說，就是假設「孩子不會只是媒體影響下的受害者」，相反的，「還有能力做思慮、判斷與決定」。用David Buckingham的話說 ，「媒體教育不應被視為一種保護，而是一種預備（preparation）」。在此意義下，媒體素養教育，不但重視「孩子們」的媒體經驗，而且還鼓勵孩子對週遭媒體的理解與參與，以《艋舺》來說，孩子如何解釋自己觀看的經驗、其中的社會行為與價值，孩子的觀點，我們「認真地」聽過了嗎？
從現實來看，除了影視娛樂新聞、節目外，幾乎是由家長、老師與教育相關單位，佔據對《艋舺》意義論述的版面。但仍有被界定為「可能受害的孩子」，跳出來反抗這些論述，他透過媒體投書強調：家長、老師批評因為電影《艋舺》講了一些不雅的話，使學生也講，……但風氣的敗壞是累積的，社會風氣也不會因為一部電影而頓時沉淪（何丞淵，2010） 。
我所引用的是一個孩子的聲音。試想，若有機會訪問不同孩子觀看經驗，會不會只有「無知地」的接受、還是有些「反抗」，或是跟大人想得「雷同」，還是超越無知、反抗與雷同，有四種、第五種、第六種等不同的聲音呢？這份「投書」，象徵意義重大，無論他講得有無道理、有沒有說服力、論證是否有瑕疵……，這些都不影響他勇於參與這世界：既不是《艋舺》娛樂電影的消費者，也不是教師與家長眼中的受害者，而是一個媒體公民。
媒體中的「暴力與色情」，固然是社會文化的禁忌，當影響的對象，可能是我們的孩子時，理論上，「介入感」會比較高，於是引發教師、家長與教育單位的「認知不和諧」，透過一些積極作為來平衡這樣的焦慮。這裡，「媒體素養教育」，提供另外一種選擇，即把「孩子當專家」看待，認真地聽聽他們的觀影經驗，如何用自己日常的生活經驗討論媒體世界的真實，而家長與教師在這過程中，則是引導者，不但鼓勵他們做媒體經驗的反思，同時也能用「媒體」（投書）發聲，參與媒體世界，做一個媒體公民！
（政大新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媒體素養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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