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麥子不死

當然合唱可以只是合唱，作為情節點綴或場景描寫。《卡門》自然要有女工合唱才能表現菸草工廠，《遊唱詩人》若無打鐵之歌，又怎能呈現吉普賽群眾的生活？但當合唱成為一種叫作群眾的「角色」，作曲家常常給予特別精彩的刻劃，只是那描繪也往往不留情面。

威爾第《唐卡羅》中的西班牙人民就是一例。他們是那樣迷信而缺乏思辨，隨便煽動就能生事，卻又缺乏真正的勇氣，也無能探究是非。普契尼《杜蘭朵》的北京民眾亦是一絕：濫情卻也殘酷，懦弱竟又兇狠，性格顛來倒去。自己雖然毫無主見，虐待他人可是爭先恐後，讓人看了一頭霧水。普契尼討厭中國人嗎？那倒未必。早在《杜蘭朵》之前，華格納的《諸神黃昏》就狠狠諷刺過一次群眾心態。《諸神黃昏》是《尼貝龍指環》四聯作的終曲，而在長達十四多個小時的四部歌劇中，作曲家竟只安排一次合唱唱段，內容是群眾應號角呼喚而聚，要東就東、要西就西，沒有方向也沒有立場，呼之即來揮之即去。華格納寫出驚心動魄的不諧和音響，把邪角的陰謀野心和群眾的茫然無知寫得入木三分，果然是大師手筆。

不過華格納下筆雖狠，卻不在歌劇裡真正道破。反倒是俄國作曲家穆索斯基以普希金劇本改寫而成的歷史大戲《鮑利斯‧郭多諾夫》（Boris Godunov），作曲家在改版後終於藏不住內心的話—當人們歡樂擁立冒名頂替的王子前進莫斯科，以為從此就可天下太平，角落裡，穆索斯基卻讓一個嗚咽哭腔唱著灰暗判詞：「流吧！流吧！苦澀淚水；哭吧！哭吧！東正教魂。敵人就要來到，黑暗即將降臨—那穿不透的黑暗，黑暗中的黑暗…」

那唯一看得清楚的人，劇裡的名字叫作「白癡」。穆索斯基大概也知道，濫情理盲從來不是俄國的專利，而世人永遠把說真話的人當成白癡，興高采烈地自我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