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麥子不死

 地球公民基金會電子​報第01期

2011.2.1

文/蔡卉荀(地球公民基金會研究員)

    前年查獲桃園觀音工業區偷排廢水，環保署以行政罰法計算不當利得，向污水處理承包商求償一億三千萬元，創國內環保史上第一起天價罰鍰。然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近日判決包商抗罰勝訴，理由是：工業區污水排放是結構性問題，應由經濟部和環保署共謀解決，而環保署僅採取行政處分，不能達到環保與經濟雙贏的目標。

    包商與工業局明知故犯、毒害大地的罪行令人髮指，如今竟從法庭中脫罪免罰，此不僅嚴重打擊第一線環保稽查人員士氣，更讓全台民眾大嘆不公。然而，此判例也凸顯出環保法規的不足與行政機關的失能：

1.  現行水汙法最高罰鍰僅六十萬元，與廠商所造成之環境損害不成比例，間接鼓勵廠商知法犯法。

2.  工業局身為事業主管機關，不僅未輔導廠商依法行事，還以契約轉嫁，讓廠商負擔行政風險，其行徑著實瀆職、可恥！

3.  環保署輔以間接的行政罰法來加重處分違法廠商，立意雖善，但除了有適法性的爭議外，拐著彎開罰正暴露環保機關無能直接針對廠商的惡行採取有效的懲處，而環保署不謀根本解決之道，退居次級處罰，也凸顯其過份倚賴末端查緝、懲處，以為單憑如此就能改善工業廢水汙染的顢頇態度。

    解決工業廢水污染首要從源頭減量、建立有別於今日貓捉老鼠式的稽核制度、並針對廠商之環境損害責任修訂合理的裁罰規範。是故，工業局和環保署均責無旁貸！

    工業局握有龐大社會資源，可支援的學術團體不勝枚舉，工業局依法有責任與義務，主動研發、輔導廠商改善工廠製程，選擇無毒或低毒的替代原料，建立生產流程中所有毒物與污染物的流佈路線與防堵機制，加強廢水入流管理與末端處理回收能力，並協助環保機關建立直接從製程中防弊、稽查的機制。工業局若仍只管產能產量的成長，不做有助於環境永續的事，我們的工業區和工廠只會繼續不眠不休地製造垃圾給來不及替他們擦屁股的環保機關和無辜受害的土地與人民。

    環保署則應該研擬追究廠商對環境、土地、人民造成傷害的合理補償與處罰辦法，提報立法機關制定相關法規，同時更要思考如何將污染管理的範疇從生產的末端擴展到前端，積極研擬更有智慧、不需耗費人力經費疲於奔命的污染監控稽查體制。這種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在歐美日先進國家早已行之有年，見諸各類環境法規的規範與執行手法中；對岸的中國更在2007年制訂《環境信息公開法》，不僅讓企業有公開其經營活動中所有環境信息的壓力，更保障公眾獲知環境資訊、參與環境保護的權益，反觀台灣尚無這類法規，在環保人權方面已被迎頭趕上。

    法院的判決宛如當頭棒喝，工業局應停止悖離國際潮流、停止用經濟謀殺環保；環保署應深自反省、建立積極有效的法制與管理手段。這是一個需要經濟與環保共創雙贏的時代，否則只會讓犯罪的廠商繼續逍遙法外，讓長期飽受汙染之苦的台灣土地與人民更加感到洩氣與絕望。

台灣立報2011.2.1

【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

微軟派遣員工不滿年前遭解雇投訴媒體。這樁派遣員工解雇事件凸顯非典型勞動日益增加，法令與權益保障卻仍不足的大問題。

在台灣微軟OEM部門工作的Dolly向媒體投訴，28日下班前接到公司通知，以她裙子過短為由解雇她，隨後，她收到派遣人力公司相同通知，感到憤憤不平。不過，微軟與派遣公司卻表示還在了解詳細情況。

解雇須有正當理由

依照現行勞基法，派遣員工的確受雇於派遣公司，要派公司只是員工工作場所，要派公司認為員工不適用必須有正當理由。勞委會勞資關係處副處長楊錫昇指出，即使要派公司不用她，派遣公司也必須幫她找到其它工作。

楊錫昇表示，目前看來解雇裡由涉及歧視，該名員工可在爭議發生當下，向所屬地方主管機關申訴，請相關單位介入協調。台北市勞工局就業安全科科長江明志指出，去年5月新竹縣政府曾詢問勞委會，派遣員工遭到要派公司歧視，應由派遣公司或者要派公司負責，「根據當時勞委會的解釋文，比較傾向由派遣公司負責。」江明志說，但員工畢竟是在要派公司工作，發生糾紛卻找派遣公司來協調，「真的很奇怪！」

江明志強調，就業歧視涉及勞工權益，受害者可向主管機關申訴，「由於當事人是派遣員工，相關單位還得再去了解當初要派公司與派遣公司之間簽的合約內容。了解這次解僱是否違反合約內容。」若當初兩方合約內容只有「不得違反勞動相關法令」這樣的字句，則未來在協調上將會演變成雙方各執一詞的窘境。

因該名員工受僱的派遣公司登記在新北市，而要派公司卻位於台北市，究竟應該由哪個單位負責，仍有爭議。

江明志表示，台北市勞工局也有向勞委會請示，到底應該由哪個單位負責，目前正在等待回應。

派遣公司助雇主卸責

對於派遣人力勞資糾紛權責不清問題，自主工聯執行長朱維立指出，「現行派遣公司就是在幫真正的雇主解套，讓他們逃避相關法令，不需對員工負責。」派遣公司雖是名義上的雇主，但員工還是受到要派公司的監督與管理，而且「是否適任」也是由要派公司決定，要派公司應有部分責任。 

朱維立直言，派遣人力長久以來的問題就是負責的對象太混亂，發生糾紛時不知道誰該負責。勞工團體也強調，發生勞資糾紛時，要派公司和派遣公司都應該共同出面進行協調。

目前勞委會打算修改現行勞基法，加入派遣專章，朱維立也表示，派遣專章將要派公司與派遣公司的權責切割得很細，例如組工會權益、勞健保都是掛在派遣公私底下，「但是派遣員工在不同要派公司工作，面對的職場環境與工作狀況各不相同，要怎麼共組工會？」

朱維立強調，許多長期使用派遣人力的國家，例如德國與日本都開始反省制度問題，派遣人力造成社會貧富不均擴大，勞工貧窮化與就業不穩定等問題，「以台灣8百萬名勞工來說，其中有60萬是派遣，勞委會應該思考如何讓這些人成為正職員工，而不是想辦法為雇主解套。」

人本教育基金會電子報2011.2.1

◎盧玲穎(人本教育札記前主編、人本教育基金會專案研究員)

這篇文章要談一些日本對於「霸凌」事件的研究。相較於歐美國家，日本的校園文化及教養文化與台灣更接近，而日本學者們累積近二十多年的相關研究，或許能給我們一些不一樣的啟示。

排擠是日本校園中最嚴重的欺負事件

日本大規模的「霸凌」相關研究開始於1980年代。1984年，日本發生了十多起學生自殺事件，教育當局在調查過後，發現許多自殺事件與學校中的欺負事件有關。他們也發現學生留下的鉅細靡遺的遺書，這些遺書常描述他們在學校內如何受到欺負、以及周遭成人如何無法協助他們。學者也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校園調查，企圖找出校園欺負現象的特徵、以及可能的改善方法。

日本學者強調日本的「霸凌」有其根植於日本文化的特性。因此即使在英文文獻中，許多日本學者仍堅持用「Ijime」這個仿日文發音的英文字，來描述在日本校園中的欺負現象。因為他們發現，這些事件雖然類似於歐美所定義的「霸凌」，例如這些行為是長期的、重複的、針對個人的，但在日本，常被歐美學者討論的肢體暴力事件並不是欺負事件的大宗，反倒是過去較少被搬上檯面討論的排擠、排斥等行為，是日本校園內最常發生、也對學生影響最深的欺負事件。

日本學者觀察到許多「集體對個人」的霸凌，亦即有一群人共同持續地欺負、排斥（忽視或隔離）、嘲弄一位被大家定義的弱者。這樣的欺負表面看起來不如肢體暴力有殺傷力，但其實負面影響驚人。一位自殺的日本學生在一張紙條上就留下這樣的句子：「我覺得我所有的朋友都對我很冷淡，我無法相信任何人。」 (註 1)

註1：The Japan Times Online,OCT. 28, 2006. Bullying still a school problem.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ed20061028a1.html

而日本校園中的欺負行為，又往往是以班級為基礎，學者發現常有全班同學共同排擠某位同學的狀況。同時，日本學者強調，排擠與嘲弄他人的學生可以是任何人，部分所謂的好學生、或看起來相當平凡的學生，在排擠、嘲弄、或鼓動他人排擠同學時，並不會比較仁慈。

集體文化的影響

日本學者也試著尋找那些造成、或促發這些「集體性欺負現象」的因素。

常被提到的是日本的「集體文化」的影響，因為日本是一個要求「服從」以及「集體」的社會，例如日本有一句常用語是：「只要有人去排隊，你就去排」。而在日本的學校裡，密密麻麻的校規往往是希望學生們維持「相同的樣子」。在這種氛圍下，只要你是「不合群的」、「不一樣的」、或「不符合規定的」，就有可能被排擠。

學者的發現是，當加害者被問到他們為什麼欺負某位同學時，常見的回答是：「那個人很自私不合群」、「那個人的舉止不得體」、或「那個人不守校規」。一位成績很好、參與活動也很積極的八年級學生，在被問到排擠同學的原因時說：「我不覺得排擠別人的人就要負起完全的責任，因為，如果全部的人都討厭某個人，那個被討厭的人一定有什麼問題。」(註2)

註2: Akiba, M. (2005) Nature and Correlates of Ijime – Bullying in Japanese middle scho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1(3) 217-236.

在這裡，「集體化」的概念深植人心，因為這些學生無法融入集體，所以是「大家不喜歡的」，因為是大家都不喜歡的，所以大家有權力處罰他。

校園文化的影響

除了社會上的集體氛圍，日本的校園文化也是學者提出來討論的要點。有學者認為，日本學校裡主要教學生功課，而不是教學生互相相處，這不但無法協助學生處理人際關係中的衝突，也讓學生更容易複製日本校園內的威權管理概念。

許多學者也認為，日本學校內的師生關係對於學生間的欺負行為有直接的影響。在一份針對767位國小與國中教師的研究中，就有三成國小老師和四分之一的國中老師，認為他們自己在教學時所說的和所做的，可能催化了學生間的欺負行為。例如，當老師以帶有貶抑地位的方式喊學生，或者當老師用體罰、嘲弄、或是貼標籤的方式來懲戒學生時，他們用來貶抑或處罰學生的不當說詞，常會被學生引用來嘲弄別人。 (註3)

註3. Cited in Yoneyama & Naito, 2003. Problems with the Paradigm: The School as a Factor in Understanding Bullyi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apan). 24(3), pp.315-330

2006年日本發生的一位學生自殺事件，就是一個這類事件的極端結果。這起發生在日本福岡的學生自殺事件，經過當地教育單位調查後，發現這位學生先是在課堂上被老師嘲弄是「偽君子」，然後開始被全班排擠。更糟的是，這位老師還在課堂上公開這位學生的父母與他自己的對話，然後嘲笑這位學生是騙子。 (同註1)

在這位學生自殺後，這所學校的校長公開向全校學生道歉，表示這位老師的行為是這位學生被欺負的催化劑，而日本教育當局，也更謹慎反省教育者在校園欺負事件中的角色。

正視與觀察

對日本來說，多年來針對霸凌的討論與研究，讓他們更清楚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也讓他們對於造成欺負現象的環境和校園環境有更深的理解。他們在校園中推動的防制計畫，也有一大部分，是要求教育者帶著學生一起正視校園內的欺負現象，教師會要求學生寫出他們所遇到的欺負事件與心情，並協助學生一起討論遭到欺負的感覺。而許多教師也透過這樣的過程，反思某些自己習以為常的作法，同時發展出可以努力的方向。

日本的研究也可以給台灣一些啟示。首先，日本很清楚地描繪出了其校園中最常出現的欺負現象，並針對其尋找可能成因。這種對於存在事件的探究與描述，是找出改善方法的重要的第一步。然而，在目前台灣媒體將許多不同種的欺負現象都歸類為「霸凌」的氛圍中，各種不同形式的校園欺負現象很少被討論，而這種對現象的含糊理解，不僅會阻礙人們正視校園內的狀況，更會讓教育者針對不同的狀況要求不同的協助或提出不同的改善方法。

另外，日本當局雖然多年前就開始持續追蹤校園欺負事件，其回報數字也在2000年後緩慢下降，但在2006年，幾件同時發生的學生自殺事件又引起大家的關注。這顯示面對校園欺負現象沒有特效藥，需要的是教育單位、家長、以及造成社會氛圍的所有大人長期且持續的努力。這些努力必須不流於表面，就如挪威學者奧森所說的，校園內面對各種衝突時一定要有「嚴肅的討論」，唯有謹慎的協助學生回想及思考事情的教育方式，才能真正傳達「這件事很重要」的訊息給學生，也可以讓學生感受到大人在意的是「行為」，而不是要對他們個人下價值判斷；也唯有當學生釐清了行為的意義，並肯定自己有能力改變時，他們才能夠真的改變。

※ 參考資料：
1. 日本教育統計. Retrieved December 10th, 2010

2. Fukuzawa, R. E., & LeTendre, G. K. (2001). Intense years: How Japanese adolescents balance school, family, and friends.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3. Natio, T. Bullying and Ijime in Japanese school: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Retrieved January 25th, 2011

4. Rios-Ellis, B., Bellamy, L., & Shoji, J. (2000). An examination of specific types of ijime and their prevalence within Japanese schools.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1(3): 227-241.

5. Taki, M. (2001). Japanese School Bullying: Ijime-A survey analysis and an intervention program in school. Presented on 19th October in 2001 at Queen’s University in Canada.

6. Treml, J. N. (2001). Bullying as a social malady in contemporary Japan .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44(1), 107-117.

7. Yoneyama, S. and Naito, A. (2003) ‘Problems with the Paradigm: the school as a factor in understanding bully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apa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4(3): 315-330.

台灣立報2011.2.8

■謝國清

年前舉辦的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中，新北市教育局長林騰蛟表示，明年的擴大免試入學考慮採取「申請抽籤」模式，符合門檻的學生皆可報名，再由學校抽籤，避免過分重視在校成績；此議一出，多位校長表示若採抽籤，學生入學僅憑運氣，有如抽獎，風險太大，甚至認為抽籤不適合教育，「申請抽籤」果真如此可怕？不採抽籤模式，12年國教該如何進行呢？

教育界一直標榜教育是「以學生為主體」，讓學生依自己的性向選擇學校或職科，不但讓學生適性發展，也落實教育理念，許多人都關心，萬一學校登記滿額，特別是目前學校被分類，導致少數學校大量超額怎麼辦？因此才有「抽籤」之議，部分校長擔憂「抽籤」將對學生造成太大風險，其真正原因恐怕正在於「抽籤」將造成學校辦學上的極大風險，長期面對學科成績均優學生的老師如何進行差異性教學？長期沉浸在高升學率的學校如何轉而輔導學生適性發展？這才是校長們真正擔心的吧！

民間團體倡議12年國教的過程中，經常被質疑「把9年國教延長為12年，真能解決國教的問題嗎？」當然不是，但我們總得耐心解釋「12年國教的核心並非只是把9年國教延長為12年，它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讓孩子適性發展。」從聯考到基測，甚至採計在校成績的擴大免試入學方案，國中生升高中或高職的依據主要是學科成績而非性向，高中職學校被區分為不同等級，學生也被成績強迫分類，讓許許多多孩子浪費青春，白念許多年書。

優秀生不靠分數篩選

事實上，教育部曾提到「推動12年國教的政策目標除了紓緩升學壓力，引導學生適性發展，是為了提升國民素質，增進國家競爭力。」相對於這幾年台灣社會逐漸發掘的「台灣之光」，他們幾乎都不是因學科能力取向造成的「優秀」，另方面，大學校院推動的繁星計畫也間接證實，高中職的學科能力並非孩子成就的關鍵因素，但能成為台灣之光或參與繁星計畫者畢竟少數，大多數孩子從國中開始到高中結束，因為目前的入學模式，依然被學科成績綁架；由此可知，推動12年國教，「國中升高中」的入學模式將成為關鍵因素。

教育部前年起推動「高中職擴大免試入學方案」，名為「免試」，然而因「採計在校成績」，卻導致國中生必須考更多試，高中職校都希望能「找到學科成績較佳的學生」，這樣的學生容易教，對未來升學率也較有幫助。可是，這種思維無助紓緩升學壓力，更不可能使學生適性發展。推動12年國教，如果不改變國中升高中的傳統思維模式，那恐怕真的無法解決目前國教所產生的各項問題，更會衍生更多問題。

發掘孩子的潛力

「抽籤」背後有一層極其重要的涵義，那就是家長們必須真的相信教育界長期標榜的：「台灣的老師素質不但高而且齊一」，只要每位老師都能落實「提升並發掘每個孩子的能力」的教育理念，幾輪「抽籤」下來，學校自然均質，家長們也就不再汲汲營營把孩子送到遠方的學校，這不影響特色學校，就如同目前仍存在少許特色學校一般，這樣的發展將使特色學校更容易發揮。

「推動十二年國教」不但是為每個孩子適性發展著想，更是台灣教育界實踐教育理念重要的一步，期待所有教育人能秉棄篩選學生的思維，能更有信心的接受新時代孩子們的挑戰，期待負責研擬並推動12年國教各項配套措施的教育官員，能時時刻刻回歸推動12年國教的核心價值，期許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達成20年後「國民素質的提升，及增進國家的競爭力」的目標。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

▲百試升學體制總是壓垮學生的肩膀，為讓12年國教順利上路，申請抽籤成免試入學新管道，讓學生擁有選擇學校的權利。（圖∕中央社　文∕王靖惟）

【中央社波特蘭專電】

老師問：「幾個角的邊構成1個角？」學生紛紛以中文回答：「2個。」乍聽之下不稀奇，但多數學生卻都是毫無亞洲血緣、土生土長的4年級美國孩子。

創立於1990年的波特蘭國際學校，創校之初僅有17名學生，而今從幼幼班到5年級共有446名學生。

波特蘭國際學校以中文、日文、西班牙文3種語言上課，授課老師都是母語人士。校園處處聽得到英文、中文、日文、西班牙文的打招呼與問候語，宛如迷你國際村。 

家長懇求設中文課

波特蘭國際學校原本只有西班牙文課程，1996年開始推出中文課程。曾在上海創辦國際學校的現任校長奧西尼（Alfonso Orsini）指出，決定開闢中文課程，並非因為中國經濟迅速發展而帶動「中國熱」，而是當地許多領養中國嬰兒的家長，懇求校長增設中文課程，讓這些孩子不要失去原本的文化根源。 

直到現在，把孩子送來接受全中文課程的美國家長，絕大多數沒有華人血統，家 也不講中文。少數學童的父母雖是華裔後代，但平常家 只說英文；極少數幾位學童是父母其中1方為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全中文幼幼班的教室 ，幾名黑頭髮黃皮膚的孩子，多半是美國父母領養的中國寶寶，還有其他非華人的亞洲族裔。 

培養子女成國際公民

為什麼不會說中文的美國家長，會把子女送到全中文授課的學校就讀？奧西尼分析指出，波特蘭是一個「非常有國際觀的城市」，這 許多為人父母者在考慮孩子的教育問題時，並不是只想到孩子未來的工作或職業，也不是專門要讓孩子長大之後跟中國做生意，「1996年中國經濟發展才剛起步而已，那時候的家長們並沒有想到做生意這一點，如今的家長們也不是以這點為考量。」他說：「我想，這 的人讓小孩學習語言，是為瞭解另1個文化，可以跟世界另1個地方的人建立溝通。」

奧西尼說，學校教材採用國際文憑（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IB）課程，教育宗旨非常注重把學生培養成國際公民，可以跟其他國家的人交流。有趣的是，絕大多數家長根本不懂中文，幼稚園或1年級孩子帶回家的功課，爸爸媽媽根本看不懂，為了幫助孩子複習課業，有些家長也跟著一點一滴學中文。奧西尼說，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孩子變得非常獨立。 

赴中展現學習成就

3歲就可就讀的幼幼班及幼稚園班教室 ，還聽得到小朋友彼此以英語交談，有時候要跟老師講話，想不出適合的中文用詞，也會用英語表達。不過，到了高年級，教室 就不准講英語了。升上5年級之後，最讓孩子們期待的，就是全體學生在學校安排下，飛往中國大陸展開學習之旅。

奧西尼說，隨行家長見識到孩子用流利中文跟新朋友交談、在市場上買東西時討價還價，都感到非常驚訝。由於多數孩子都是第1次接觸中文，負責幼稚園教學的老師是來自台灣的潘金煜表示，透過很多遊戲、歌曲、團體活動讓小朋友適應情境式的語言學習，讓他們融入環境，自然而然學中文，並以中文表達。

潘金煜的班上，年僅4、5歲的孩子已可用中文從1數到20，甚至100，也會在白板上寫下「一二三四」的中文字。碰到母語是中文的外賓或訪客，孩子們一個個興奮地喊著：「我會說中文！」天真活潑的動作與表情，透露出無比自信。

*人本教育基金會電子報2011.1.12

高樹國中前輔導主任達努巴克：永鋕走後，我才重新思考怎麼辦？

◎蕭紫菡

我不要再逃跑了

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葉永鋕一案在高雄分院更第四次開庭的現場上，一名二十餘歲、名叫達努巴克的年輕男子走上了證人席，和檢察官及律師展開了這麼一段對話：

檢查官：請說明你和葉永鋕的關係。

達努巴克：我在高樹國中帶過他一年，他是我合唱團的學生，常會到辦公室找我聊天。我曾撞見他從女廁跑出來，當時，我問他為什麼要上女廁所？他說，因為不敢上男廁，會被欺負。

辯方律師：你是什麼時間看見葉永鋕從女廁出來的？

達努巴克：我是上課鐘響起，正要走去教室時撞見的。

達努巴克的身份特殊，和被告等三名來自同一所國中，四年前，他是該校的實習老師；也正因如此，他的出席意義重大，當此案被界定在「人為」或「意外」的範圍內時，他以一個教育現場者的身份，證實葉永鋕在學校遭受欺凌的事實，並讓討論拉到「教育責任」的層面上。

然而，事過境遷，回想那場出席，他說，壓力著實大。因為，「當時高樹國中氣氛低迷，大家都不敢隨便提起永鋕的事，」然而，他還是出席了，因為，「這是我對永鋕所能做的一點貢獻。當時，我親眼看到永鋕的處境，卻沒有做些什麼。我心理明白，永鋕在經歷我過去害怕的事，而我束手無策。永鋕走後，我非常自責，也才開始認真思考，面對被欺負的學生，我到底該做什麼，讓我可以不再繼續在類似的事件裡，選擇逃跑。」

難忘童年的暴力經驗
小學，達努巴克說自己宛如另一個「葉永鋕」。因為擁有陰柔的特質，他常被同學訕笑，或用難聽的字眼稱呼，「每天早上，我害怕誰心情不好拿我出氣，故意把我推倒在地上，或者是拿石頭『不小心』丟到我頭上。」

因此，國中，「我絕對不要再過著被人欺負的生活。」為了逃避暴力，母親咬著牙，送他去一間昂貴的私立學校就讀。他原本認為，如此一來便可逃離了暴力相向的環境，但沒想到他仍要面臨無所不在的種族歧視對待。在不是很順利的求學過程中，他才一路巔跛的念到大學。

爾後，他選擇了師院，想做老師的原因無他，對一個生活不易的原住民家庭來說，這份職業「非常穩定。」

以為童年那段不愉快的經驗就此消失，但事實不然，實習第一年，他在高樹國中看到葉永鋕從女廁裡尷尬地走出來，告訴他自己必須上女廁的原因時，他手足無措。身為一個曾經的弱者，「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這樣的事，我一點相關的知能也沒有，不只面對永鋕，就連其他學生來跟我說：『老師誰誰誰在打誰』，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麼，或者，就裝作沒看到，當個隱形人。」

盲目，在永鋕離開人世後畫下了句點，接獲永鋕的死訊時，達努巴克的第一個念頭是：「我那一年到底在做什麼？」他不斷地問自己，如果當時自己怎麼樣，或許就不會怎麼樣的問題。問到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我從來沒有好好面對童年那段暴力的經驗，我只是，從裡頭逃掉了。」

那天，他給學生看手相⋯
隔段時日，達努巴克再度以輔導老師的身份回到了高樹，他開始希望自己能做些什麼。然而，要起頭並不容易，他形容，當時的高樹，和許多鄉間的學校一般，在城鄉差距、教育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處於一種混亂的景況，學生打架事件每天上演，孩子們的學習意願低，課堂上，聽課的學生總是沒幾個，就連行政人員巡堂走過，也沒人理會。

許多老師在這樣的環境裡感受到教學上的困難，而他，一個原住民老師，所受到的歧視更為嚴重。無論他多用心準備課堂、講授資料多精彩，都沒人理他，還有學生跟他說：「老師，你不要太認真啦，這樣我們會過意不去。」

他開始思索，要怎麼從學生身上找到可以跟他們談論的事物呢？他一片赤誠，矇著頭摸，而幾經觀察，他發現孩子那段期間很流行算命，達努巴克便開始在私底下翻閱很多相關的書籍。

某次課堂上，大伙兒照樣亂哄哄，不聽他上課，他對著前排那幾個還會聽課的孩子說，「我來幫你們看手相好不好？」

幾個孩子開始與他看得興高采烈，這時，有個學生堆裡被視為最「大尾」的男孩子走了過來，把手伸給他說：「老師你幫我看看。」達努巴克把他的手接過來，憑著自己看過的資料印象，對他說：「你拇指肉薄薄的，你爸媽似乎都沒辦法幫你什麼；」孩子睜大眼睛，拚命點頭說「老師你怎麼知道？」達努巴克繼續說：「你在家是不是都只能靠自己呢⋯」

不知後來說到了哪一段，他看見那平日威風兇猛的孩子，眼睛開始閃著淚光，「那力量對我是很強的。與心理測驗或手相都無關，而是，我似乎開始有點了解，要怎麼做一位老師。」

重新看待孩子背後的結構
關鍵在於，看待學生的眼光，看得準，才會真正看見他們的需要及不需要。達努巴克說，從那時，他開始意識到，每個孩子背後都揹著不同的家庭及社會背景。「很多學生本身的家庭環境就不好，不知上學的意義在哪，也看不見自己的未來，但，每個人又都要想辦法生存下去，所以，就各找縫隙來鑽。找老師、找同學的麻煩，就成了他們尋找存在意義的途徑之一。」

而當學校形成了一個弱肉強食的群體，一些看起來好欺負的、能被欺負的學生，要在這種擠壓的情況下找到一席生存空間，就更加艱難。如果老師又冷眼旁觀，或不積極作為，他說，那就更糟了。

挖開自己的不足，達努巴克漸漸了解自己該走的方向。他開始利用課餘的時間，在校園裡和其他老師談論他對教育的想法，並試著把進步的教育思潮引入校園，在校內辦了幾場成功的人權及性別相關的教師研討會⋯。他想盡辦法，先在教育的環境及老師的知能上產生影響；再來，他要直接面對自己處理學生暴力事件的能力。

孩子複製的是成人暴力
而這事做來有點有趣。達努巴克說，要在以前，面對被欺負的情況，他是沒有機會為自己辯駁的；現在，「被欺負的不是我，我反而有機會重新去看待那些欺負人的孩子，他們其實也需要被協助。」

他舉例，之前，有個孩子在班上遭到孤立，同學不但常對他大小聲，還會拿水潑他。老師對此情況束手無策，他便從旁協助。他觀察到，班上不只有種對人說話很難聽的集體氛圍，那些欺負者，還都被選為幹部。

有一次，該班班長的媽媽到了學校，其他老師發現，媽媽對班長講話大小聲的態度，跟孩子平常講話的方式是一模一樣的。

後來他知道，這個班長在家裡，永遠處於一種很危急的狀態，錢常不夠用，爸爸沒工作就罵媽媽，「她在大人的世界裡學到：斥責別人是一種力量，是一種可以讓別人聽自己話的能力。孩子會複製大人的互動模式，大人有必要讓孩子重新了解，什麼是好的對話？否則，孩子很容易覺得，意見不合時，誰罵得兇、誰力氣大就贏了。」

欺負者，缺少可參考的倫理關係！
另一次，有個女生，因為長得瘦瘦的，常遭班上一群男同學訕笑，說她像「猴子」，把草丟在她的桌上，或者，把她書包弄翻。「那一次，我非常嚴正地對著那群男孩子說：『你們知不知道，有些人，每天早上起床都不想來上學？』他們全都搖搖頭，他們沒有想過這件事，還有孩子問：『是因為我嗎？』」

他開始和孩子們談為什麼被欺負的人會有這樣的心情。「孩子有時甚至不知道什麼叫做『欺負』。再深入了解，你會發現，那幾個男生，有的是從小被送來送去、沒人照顧的孩子，有的是從小受暴的⋯。他們之所以會欺負別人，是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是『同理心』，他也從來沒有被這樣對待過。」

簡而言之，他說，欺負人的孩子，「他對人與社會的倫理關係，是不敏感的；某些相處分際是不明白的。在他的世界裡，通常有著大大小小的創傷，或者不健全的倫理關係，而他還那麼小，如果沒有別的參考架構，他很容易把那倫理關係整套學來⋯。」

對此，唯一的方式，就是大人要讓孩子了解，「他是可以在被同理的情況下長大的。」他說，孩子並不難教，只要你看見他真正的困難，並真切地告訴他你的擔心和難過，他們通常都有很好的改變。重點是，「當一個老師，我們有沒有辦法讓孩子看見，其實他內心真正的良善都還在？欺負他人只是一種暫時性的投射呢？」

處罰只會加深被害者的困境
同樣地，被欺負者也需要大人的幫忙。只是，大人通常把那幫忙簡化，認為把欺負者叫來處罰，打一打、罵一罵，事情便解決了。「但這通常造成他更大的困境，他會想：不說，自己就一直被欺負；而說了，老師會處罰那些欺負他的人，他們會不會在老師看不到的地方，加倍地欺負自己呢？」

所以，除了大人要重新省思自己處理事情的方式，不要陷孩子於更困難的處境外，也要和被欺負者有深入的互動。「我曾經問過一個孩子，『你知道你被欺負嗎？』他搖搖頭，這是個很重要的訊息，孩子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欺負呢？知道了，他至少明白自己是可以拒絕的，或再深入探討是哪些原因引致自己現在的情況⋯」

此外，他認為，老師一定要和被欺負的孩子，保持高度的聯繫，「我有時會找那些孩子來輔導室幫忙，並常問他最近如何？我會希望他能夠相信我，在他遇見麻煩事可以將困難告訴我，而我會盡全力幫忙他。」

他們，需要大人的智慧及保護⋯
「一切的問題，還是要回歸到教師的意識上頭。」達努巴克說，要孩子自己去處理這些事件，是非常困難的。孩子非常需要大人的介入，問題在於，怎麼介入？如果只是把孩子叫來處罰，通常事情只會更壞。

他明白老師的困境，「許多老師也許曾經想幫忙，但他們大部份從小就沒有和那些成績不好的、『混』的、後段的孩子交往的經驗，這些孩子對他們是陌生的，老師和這群孩子的生活經驗是撕裂的⋯，導致他無法了解孩子想去欺負人背後真正的想法。」

他說，老師要能看到這層，才能用比較大的視野，看到孩子的問題關鍵。「一個老師要面對這麼多來自不同環境的孩子，真的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可怕的是，老師想要用同一種眼光去看待每個孩子⋯。」

他認為，老師動不動就動用處罰，或報警處理，這樣做看似很快，其實是讓渡了自己影響孩子的權利。「要知道，每個人都不會平白無故地改變，影響一個人本來就不是一時半刻的事。以前，當我不會處理時，我最快的方式就是視而不見，但，受苦的是孩子，我怎麼能感覺自己過得很好，就不用再管他了呢？」

所以，他期許自己不斷地長能力，距離永鋕離去後的七年，他曾擔任高樹國中的輔導主任，在校內處理了無數的學生問題。他覺得當老師實在是個相當「佔便宜」的職業，「我可以再把我的童年活第二次、第三次，以前，我想起自己被欺負的經驗，還常感到痛苦，在日記上痛罵那些曾經欺負我的人；當老師以後，我有機會重新看待這樣的孩子，並在每件事情做出具體的幫助⋯我內心的憤怒也漸漸消失。」

長大後的某天，達努巴克有個小學同學在一次見面中，淡淡地跟達努巴克說：「ㄚ頭，我知道你以前不喜歡我這樣叫你，那時候的事，可不可以就讓他過去了？」達努巴克說，他知道，那是他道歉的方式。心裡當然感到安慰，但，身為老師，他更希望，一些正有著同樣經驗的孩子，可不可以在大人的智慧及保護下，不要等待那麼久才感到平復呢？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216期【專題報導】打破「霸凌」迷思

環境資訊中心2010.1008

彰化二林田調（5-5）
作者：葉書宏（台灣大學社會系）；審稿：吳音寧
為期5天的訪調，我因為參加讀書會和探親的緣故，失去了第一天和最後一天的訪調機會。其實那對我來說，是掙扎的，所幸組員不太計較，在此感謝大家的包容。第二天早上，我自台中開車，前往二林的訪調行動。

8.18 上午 金鴻盛酒莊
上午前往金鴻盛酒莊，是製作馬英九上任紀念酒的酒廠，有十足的規模。莊主凃先生，自父親那一代就開始務農，並且是葡萄契作時期的一員。

家中有一三合院，以及一棟新蓋的樓房做為酒廠。他們家有3個兄弟，大哥目前是作內勤的警察，3年後退休，二弟一家人負責行政事務，例如裝酒、出貨，三弟則是新竹的公務員，據說與家內互動緊密，與兄弟經常商量家中事務。目前莊內的生長監控、技術方面是由大哥負責，至於其餘比較行政方面的事務，是由弟弟負責。

大哥並不願位居幕前，其理由據聞是以前二弟比較不務正業，大哥和三弟商量的結果是給他這個位子和責任，讓他能夠走向正途，因此廠內掛名是由二弟負責。我想這顯示了這家人團結，以及農家擁有土地所能提供的經濟支援。

目前金鴻盛的葡萄採用草生耕種，盡量朝向有機無毒的方向前進。在莊主的思維當中，他認為採用農藥的葡萄酒是比較差的，他稱之為「紅水」（雖然難以判斷哪瓶比較好喝），以嘲笑其酒與真的「紅酒」的差別。我不禁好奇莊主的思維從何生根，但這其實是一件值得探究的事物。金鴻盛的酒並未上到市場，農家也不受市場的壓力，這是支撐莊主維持理念的條件之一。

我們對於莊腦中關於酒的知識形成過程尚未確認，但在詢問之下，莊主之所以作紅酒，是基於過去自家就有種葡萄給予公賣局契作的考量。在契約解除之後，莊主開始根據自己擁有的條件思考如何轉型。加上雖然公賣局雖然轉為官股民營，目前依然還是有收購二林地區的葡萄。在此情況下，葡萄持續被種植，有累積資本的農家也開始試著自己釀酒，並且透過農會出售。

8.18 下午 二林稻米產銷二班 大橋牌陸協米廠
稻米產銷二班，洪秀霞班長。該班約有50個人，都在香田里這一區，這是因為產銷班有區域限制的緣故。秀霞班長是上次越光米種植的第一名，目前田地內主要種植台粳九號與越光米。台粳九號的苗種是從改良場得來，越光米則是自日本時期延續下來。我們看到，以二林為例，苗種多半是自日治時期延續下來，即使是改良場的苗種，也多半是自日治時期累積下來的技術作為改良。

這一區的農民，包括產銷二班從以前就是把米交給大橋牌。這是因為因老闆陳俊雄懂得回饋照顧農民，農民也隨之產生信任關係的結果。在米價上漲的時候（雖然說政府一直沒有讓米價上漲多少），老闆也會隨著價錢的提高回饋給農民。

這樣信任關係一直維持到現在，小老闆陳肇浩將大橋牌帶向新一波的市場定位，他對自家的稻米展開差別定價，將品質好得越光米、有機米等等，作成小包裝的米，加以包裝設計往高級消費者市場鎖定，鋪路到微風市場等高級消費者市場。這些採用有機栽種的農民也因此得到應當有的回饋。同時大橋牌也回饋生產行銷課程、生產履歷、利潤給與農民。

8.19 上午 原斗合作社
原斗果菜合作社是一間經營規模頗大的合作社，不僅提供到府收貨，同時也提供冷藏庫、菜價查詢。社長張先生有農會的身份，認為合作社就是提供服務給農民。他們不僅開放了密碼查詢菜價，還提供收貨、冷藏的服務。張先生說，在目前競爭情況下，收貨大概收到大城那邊，銷售則是往台北、屏東、高雄、三重都有送，台北一市為主要的價格。

張先生說，有競爭對手（鹽埔合作社），使得他們提供更好的服務，一通電話馬上到府收送服務。在社長的想法中，這是一種互利共生的關係。

我們詢問了張先生目前果菜價格的決定機制，他提到，要得到較好的價格，合作社或販仔必須達到三個條件：
（1）越早送到市場越好，因為要「排」，如果排到後面，那你品質好或關係好也沒用，價格早就被前面的決定了。
（2）品質要穩定，市場的拍賣員是不會仔細檢查每天的貨品的，所以品牌信用是很重要的。「你要能夠每天穩定的出貨，你的價格才會被信任。如果你出1天休2天，即使你品質很好，採購的也無法信任你的貨品。所以一定要出貨穩定」。
（3）要跟拍賣員的交情好，跟拍賣員打好關係，你的貨品就不容易跌價，但這是建立在前面2個條件之上的。如果你前2個條件沒有達到，那跟拍賣員交情再好，也是沒用的。

8.19 下午 蔬菜產銷二班
蔬菜產銷二班，主要範圍在二林鎮內。主要作物有蔬果、雜糧，現在主要栽種的作物是牛肉蕃茄。牛肉番茄指的是配合做菜的用的蕃茄，皮較硬，拿來炒菜比較適合。這種蕃茄是進口的，比較抗蟲害，他們已經種植6年了，收成還不錯。他們這班有21人，比較多人使用溫室育苗和保護作物，但溫室所費不貲。該班有許多年輕人從城市回來作，班長說，年輕人吸收資訊能力比較強，許多新資訊都是他們拿回來的。

這班的年輕人之所以回來，有的是在城裡做不下去才回來，有的像班長的兒子留在這邊繼續耕耘。跟班長聊到政府的補助，他認為對於農具，例如溫室、網室才是比較實際的，其他只是「加減」而已。

之後跟著烽哥和量議去看胡蘿蔔農的耕作情形，班長一個人照料6甲的地，可以說是一個工頭，發號施令給後面整地鋪草的人。他自己則是掌握了播種機這個重要機具，負責播種。據說由於胡蘿蔔利潤龐大，因此有專門做胡蘿蔔的販仔。班長也是給他們收購的。

8.20 上午 中興二號米
今天前往種植中興大學培育的米種的農家。一片綠油油的稻田，與我們隨行的還有公視「我們的島」的工作團隊。據說這次中興二號還在實驗階段，這些稻田都在試種。但由於不容易倒伏的特性，似乎值得期待的樣子。
不過目前實際上的收成，因為遇到颱風的緣故，班長說估量不準，還得看下一季的收成。

8.21 下午 林續爺爺
今天下午前往號稱二林國寶的林續爺爺家。他是二林地區栽培越光米的達人，利用科學化的方法監控越光米的生長情況。在跟他聊天之間，得知林續爺爺原本是水利局的職員，後來理念不合就離開了那個地方。之後他接觸到許多日本時代遺留下來的稻米培養技術，就接續了這些技術開始栽培稻米，果然獲得不錯的成效。之後他還前往日本參訪，交流技術和意見，並將這些技術帶給地方農家，使得二林地區栽種越光米的技術越來越精進。

目前林續爺爺正在整理他的筆記，由二林農會協助，預備將這寶貴的資源出版。聽到這些，實在是令人欣喜的一件事情。我國應該針對這些微型技術去做推廣和鼓勵，才是符合我國小農經濟的特質。
※本文原刊於小地方新聞網以及台灣農村陣線出版之《2009夏耘‧農村草根調查》

環境資訊中心 2010.10.08

作者：杜宇（陳李農改研究團隊執行長）
凡那比風災再度對高屏地區農漁業造成重創。根據官方初步統計全台農漁業總損失超過41億元，漁業損失達7億多元。許多去(2009)年魚塭慘遭風災滅頂的養殖戶，今年重整旗鼓再度投入養殖生產卻又遭到風災的肆虐，損失慘重。只是這樣的災難，專家早已多次提出警訊，在無法有效解決逢大雨必淹的問題前，貿然原地復建、復耕或復養雖然可以暫時避開複雜的遷移轉業等後續工作，但是再度受害的風險卻相當高。

政府雖可提供小額災害救助並協調各金融行庫給予低利貸款、延緩繳息等協助，但農漁民還是需支付大筆復建及營運費用，尤其養殖漁業投入更動輒上百萬資金。卻陷入淹水→補助、貸款→重新購苗放養（復耕）→辛苦照顧→風災侵襲→心血付之流水的惡性循環當中。特別是養殖過程需要半年以上的時間，碰到夏秋災害的機率更高，養殖業者還要憂心病害及產銷失衡的發生。目前除了依賴政府給予少額補助外並沒有其它救助（如農漁業保險）的管道來降低生產風險，也沒有任何退場機制。政府在沒有具體有效解決對策前，不應變相鼓勵低窪地區漁民再從事養殖生產。

政府其實也知道將堤防高度提高，同時增設相關水利設施的做法，效果有限，原因在台灣原本就處多風災地震與缺水地區，夏秋受災頻度與強度均高，加以山川土地經長期人為與天災的破壞，已經殘破不堪，森林也幾乎失去涵養水土的功能，加以長期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問題遲遲未能解決，使得一些受災地區再度遭到風災肆虐的機率相當高。儘管學者專家呼籲多年，卻遲遲未見完整的國土規劃和治水藍圖，導致龐大治水經費照編水照淹，監察院對此雖多次提出糾正卻沒有產生警惕效果。

面對日益惡化的天候與不確定性風險，政府除了可以參考國外拆堤還地於海，自然防洪等做法外，應立即著手建立一個有效的預警機制。以農漁業預警系統為例，該系統不僅對於生產的現狀和未來進行預測，預報異常狀態的時空範圍和危害程度，對已經出現的問題提出解決措施，對即將出現的問題則立即發出警報和調控對策。在先進國家的農漁業預警系統包括：天然災害（土石流、天氣、雨量、旱災、寒害等）預警與經濟（產銷、市場供需、價格波動等）預警；接下來是平日即預先構想可能情境，作為應對混沌的依據；再根據這些模擬結果構想出總體與各別領域的適當應對方案。一旦有災害發生，相關單位就可很快進入情況，做好災害控管將損失降至最低。這遠比等2012年成立環境資源部來的實質有效。

從永續的觀點，政府應該放棄填海造地，築堤治水的舊思維，讓土地休養生息並回歸到順天應人的思維。農漁業生產亦應找出與大自然和平相處之道，才渴望脫離惡水的夢魘。
※本文轉載自「中時電子報」

摘錄自2010年10月7日中國時報台北報導

內政部長江宜樺昨天(6日)表示，有鑑於日前重大農地徵收事件，為落實土地徵收符 合公益性、適當性、合法性與必要性，將修改《土地徵收條例》，明訂未來農地開發時，需先徵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且開發單位需提出補償與安置計畫。此外，內 政部目前也在研議未來在徵地時，由不動產估價師以公正第三方角色辦理，將徵收價格由過去公告地價改為市價。

江宜樺在世新大學演講，講題為「民主向前行-國土規畫利用的新思維」，主談土地徵收與國土規畫議題。

江宜樺以日前苗栗大埔與中科四期相思寮農民抗爭事件，談及《土地徵收條例》未來修改方向；主要包括四方面，如落實土地徵收符合公益原則，明訂開發事業主管機關應該舉辦至少2次公聽，並與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的機會；此外，強化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功能，在開發單位提出開發計畫時，就應該介入評鑑該開發案是否符合公益性。

環境資訊電子報全文版2010.0918

作者：黃煥彰（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台南市社區大學研究發展學會理事長）

位於浙江東北角的寧波市，濱海工程建設指揮部受命規劃面積達1,900公頃的濱海造鎮計畫，這項名為「北崙濱海新城」的計畫在北崙南岸、面對舟山群島中梅山島，規劃面積有1,879公頃。依據「北崙濱海新城建設指揮部」的介紹，此計畫主要有4個規劃方向：第一、以區域內的洋沙山為主要核心，發展濱海旅遊休閒度假；第二、區內工業業產向服務業延伸；第三、區域生產組織與服務的樞紐；第四、提升商業貿易，構築高品質生態住宅區。濱海工程建設指揮部的吳技能部長計劃於新城區內建置人工的溼地公園，溼地公園預定有2,100畝的面積，是一個廢棄鹽田的鹹水灘塗地。希望以引進植被的方式來改造水系。並創造與海水浴場可相連的觀光場景，發展成寧波市新的觀光景點。

台灣四面環海西岸是沙岸、東岸是岩岸，任何地方的條件比起寧波有過之無不及，身在福爾摩莎的我們，對這些自然資產從不珍惜與好好利用，八輕的預定地就在濁水溪的北岸，從台灣寶圖可看到濁水溪出海口是台灣島上最大的泥灘地，也是生物富集地，漁產豐富，漁民說退潮後到泥灘地找一找，三餐就有著落了，這是老天爺恩賜我們的最佳禮物。

然政府規劃於二林溪南岸，大城、芳苑二鄉設立4000公頃的石化工業，與六輕隔濁水溪剛好是南北兩岸。而從二林溪北岸起，永興、王功及漢寶是台灣濕地三大養殖區，其外圍從芳苑到鹿港有綿延數十公里的蚵園。未來當潮水由南往北送，八輕廢水將直接送到魚蝦、貝類的棲息地，是沿海漁業的大浩劫。同時八輕預設廠區外海，更是瀕臨絕種的中華白海豚重要覓食與棲息的場域。一但填海造陸，可能讓白海豚面臨絕滅。

濁水溪出海口兩岸，未來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石化區。但六輕設廠尚未10年，由台大詹長權教授研究報告得知「六輕與麥寮當地癌症息息相關」，其中台西鄉的肝癌和全癌症發生率增加3成與8成，惡性腫瘤與肺癌死亡率在六輕營運後的4至6年，比剛運轉1至3年增加，且隨時間變長而增加。而芳苑鄉人口密集，離八輕預定地更近，未來癌症風險更勝於六輕所在的麥寮各鄉。

濁水溪出海口充滿無限生命的泥質灘地，可長長久久的傳給子孫。我們政府與財團主動幫我們選擇會帶來極大污染與影響健康的石化工業區（可使用50 年），身在福爾摩莎的我們，從來不懂得反省與珍惜目前的擁有，而我們執政者也不了解森林、土地、海洋是農民、原住民、漁民生命的全部。台灣要怎樣的未來有待全民的覺醒與一起戰鬥，我們相信平凡也是一種力量，只要我們有勇氣堅持。

※本文轉載自「看守台灣電子報」

台灣立報 2010.7/28

【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中科四期二林園區徵收私人土地，引發當地居民不滿，相思寮聚落、萬合農場和農場巷聚落代表27日北上召開記者會，表達土地不賣的決心，堅持「要田要家不要錢」。

記者會上，來自各地的居民大喊「反對圈地惡法」、「保留相思寮」，希望中科管理局能更改設計圖，讓當地居民不必拆遷。

■相思寮後援會將募集的各方連署製成百納旗，與相思寮農作物一同上凱達格蘭大道陳情。（圖文∕郭晉瑋）

不過，中科管理局局長楊文科堅持，更改計畫必須重新送區委會、環評，將會延誤廠商進駐時程，同時強調已經有安置方案，會再與居民好好溝通。

6月22日，相思寮居民收到公文，表示土地徵收程序已完成，要求居民一個月內遷移，並在12月31日前自行拆除地上物，否則無法領取50%的自動拆遷補償金。7月22日，要求搬遷的最後一日，彰化縣政府、中科管理局於二林園區辦公室舉行「二林園區原住戶安置計畫說明會」。

縣政府預計在園區外、區域滯洪池南側、彰127巷道處的台糖農地，興建4.8448公頃的住商混合住宅。「店面」40間、每間30坪，興建的成本價380萬元。另興建60坪、45坪、30坪住宅共86戶，成本價分別是：580、435、290萬元，縣府將以成本價賣給居民。

拳頭加鋤頭 救不了田

■面對彰化二林相思寮農民要求中科四期開發案變更設計，中科管理局局長楊文科（左）堅持不能延誤廠商進駐時程。（圖文∕郭晉瑋）

居民拿到的搬遷補償金最少者僅2百多萬，根本不夠買房，農地被徵收後，居民無以維生。居民洪條坤說，未來沒有錢，還是一樣被趕出去，家裡3個孩子都靠務農維生，沒有農地難道要去搶？「一些老人看到大埔的事情很害怕，擔心政府三更半夜來挖我們家。我們只有兩個拳頭和鋤頭，根本不能怎樣，又會被警察拖走…」

萬合農場代表張萬恭說，他們希望繼續住在當地，中科做中科的；他們做他們的，他生氣政府幫中科徵收土地、想盡辦法，卻不願意照顧當地居民，「想到我眼淚就要掉下來，我們只是要求有地方住而已。」

居民失去農地就等於失去謀生能力，今年初相思寮曾北上與中科和國科會會面，提出變更四期設計圖的想法。相思寮後援會許博任表示，今年2月中科就提出的變更設計報告中，不論在工程或者經費都不會對中科造成額外負擔，變更設計讓居民原地保留是可行的，只是需要多花11個月的時間，但是中科卻以「延誤廠商進駐時程」為理由拒絕變更設計。

台大城鄉所教授劉可強指出，變更設計是可能的，任何一個專業的顧問公司都做得到，中科說做不到是因為政治力介入。他舉出過去的樂生療養院、「14、15號公園」等，其實都可能因為變更設計而保存，但是政府不願意。

中科強調徵地合法

■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廖本全指出，科學園區開發不斷進行圈地，而且圈的都是台灣的農地，根本是在「劫貧濟富」。（圖文∕郭晉瑋）

對於相思寮、萬合農場與農場巷聚落堅持原地保留，中科管理局局長楊文科表示，由於相思寮等聚落位於中科四期園區的中心點，必須搬遷，他強調中科已經取得合法文件，依法獲得土地。

至於為何不能更改設計原地保留，楊文科表示，更改設計需要11個月，必須重新送進環評與區委會，如果會議中有委員有不同意見，恐怕拖得更久，會延誤廠商進駐時間。當記者詢問四期最大廠商友達已表示明年底才進駐，更改設計並不會延誤廠商時間表，楊文科回應，中科四期不是為友達量身訂製。

楊文科強調已經從優補償，居民拿到的補償金最多達到2千多萬，且縣政府已有安置方案，他表示將會與居民加強溝通，讓居民滿意。相思寮後援會反駁，就算可以獲得幾千萬賠償的居民也沒有去領補償金，大家只想在原地生活，事情不是給錢這麼簡單。

面對居民抗議，中科仍強硬不願變更計畫，相思寮限期今年底必須自行拆遷地上物，而安置的住宅卻得等到2012年才能配售，這中間居民該何去何從，加上重新蓋屋所耗時間比起修改設計更長，這樣的安置計畫忍不住讓居民痛批，根本是假安置真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