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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菁:我又不是寫兩性小說的,幹嘛去騙人呢

作者:李屏瑤 / 2012-09-10

李維菁-1
(攝影/陳昭旨)

帶我出門,用老派的方式約我,在我拒絕你兩次之後,第三次我會點頭。不要MSN敲我,不要臉書留言,禁止用What's App臨時問我等下是否有空。我們要散步,要走很長很長的路。只有在散步的時候我們真正的談話,老派的談話。
——《老派約會之必要》

老派約會之必要
老派約會之必要
首本小說《我是許涼涼》出手就讓人驚艷,李維菁寫了一年專欄,在臉書的百轉千讚、讀者的千呼萬喚之下,終於集結出版新作《老派約會之必要》。帶著皮鞋叩地的聲響而來,她的目光穿透人心,筆法精細如利刃,帶來嶄新而復古的約會模式;她剖析感情裡的抑揚頓挫,拯救無趣的日常生活,為塵世迷途的痴男怨女帶來救贖,可說是居家旅行的必備良品,送人自用都實在。

「大家寫專欄都像在寫自己的生活,喜歡用第一人稱,但我很不會寫自己的生活故事。」李維菁說,剛開始接專欄是有些抗拒的,不僅是新嘗試,還要分隔好創作與生活,「不太在意被看,比較怕暴露自己,不是刻意,是習慣性的問題。」直到寫了半年多之後,她才開始放一點日常生活進去,更多時候書寫對她來說,更像是一種「變身」。「眼睛閉起來,換一口氣我就開始寫。」這狀態可能會穿越陰陽界,像是她那篇〈嬰靈〉;可能是討論《暮光之城》類型的永恆,如〈與吸血鬼相愛〉;甚至是化身為妖,例如那篇〈歇斯底里患者的犯罪告白〉,「我幻想自己是蛇髮女妖,站在石頭,就開始唱很恐怖的詠嘆調。」瘋狂的花腔女高音無比華麗,一字一句如同實體,文字也能魔音傳腦。

使用的書寫形式像是散文,也像小說,李維菁的專欄練習下,也產生新品種,「把小說的手法跟詩或音樂攪在一起,是我這幾年在做的。」她的創作素材多來自日常生活,她像個敏銳的採集者,來源可能是畫面,可能是幾個句子,她習慣放久一點再開始寫,以時間滋養故事,每篇一千多字的篇幅,她覺得寫法不像小說,比較像是歌劇的詠嘆調,人物出場會有的獨唱曲,「不斷給人物細節、顏色、口氣、情緒,即使不說全部的故事,讀者也會知道,可能是發生了什麼狀況。」她注重細節,希望更多種感官加入文字,不只是平面的體驗,「例如說加入音樂,甚至有視覺性,甚至是有物質感的,有光影的層疊或是顆粒。」她也注重每個篇章的節奏,「即使是三萬字的小說,也希望拿出來隨便拆一段都是可讀的,並且讀起來有旋律跟節奏,中間部分則是踩油門再推進一些。」

除了在腦海裡架構故事,李維菁的小秘訣是聽別人說話。她常常在捷運上或小吃店聽到別人的談話,可能是大嬸之間的,或是計程車司機,「那些人講得好好喔,都忘不掉。」她以瑞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為例,寫的類型雖然是犯罪小說,但是非常會寫對白,「如果對人有真正的好奇,真的會被那些小事情逗樂的話,就很難忽略這種事。不只是寫作,包括攝影、音樂都是,如果不是真的入迷於『人』的氣味,是會反映在作品上的。」把感官打開一點,接受角度再廣一些,讓那些東西進入作品,她不只喜歡聽,也喜歡看,「我可能在路上看到有個女生衣服搭配得很好,一整天都會覺得受到鼓舞。」

靈感降臨的時間難以預測,她說記點東西是必要的,可能恰好坐在書桌前,如果不是,也要趕緊出手抓牢,「我的專欄有好幾次是寫在杯墊上的,曾經拿了同一個店家五個杯墊,回家就開始抄,店家應該很恨我……」將靈感定在杯墊上,有的定在餐巾紙上,故事在那個瞬間被捕捉,即使收集時無法預估使用的時機,李維菁形容,「就像放在抽屜裡吧,想像你有一面牆,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抽屜,想到就打開來拿一下。」

我是許涼涼
我是許涼涼
《我是許涼涼》裡說過言語與溝通的不可信,她覺得人都過度仰賴言語,不去觀察別人,謊言說上十次就足以說服別人、塑造出那樣的假象,作者當然也可以在小說裡讓人物得到療癒,得到從此的幸福快樂,但她說,「我又不是寫兩性小說的,幹嘛去騙人呢。」

不走溫情主義,不寫她自己不信的,不一定要是療癒,而是懂得與傷害、難堪並存,李維菁讓筆下的人物,直接碰撞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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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文學雜誌《格蘭塔》推出中文版

Jonathan Worth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格蘭塔》的國際版本和一些過刊,這本文學雜誌準備擴張更多國際版本。

《格蘭塔》(Granta)是一本發源於倫敦的文學雜誌,問世於維多利亞時期,它的中文版創刊號將在下個月面世,由此在全球使用人數最多的五種語言中,《格蘭塔》將擁有其中四種語言的版本。這份一流的季刊自豪地稱自己為“新寫作雜誌”,其全球化計劃還遠未止步於此。

《格蘭塔》的主編約翰·弗里曼(John Freeman)今年夏天在紐約接受採訪時說:“五年後,我會看到我們有15到17個國際版。我不想徒勞地尋找那個在大學裡學習創意寫作、會訂閱我們雜誌的學生,我想找到真的想看、真的需要這份雜誌的人,不管他身處何方,這意味着要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找。” 

除了英語和現在的中文之外,《格蘭塔》還用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意大利語、保加利亞語、瑞典語和挪威語出版。外文版不僅刊登翻譯自英文版的文章,還經常有本土作家的原創作品,近年有一些還登上了母刊。(在五大語種中唯獨只缺阿拉伯語版。) 

不管用哪種語言出版,每一期的《格蘭塔》都會圍繞着一個主題加以組織,通常是一個地域(英國、芝加哥、俄羅斯、澳大利亞)或一個話題(工作、性、醫學、父親)。只不過圍繞這個主題的討論是以各種虛構或非虛構的形式進行的,參與者中有知名作家,也有不知名的,他們本身也是這份雜誌讀者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小說家理乍得·魯索(Richard Russo)說:“在我職業生涯之初,登上《格蘭塔》不僅讓我覺得高攀上了一些真正重要的作家並受到這一大家庭的歡迎,還提高了我的名氣,使我為人所知。”他的最新作品、回憶錄《在別處》(Elsewhere)便脫胎於他最近給《格蘭塔》寫的一篇隨筆。“我們正目睹藝術和文學世界的嬗變,但《格蘭塔》始終是一份特別兼收並蓄的偉大雜誌。他們做了許多不同的事情,而且做得很好。”

《格蘭塔》是一份文學雜誌,1889年創辦於劍橋大學,它這個很特別的名字源自流經劍橋鎮的一條河。作為一份學生刊物,它給一些剛剛投身寫作的英國作家提供了發表機會,這些作家後來漸漸成長為二十世紀的傑出人物,包括A·A·米爾恩(A.A. Milne)、E·M·福士特(E.M. Forster、泰德·休斯(Ted Hughes)、邁克爾·傅雷恩(Michael Frayn)、塞西爾·比頓(Cecil Beaton)和史蒂維·史密斯(Stevie Smith)。

經歷了一段財政困難不斷加劇的時期後,《格蘭塔》在1979年死而後生,雜誌進行了改版,並開始關注劍橋社區之外的作家和讀者。四年後,它首次發佈了20位“最佳英國青年小說家”名單,這個每十年做一次的專題使《格蘭塔》在國際上嶄露頭角,成為該刊的一大特色。

第一份名單中能找到許多如今統治着英國文學的作家,如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和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之後的第二年還推出了40歲以下作家名單。1996年,《格蘭塔》首次發佈了兩套“最佳美國青年小說家”。這一名單提攜了許多作家,如麥迪遜·斯馬特·貝爾(Madison Smartt Bell)、傑弗里· 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喬納森·薩弗蘭·福爾(Jonathan Safran Foer)、喬納森·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妮科爾·克勞斯(Nicole Krauss)、洛麗·摩爾(Lorrie Moore)、加里· 施特恩加特(Gary Shteyngart)等等。

在認識到這類名單在文學和營銷上的用處之後,《格蘭塔》的國際版如法炮製:2010年用西班牙語和英語推出了“最佳西班牙語青年小說家”,上個月葡語版出版了“最佳巴西青年作家”。英文版《格蘭塔》計劃明年做一個巴西作家名單專刊,中文版也有這個打算,緊隨其以英國為主題的創刊號之後。 

《格蘭塔》中文版編輯彭倫在上海接受電話採訪時說:“《格蘭塔》的這些項目很有名,我們相信,這樣的名單會廣為流傳,就像是給好奇的中國讀者提供的指南。在中國,外國文學的讀者群不大,大部分中國人甚至不熟悉塞林格(Salinger)、厄普代克(Updike)這樣的作家。但是我認為,年輕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受眾群正在壯大,上過大學的人,他們想聽到一些新的聲音。”

《格蘭塔》雜誌社是個九鼎大呂的英國機構,不過現在運營它的都不是英國人。2008年入職的主編弗里曼是美國人;他的副手埃拉·奧爾弗里(Ellah Allfrey)出生於津巴布韋,先是在美國讀書,後來才到英國的喬納森·凱普出版社作編輯;該雜誌的出版人和主要的出資人西格麗德·勞辛(Sigrid Rausing)是一位瑞典女家族繼承人和慈善家。

不過,為英語文學在國際上搶佔灘頭陣地並不是那麼輕鬆的事。《格蘭塔》第一次冒險辦的外文版是西班牙語版,那是將近十年前的事了,書商和批評家們一開始都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個以書的形式出版、內容無法分類的雜誌。

西班牙語版《格蘭塔》的聯合編輯奧雷利奧·馬傑(Aurelio Major)解釋說:“西班牙有許多重要的文學雜誌,但是把短篇小說、新聞報道以及其他一些非虛構和新新聞的體裁用如此原創的手法結合起來,還是頭一次。左翼人士自然是少不了要把《格蘭塔》看成《格拉瑪》(Granma)。”後者是古巴共產黨的機關報、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喉舌。

弗里曼說,《格蘭塔》的編輯們不是把外文版看作“特許經營項目”,而是將它們看成“在世界各地尋覓文學才俊”的星探。這種思路也有益於該刊的出版部門“格蘭塔圖書”,這個部門過去簽過不少雜誌培養的作家,並帶領他們完成了更大、更有雄心的計劃。近來這種“異花傳粉”的實例包括賈斯汀·托里斯(Justin Torres)在2011年出版的小說《我們這些野獸》,以及奇內羅·奧克帕蘭塔(Chinelo Okparanta)即將出版的由奧爾弗里編輯的《幸福如水》。

奧爾弗里說:“它就像個圖書館,你可以在裡面挑選出最好的作品。”《格蘭塔》英文版商業上最成功的一期是2010年的巴基斯坦專刊,銷量達5萬多冊。書籍的銷量也有增長,因此《格蘭塔》的經濟狀況比2008年大衰退開始前還要好。

弗里曼說:“我們得到了西格麗德的資助,這對這本雜誌的生存來說至關重要。”但接着他說, 西格麗德·勞辛女士用於資助雜誌的資金“過去三年間削減了一半”,這主要歸功於美國訂戶的大幅增長以及廣告收入的增加,“雜誌的財務狀況比以前好”。

隨着《格蘭塔》的擴張,各外文版之間也開始相互推薦作品,有時候甚至會把倫敦甩在一邊。七個編輯部建立了每周一次的電子郵件傳閱交流,去年4月倫敦書展期間,弗里曼把他的外國同事聚到一起,到勞辛女士家中共進晚餐。

《格蘭塔》巴西版編輯總監羅貝托·菲斯(Roberto Feith)也參加了4月的那次聚會。他說:“在我看來,《格蘭塔》的國際化最有趣的地方是,它在為偉大的作品創造一個交流論壇,這種交流不是《格蘭塔》英國版上的英語作品單方面地流向其他國家,而是四通八達和富有交互性的。這種交流過程究竟會把我們帶向何方,目前還不得而知,但一定會是一段有趣的旅程。” 

翻譯:貝小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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