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麥子不死

*人本教育基金會電子報2011.1.12

高樹國中前輔導主任達努巴克：永鋕走後，我才重新思考怎麼辦？

◎蕭紫菡

我不要再逃跑了

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葉永鋕一案在高雄分院更第四次開庭的現場上，一名二十餘歲、名叫達努巴克的年輕男子走上了證人席，和檢察官及律師展開了這麼一段對話：

檢查官：請說明你和葉永鋕的關係。

達努巴克：我在高樹國中帶過他一年，他是我合唱團的學生，常會到辦公室找我聊天。我曾撞見他從女廁跑出來，當時，我問他為什麼要上女廁所？他說，因為不敢上男廁，會被欺負。

辯方律師：你是什麼時間看見葉永鋕從女廁出來的？

達努巴克：我是上課鐘響起，正要走去教室時撞見的。

達努巴克的身份特殊，和被告等三名來自同一所國中，四年前，他是該校的實習老師；也正因如此，他的出席意義重大，當此案被界定在「人為」或「意外」的範圍內時，他以一個教育現場者的身份，證實葉永鋕在學校遭受欺凌的事實，並讓討論拉到「教育責任」的層面上。

然而，事過境遷，回想那場出席，他說，壓力著實大。因為，「當時高樹國中氣氛低迷，大家都不敢隨便提起永鋕的事，」然而，他還是出席了，因為，「這是我對永鋕所能做的一點貢獻。當時，我親眼看到永鋕的處境，卻沒有做些什麼。我心理明白，永鋕在經歷我過去害怕的事，而我束手無策。永鋕走後，我非常自責，也才開始認真思考，面對被欺負的學生，我到底該做什麼，讓我可以不再繼續在類似的事件裡，選擇逃跑。」

難忘童年的暴力經驗
小學，達努巴克說自己宛如另一個「葉永鋕」。因為擁有陰柔的特質，他常被同學訕笑，或用難聽的字眼稱呼，「每天早上，我害怕誰心情不好拿我出氣，故意把我推倒在地上，或者是拿石頭『不小心』丟到我頭上。」

因此，國中，「我絕對不要再過著被人欺負的生活。」為了逃避暴力，母親咬著牙，送他去一間昂貴的私立學校就讀。他原本認為，如此一來便可逃離了暴力相向的環境，但沒想到他仍要面臨無所不在的種族歧視對待。在不是很順利的求學過程中，他才一路巔跛的念到大學。

爾後，他選擇了師院，想做老師的原因無他，對一個生活不易的原住民家庭來說，這份職業「非常穩定。」

以為童年那段不愉快的經驗就此消失，但事實不然，實習第一年，他在高樹國中看到葉永鋕從女廁裡尷尬地走出來，告訴他自己必須上女廁的原因時，他手足無措。身為一個曾經的弱者，「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這樣的事，我一點相關的知能也沒有，不只面對永鋕，就連其他學生來跟我說：『老師誰誰誰在打誰』，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麼，或者，就裝作沒看到，當個隱形人。」

盲目，在永鋕離開人世後畫下了句點，接獲永鋕的死訊時，達努巴克的第一個念頭是：「我那一年到底在做什麼？」他不斷地問自己，如果當時自己怎麼樣，或許就不會怎麼樣的問題。問到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我從來沒有好好面對童年那段暴力的經驗，我只是，從裡頭逃掉了。」

那天，他給學生看手相⋯
隔段時日，達努巴克再度以輔導老師的身份回到了高樹，他開始希望自己能做些什麼。然而，要起頭並不容易，他形容，當時的高樹，和許多鄉間的學校一般，在城鄉差距、教育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處於一種混亂的景況，學生打架事件每天上演，孩子們的學習意願低，課堂上，聽課的學生總是沒幾個，就連行政人員巡堂走過，也沒人理會。

許多老師在這樣的環境裡感受到教學上的困難，而他，一個原住民老師，所受到的歧視更為嚴重。無論他多用心準備課堂、講授資料多精彩，都沒人理他，還有學生跟他說：「老師，你不要太認真啦，這樣我們會過意不去。」

他開始思索，要怎麼從學生身上找到可以跟他們談論的事物呢？他一片赤誠，矇著頭摸，而幾經觀察，他發現孩子那段期間很流行算命，達努巴克便開始在私底下翻閱很多相關的書籍。

某次課堂上，大伙兒照樣亂哄哄，不聽他上課，他對著前排那幾個還會聽課的孩子說，「我來幫你們看手相好不好？」

幾個孩子開始與他看得興高采烈，這時，有個學生堆裡被視為最「大尾」的男孩子走了過來，把手伸給他說：「老師你幫我看看。」達努巴克把他的手接過來，憑著自己看過的資料印象，對他說：「你拇指肉薄薄的，你爸媽似乎都沒辦法幫你什麼；」孩子睜大眼睛，拚命點頭說「老師你怎麼知道？」達努巴克繼續說：「你在家是不是都只能靠自己呢⋯」

不知後來說到了哪一段，他看見那平日威風兇猛的孩子，眼睛開始閃著淚光，「那力量對我是很強的。與心理測驗或手相都無關，而是，我似乎開始有點了解，要怎麼做一位老師。」

重新看待孩子背後的結構
關鍵在於，看待學生的眼光，看得準，才會真正看見他們的需要及不需要。達努巴克說，從那時，他開始意識到，每個孩子背後都揹著不同的家庭及社會背景。「很多學生本身的家庭環境就不好，不知上學的意義在哪，也看不見自己的未來，但，每個人又都要想辦法生存下去，所以，就各找縫隙來鑽。找老師、找同學的麻煩，就成了他們尋找存在意義的途徑之一。」

而當學校形成了一個弱肉強食的群體，一些看起來好欺負的、能被欺負的學生，要在這種擠壓的情況下找到一席生存空間，就更加艱難。如果老師又冷眼旁觀，或不積極作為，他說，那就更糟了。

挖開自己的不足，達努巴克漸漸了解自己該走的方向。他開始利用課餘的時間，在校園裡和其他老師談論他對教育的想法，並試著把進步的教育思潮引入校園，在校內辦了幾場成功的人權及性別相關的教師研討會⋯。他想盡辦法，先在教育的環境及老師的知能上產生影響；再來，他要直接面對自己處理學生暴力事件的能力。

孩子複製的是成人暴力
而這事做來有點有趣。達努巴克說，要在以前，面對被欺負的情況，他是沒有機會為自己辯駁的；現在，「被欺負的不是我，我反而有機會重新去看待那些欺負人的孩子，他們其實也需要被協助。」

他舉例，之前，有個孩子在班上遭到孤立，同學不但常對他大小聲，還會拿水潑他。老師對此情況束手無策，他便從旁協助。他觀察到，班上不只有種對人說話很難聽的集體氛圍，那些欺負者，還都被選為幹部。

有一次，該班班長的媽媽到了學校，其他老師發現，媽媽對班長講話大小聲的態度，跟孩子平常講話的方式是一模一樣的。

後來他知道，這個班長在家裡，永遠處於一種很危急的狀態，錢常不夠用，爸爸沒工作就罵媽媽，「她在大人的世界裡學到：斥責別人是一種力量，是一種可以讓別人聽自己話的能力。孩子會複製大人的互動模式，大人有必要讓孩子重新了解，什麼是好的對話？否則，孩子很容易覺得，意見不合時，誰罵得兇、誰力氣大就贏了。」

欺負者，缺少可參考的倫理關係！
另一次，有個女生，因為長得瘦瘦的，常遭班上一群男同學訕笑，說她像「猴子」，把草丟在她的桌上，或者，把她書包弄翻。「那一次，我非常嚴正地對著那群男孩子說：『你們知不知道，有些人，每天早上起床都不想來上學？』他們全都搖搖頭，他們沒有想過這件事，還有孩子問：『是因為我嗎？』」

他開始和孩子們談為什麼被欺負的人會有這樣的心情。「孩子有時甚至不知道什麼叫做『欺負』。再深入了解，你會發現，那幾個男生，有的是從小被送來送去、沒人照顧的孩子，有的是從小受暴的⋯。他們之所以會欺負別人，是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是『同理心』，他也從來沒有被這樣對待過。」

簡而言之，他說，欺負人的孩子，「他對人與社會的倫理關係，是不敏感的；某些相處分際是不明白的。在他的世界裡，通常有著大大小小的創傷，或者不健全的倫理關係，而他還那麼小，如果沒有別的參考架構，他很容易把那倫理關係整套學來⋯。」

對此，唯一的方式，就是大人要讓孩子了解，「他是可以在被同理的情況下長大的。」他說，孩子並不難教，只要你看見他真正的困難，並真切地告訴他你的擔心和難過，他們通常都有很好的改變。重點是，「當一個老師，我們有沒有辦法讓孩子看見，其實他內心真正的良善都還在？欺負他人只是一種暫時性的投射呢？」

處罰只會加深被害者的困境
同樣地，被欺負者也需要大人的幫忙。只是，大人通常把那幫忙簡化，認為把欺負者叫來處罰，打一打、罵一罵，事情便解決了。「但這通常造成他更大的困境，他會想：不說，自己就一直被欺負；而說了，老師會處罰那些欺負他的人，他們會不會在老師看不到的地方，加倍地欺負自己呢？」

所以，除了大人要重新省思自己處理事情的方式，不要陷孩子於更困難的處境外，也要和被欺負者有深入的互動。「我曾經問過一個孩子，『你知道你被欺負嗎？』他搖搖頭，這是個很重要的訊息，孩子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欺負呢？知道了，他至少明白自己是可以拒絕的，或再深入探討是哪些原因引致自己現在的情況⋯」

此外，他認為，老師一定要和被欺負的孩子，保持高度的聯繫，「我有時會找那些孩子來輔導室幫忙，並常問他最近如何？我會希望他能夠相信我，在他遇見麻煩事可以將困難告訴我，而我會盡全力幫忙他。」

他們，需要大人的智慧及保護⋯
「一切的問題，還是要回歸到教師的意識上頭。」達努巴克說，要孩子自己去處理這些事件，是非常困難的。孩子非常需要大人的介入，問題在於，怎麼介入？如果只是把孩子叫來處罰，通常事情只會更壞。

他明白老師的困境，「許多老師也許曾經想幫忙，但他們大部份從小就沒有和那些成績不好的、『混』的、後段的孩子交往的經驗，這些孩子對他們是陌生的，老師和這群孩子的生活經驗是撕裂的⋯，導致他無法了解孩子想去欺負人背後真正的想法。」

他說，老師要能看到這層，才能用比較大的視野，看到孩子的問題關鍵。「一個老師要面對這麼多來自不同環境的孩子，真的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可怕的是，老師想要用同一種眼光去看待每個孩子⋯。」

他認為，老師動不動就動用處罰，或報警處理，這樣做看似很快，其實是讓渡了自己影響孩子的權利。「要知道，每個人都不會平白無故地改變，影響一個人本來就不是一時半刻的事。以前，當我不會處理時，我最快的方式就是視而不見，但，受苦的是孩子，我怎麼能感覺自己過得很好，就不用再管他了呢？」

所以，他期許自己不斷地長能力，距離永鋕離去後的七年，他曾擔任高樹國中的輔導主任，在校內處理了無數的學生問題。他覺得當老師實在是個相當「佔便宜」的職業，「我可以再把我的童年活第二次、第三次，以前，我想起自己被欺負的經驗，還常感到痛苦，在日記上痛罵那些曾經欺負我的人；當老師以後，我有機會重新看待這樣的孩子，並在每件事情做出具體的幫助⋯我內心的憤怒也漸漸消失。」

長大後的某天，達努巴克有個小學同學在一次見面中，淡淡地跟達努巴克說：「ㄚ頭，我知道你以前不喜歡我這樣叫你，那時候的事，可不可以就讓他過去了？」達努巴克說，他知道，那是他道歉的方式。心裡當然感到安慰，但，身為老師，他更希望，一些正有著同樣經驗的孩子，可不可以在大人的智慧及保護下，不要等待那麼久才感到平復呢？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216期【專題報導】打破「霸凌」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