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來信

阿里山的來客

雨已經下了三天三夜。遠處隱隱有“轟、轟”的聲音,那是山洪爆發,巨石滾動,地面為之微微顫動。鐵皮屋頂把雨聲單調地放大,刷着耳膜。在山谷的木屋裡,從窗戶看出去,院子里的池塘快要滿了,而山脈隱沒在雨霧中。

這是台灣阿里山的雨季。被子一晚比一晚濕重,水汽密密貼在皮膚上。天亮了,一天卻不知如何開始。每天都想出門轉轉,但是大雨就意味着橋斷路斷。對於山上的鄒族部落來說,這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三年前“莫拉克”颶風帶來的水災沖毀了村莊,至今仍未完成重建。我住在這間木屋裡,看小貓卡在屋樑的縫裡,躲避另一隻的追逐。門口,一隻生病的狗“呼哧呼哧”喘氣,間或咳出一口痰來。

“郭小姐,你從大陸來,聽過《高山青》嗎?”就着雨聲,男主人梁代表――阿里山鄉民意代表――問我。

“當然啊。”這首“阿里山之歌”,是許多中國大陸人對台灣的第一印象。姑娘們在晚會上披掛繁複首飾,手牽手載歌載舞:“高山青,澗水流”,讓阿里山成為大陸遊客必往的景點。

“哎呀,我被這首歌害死了!”沒想到梁代表這樣說。有一年,他隨台灣原住民訪問團應邀去大陸,從北京到內蒙古,不管哪裡,遊覽車一停,就有人上車問:“有沒有阿里山的朋友?”梁代表高聲應:“有!”那人就說:“來來來,先下來唱個《高山青》吧!”連進蒙古包,他也要先於眾人,一邊接過哈達一邊唱《高山青》。“我唱到快要吐了!”梁代表抱怨說。 

碰見原住民/少數民族就要求唱歌,這種待客之道的確令人不適,但並非罕見。梁代表沒有想到的是,經過多年大陸各種晚會的傳播,阿里山之於台灣,就如同泰山之於中國,成為地理的象徵。如今終於來了一個阿里山的活人,哪還能放過。 

只是,這首歌和阿里山人沒什麼關係。居住在阿里山山脈的是台灣原住民之一――鄒族人,但是《高山青》並非鄒族民歌,它是漢人所寫,最早出現在1950年台灣上映的電影《阿里山風雲》之中。電影的導演之一張徹,後來成為香港新派武俠片創始人,他也是《高山青》的曲作者。這部電影中,主角是義薄雲天的漢人,原住民不過是陪襯。彼時中華民國政府剛剛撤退到台灣,政局動蕩,電影《阿里山風雲》很快被遺忘,但是《高山青》卻被傳唱,至今不歇。 

台南藝術大學的學者陳俊斌認為,這要歸功於國民黨的“政戰系統”。陳俊斌介紹說,張徹拍完《阿里山風雲》後就被蔣經國延攬入國防部總政治部擔任專員,並在政工幹校任教。在這前後,《高山青》被編成歌舞,教給國防部女青年工作大隊。1951年蔣經國在金門視察時,官兵們載歌載舞,用《高山青》迎接他。蔣經國回台北後,指示總政治部將《高山青》這類歌曲在軍中推廣,後來更促成“民族舞蹈推廣委員會”的成立。

這首歌豐富了軍民的文化生活,同時也由漢人塑造了“山地人”的形象:姑娘美如水,小夥子壯如山。而所謂“高山”,也是出自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將居住在山上的民族統稱為“高山族”,又稱“山胞”(山地同胞)。這些稱呼激起了反對之聲:原本生活在台灣的主人,被漢人趕到山上,要麼下平地接受漢化,要麼在山上獃著當“蠻族”,生活和命名都失去了自主權。直到1994年,經過十年的抗爭,他們才被正名為“原住民”――原來住在這裡的人。

由此,在很多人眼中《高山青》已經成了一首好聽但“政治不正確”的歌。2006年,阿美族知識分子舞賽·古拉斯和馬曜·比吼發表文章,批評原住民電視台在歌唱比賽中將《高山青》等作為指定歌曲,他們拒絕再被簡單化理解,拒絕成為漢人文化中的“小丑”。 

兩年之後,台灣開放陸客游。大陸遊客循着小學課文、晚會歌曲的線索,蜂擁而至阿里山、日月潭,印證自己的文化記憶。旅遊路線是被規定好的,遊覽車沿着阿里山公路而上,坐坐小火車,到奮起湖拍拍照,再下山買點茶葉,到此一游。山谷里鄒族人的生活,不在視野之內。 

阿里山鄉民意代表梁代表頭髮已經花白,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個酒席中,他穿着一件政治人物常見的深藍色馬甲,上面寫著楷體“阿里山鄉”。他膚色很白――這和很多原住民不同,肚子鼓起來,皮帶扣在腰間。席間有人向我介紹他說,“這是代表”,梁代表聽完插話說:“也就是地方惡霸!”滿桌大笑。其後大部分時間,他微笑着,看起來世事洞明,又隱藏極深。鄒族人內斂深沉,不像很多原住民那樣奔放、熱情。梁代表的女朋友不舞評價:“說得不好聽,就是陰。”梁代表聽了倒不生氣:“搞政治的人,有哪個不陰呢?”

梁代表的家族曾經是鄒族首領,後來被另一家族取代,因此他鄒族的姓叫“NIYAHOSA”,意思是“過去的王”。這個“過去的王”,現在大家都叫他“代表”,在幾十戶人家的村裡,他一定是個人物。“阿里山鄉可是台灣最高機關――海拔最高!”他很愛開玩笑。

年輕時梁代表曾經學習鄒族鼓樂,參加各類比賽。那時,歌舞似乎是原住民唯一被讚許並進入主流視野的領域。1980年代的經濟騰飛之後,台灣人有錢有閑四處旅行了。梁代表開了一家“山莊”,開始做旅遊生意。那時候,他就嘗到了旅遊業帶來的複雜效應。“好像部落有一層神秘的面紗,門一打開,面紗就沒了。”他說。最早是登山客來到阿里山,後來遊覽車開進山,遊客越來越多。有人在河邊炸魚炸蝦。很多植物消失,因為被遊客採光了。 

旅遊業改變的不止是生態,還有部落的文化。鄒族原來以耕作為生,種小米、挖筍,可是農耕太苦,“賣筍又總是被漢人騙”,相比之下,做旅遊輕鬆好賺。年輕人都去開餐廳、當司機、導遊,村裡八十戶人家,有十家都在開民宿。看似是一個謀生的機會,危機卻不小於威權時代的政治統治。“沒有人再想要學習部落傳統。”梁代表說。沒有人再想耕作、打獵、了解和土地有關的知識。 

阿里山的幾個鄒族村莊都開發了屬於自己的旅遊路線。可惜三年前的“八八水災”衝垮了房屋,也阻斷了通往景點的路。很多村民至今仍住在臨時搭建的組合屋裡,梁代表和女友不舞蓋了一個木屋,原本打算作為咖啡館,現在也只能作為起居室和客房。那裡正是我看貓看狗蝸居的地方。 

這裡也是不舞的工作室。不舞是原住民藝術家,小時候她養過一隻山豬,一天回家發現已經被母親殺了,她大哭,開始畫畫療傷,從此山豬就是她最重要的主題。 這三天,我的床對面就是一小副山豬圖。畫里的山豬側面示人,左邊的獠牙翹起來,黑色小眼滴溜溜的,身上還有些粉紅色的小雪花。每天睡覺前看着這些山豬,怎麼說呢?如果是印在T恤或是茶杯上,我倒願意買一件。 

35歲的不舞有點發胖,臉龐黑紅,圓圓的眼睛似乎永遠在驚訝,永不合上,期待看到傾聽者的反應。 她講話勻速緩慢,我跟她共處了三天之後,這種語調已經令人頭昏。即使在原住民當中,不舞的個性也更樂天一些。“水災”之後,村子裡的房子都衝垮了,這間新蓋好準備當作咖啡館的木屋,倒留了下來。全村人都聚集在這裡,白天說說笑笑,晚上都翻來翻去睡不着。 

和政治人物梁代表不同,我想,她是真的很單純,生活的表面即已是生活的全部。不舞喜歡說:“很神奇吧?”語氣平緩,和事情本身一樣,一點都不神奇。她做麵包,吃麵包,找東西,忘東西,除了找不到鑰匙,她從不擔憂什麼。十五年前,她要跟媽媽回部落,爸爸問,妳回山上做什麼?靠什麼生活啊?她說:“反正在山上又不會餓死。”

不舞的父親是1949年隨國民黨來到台灣的漢人。父母結婚前,媒人向她的母親保證說,他人好,又是檢察官,收入穩定。不舞的外公想了想,也好,山上的生活太辛苦了。於是不舞的母親,這位鄒族姑娘遠嫁,不舞和妹妹、弟弟都出生在台北。她對於父母的印象是:“媽媽很愛玩,很活潑,喜歡出去跳舞;可是爸爸很嚴肅,他不喜歡這樣。”

媽媽忍受不了規矩太多的城市生活,從台北回到了阿里山,開了一個小吃店。弟弟和妹妹繼續留下來做台北人,不舞跟媽媽回到部落,把漢名匡祖鳳改成鄒族的名字不舞·阿古亞娜。

即使在今天,台灣歷經了二十多年的原住民運動,民族之間的隔膜仍然很深。不舞說“八八水災”之後,原住民下山去買飲料,漢人店主驚奇地說,你們原住民還會喝飲料啊?在全球化、都市化、漢化的今天,不舞是很少的返鄉青年之一。儘管數量很少,但是潮流正在形成。和都市的個人主義不同,部落是另一種體系,一個大家族,互相支持,所以“不會餓死”;同時,只要有土地,就有食物,這是古老的智慧。從另一個方面,不舞畢竟是半個都市人,她種有機茶,在部落推廣精緻農業,把山豬設計成品牌作為觀光紀念品。雖然她做事十分隨性,但這已經不是原住民的傳統生活了。

但部落真能隔絕於這個變化的世界嗎?旅遊業已經把人們推向矛盾的境地。阿里山鄉村裡的發展派認為,為了經濟,必須吸引遊客。村長陳有福說:“阿里山遊客一年幾百萬,到村裡有沒有兩千?沒有。如果能有八千,一個月來六七百人,我們就夠吃了。”但是梁代表認為,在迎接更多的遊客之前,部落需要被教育,懂得保護自己的文化和土地。 

對於發展旅遊,像精神分裂一般的兩種聲音並存於台灣:一邊嫌惡,一邊又覺得這畢竟是個經濟增長點。 我想起見過的大陸遊客,像在全世界一樣,舉手投足闊綽狂野,很容易辨認。台灣的電視新聞里常常報導大陸遊客的失儀行為,在旅遊景點刻字、吐痰、洗腳。而目前政治導向下的旅行團經濟――到此一游加買紀念品――並未讓一般人獲益。一次,我在火車上聽到一個小夥子操着東北話對手機嚷嚷:“這兒啊,就跟海南島差不多,還不如海南島呢。”

第四天,雨下得更大了。梁代表幫我找了輛車,載我一路逃下山去。雨水如潑,雨刷劃開的前方,盤山路幾分鐘一個轉彎。 離開村莊的橋已經塌了一半,到處是土黃色的洪流往下奔騰,路上時有大石、斷枝。沒有完全折斷的樹枝垂在路當中。貨車衝過去時,它們向你加速衝過來,你不由自主往旁邊一閃,像在看3D電影,樹枝啪地打過車窗。

到了最近的嘉義縣,天雖陰沉,卻完全沒有雨。街市如常,像一切都沒有發生。對平地上的人們來說,一切也的確沒有發生。無論是自然災難,還是生態的報應,都已經由山上的部落來承擔,而且他們通常是更無力的人。在山上漫長的焦慮此刻好像撲了一個空。這種緊趕慢趕又忽然失重的感覺,很像2009年7月的“新疆騷亂”期間,當時我恰好在新疆,緊忙從風聲鶴唳的新疆逃回北京,維漢仇殺死亡數百,但是等我回到北京,發現對於在北京的朋友們來說,那只是新聞上的一個標題。中國的漢人佔了全部人口的絕大多數,去理解和傾聽別樣的文化,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彷彿那是種負擔,既沒有這種意願,也不覺得有什麼必要。

郭玉潔是旅居台灣的記者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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