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精神與小說的手法

為什麼我在《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戰慄早逝去》之後，馬上開始寫作《水死》？那是因為，我想要思考方才所提到的，我人生的兩種「時代精神」的前一種，而且是以自我反省的手法為骨幹，也就是以寫小說的方式來進行。

為了在小說裡，描寫我到十歲為止一直生活於其中的「時代精神」，我選擇了我的父親作為《水死》主角的雛形。雖然我認為現實中的父親，在思想上，跟我在《水死》裡所描寫的父親是重疊的；可是相對於《水死》的主角死於戰敗那年，他則死於之前一年，死時的狀況，跟我在小說中所描寫的大致相同。首先在此，我要列舉一些我的小說表現技巧，至少是我文學生涯的後半段所一貫採用的。有的評論家認為，這是我所創造出來的新方法，給予好評；有的則不屑一顧，認為這是我的小說的偏執和弱點，一輩子都無法改善。老實說，我認為這兩種說法，各有正確的地方。但是，即使有這種自覺，我恐怕終生都無法放棄現在的小說方法和手法了；我畢竟到了這種年紀了。我小時候，不知怎的，覺得自己未來將不得不面對這種讓人心虛的毛病，因此記住了「宿痾」這個漢語辭彙，所指的就是這種毛病吧。總之，我現在要列舉我的小說手法如下。

一、首先，和我作家生涯後半段幾乎所有作品一樣，這次我也把小說的場景，設在四國森林山谷中的村莊。由於我的父親生於此場所，也死於河川氾濫整個村莊的那天，所以這個設定應該是很自然的。而且自從我在《同時代的遊戲》這部長篇小說裡，稱此場所為「村子＝國家＝小宇宙」之後，就把它當作我所有小說場景的原型了。寫小說對我而言，是創作作家心目中的人和世界的原型。但是，我也知道，把此場所理論性地單一化，等於是放棄了小說原本所具有的特質：把一個未知的全新場所，轉化為讓作家和讀者共享的現實世界。可是，無論對批評者或自己，我一向固執地宣稱，以此場所為原型，對我來說是必要的。

二、我在這部小說裡，也是以「我」作為敘事者，而且和書寫小說的作家本人（最少在表面上）可視為同一人物。這難道不是倒回頭，採用了日本文學長久以來（不過，是現代小說在日本誕生以來才有的）特有的類型「私小說」的手法嗎？——也就是把小說裡的敘事者等同於作家自己，只書寫這個「我」在現實生活中的體驗而已；可能有人會這樣批判我。事實上，也可以說這部小說所描寫的，是作家「我」所追憶的父親的肖像。可是，如果要用「私小說」這個日本式的用語，不如說，我企圖以「我」作為敘事者的小說，來反「私小說」，來破壞「私小說」式的「我」；這是我堅定的信念。我之所以使用這種手法，是因為這樣可以對「我」本身作根本性的批判：無論這個「我」，是小說的敘事者「我」，或是小說裡的主角，也就是說「我」父親的「我」。

可是如果有人要批評說，這種手法在我現今的「晚期工作」中，更加限定了我的小說人物和故事、限制了想像力的自由飛躍的話，這也是對的。只不過針對這樣的批評，我想反駁說：相對於那種想像力的自由，我有追求其他不同樣貌的想像力的自由。當然，我這樣說時，同時自覺到這種手法對我文學的設限。

三、使用這種手法，就不能讓敘事者死亡。也就是說，我小說中的描寫，永遠都被活著的「我」的界限所束縛著。傳統採用客觀視角的小說，我們甚至期待作者會有跨越死亡彼岸的氣勢，對比之下，你這種手法豈不是致命的限制？例如，與漱石的《心》當中，身為遺書作者而出現的「我」相比，你的小說中的「我」，不是很明顯受到束縛嗎？為什麼你沒有勇氣擴充你的小說範圍、超越作家自己實際生活的框架呢？

我接受這樣的批判。事實上我甚至想說，這是我回顧自己整個作家生涯時所抱持的遺憾。既然如此，為何在可能是我最後的小說《水死》中，仍然採用了這個手法？

在此，我想作「工作中的作家」的告白，是關於《水死》的。作家長江古義人的父親，在戰爭末期和將校們建立了關係，邀請他們到村子裡的家中。那時宴席日復一日，他仍記憶深刻。年輕的他，根據席間透露的情報，對日本即將戰敗的過程感到憂心忡忡。他的父親後來脫離了那個團體，打算發起恐怖行動，在氾濫的河川上獨自乘船出發，結果溺水死了。作者長江，長年構思要把這個事實寫成小說。在獲得某個資料之後，他開始寫作。可是作家以第一人稱「我」來描述事情經過的嘗試，並未成功，於是他不得不放棄那個「水死小說」的構想。可是在這個階段，經由各方證言的展現，「我」的父親的超國家主義，也就是高喊「天皇陛下萬歲」而勇敢赴死的思想，到底是什麼內容，逐漸變得清楚了。「我」於是放棄了「水死小說」，轉而回溯這種思想的來源。也正因如此，重新面對了日本戰敗時，十歲的自己當時的「時代精神」。「我」確切地自覺到，「天皇陛下萬歲」那時的「時代精神」，是自己的一部分。

回到分析我小說手法的思路，現在該是第四點了。小說《水死》（不是寫作過程中放棄了的「水死小說」，而是現在一邊想著第三部如何定稿，一邊在台北旅行的「這個我」，把真實的未定稿放入旅行箱中的那部小說），難道不是把「這個我」推出來面對這些疑問，只為了在我生活了七十四年、充滿矛盾的這個國家社會中，摸索足以支撐自己的死亡狀態的「時代精神」的小說？而這之所以能夠成立，難道不是因為，作者並未設定第三人稱的人物來進行這部小說？

現在，我（指的是「這個我」）的主題演講，正針對進行中的小說《水死》的敘事者、也是身為小說作者的「我」所寫的未定稿，把正在發展中的內情，毫無保留地曝露出來。相對於「這個我」所做的證言，在接下來要進行的研討會中，想必也有針對這個證言的反方訊問。「這個我」將試著回應這些反方訊問，盡力挺過研討會中的批判，然後回到東京，重新關進書房裡，完成《水死》的定稿（經歷了此次研討會，如果「這個我」放棄完成《水死》這部作品，就像書中的「我」放棄了「水死小說」一樣，可就麻煩了）。然後，如果《水死》能在十二月發表，各位讀了之後，也許可以解讀出，我決心如何為我自己的「時代精神」殉死的答案？而這是現在「這個我」所懷抱的，最深切的期望。

面對崩壞

說到這裡，在演講的最後，我要再談一個我的小說手法。長期以來，我把英語、法語，有時則是其他語言的詩，和優秀的日語翻譯對照，然後將我從其中聽到的和音，有時是不協調的和音，寫進小說裡。透過這個方式，我嘗試把我小說中所表現的，甚至是小說的文體本身，都提升到更高的層次。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接續前面的次序，這是第五點了。

我正在寫的《水死》這部小說，其意象群的背後，有一個是艾略特（Thomas Eliot）的名詩《荒原》（The Waste Land）。從《水死》這個題目本身，應該有很多人會聯想到這首詩的第四章「Death By Water」。我在《水死》的第三部裡，引用了《荒原》接近結尾的一行，作為題詞。

These fragments I have shored against my ruins.

我從年輕時就很喜愛英國文學研究者深瀨基寬的日語翻譯，也一併寫上。

こんな切れっぱしでわたしはわたしの崩を支へてきた。

（以如此的片片斷斷我支撐了我的崩壞）

如眾所周知，詩中的敘事者歷經漫長痛苦的旅行後，引用了但丁（Dante Alighieri）、奈瓦爾（Gerard de Nerval）等的詩句，說了這句話。雖然深瀨翻譯「fragments」時所用的「切れっぱし」（片片斷斷），在日語裡具有輕蔑的語氣……

話說回來，我長年閱讀艾略特這首長詩，若要補充深瀨的翻譯，我的理解是這樣的：「由於這些詩句的協助，遏止了我的崩壞，然後現在，我進入了另一個境界。」這首巨作結束時，引用了《奧義書》（Upanishad）的詩句，日語譯成「與へよ。共感せよ。自制せよ。平安　平安　平安」（給予，同情，自制，平安　平安　平安）。

我的理解是：如果把痛苦的人生比喻成航海，我總算是沒有沉船而撐到這裡，然後由於這些詩句，我再也不會崩壞了。而現在，寫到一半的《水死》最終章的進行遲疑不決，正讓我痛苦不安的時候，我開始覺得，對自己當作題詞的艾略特那行詩，我的解讀是正確的。也就是這樣的解讀：這首詩中的敘事者，並不認為自己已經從崩壞的危機中逃開了；他現在仍然靠著這些詩句，面對著自己的崩壞，支撐著自己。

我一天天老去，日日恐懼自己的崩壞會更形每下愈況。但是，我靠著寫作小說——深瀨會形容為「こんな切れっぱしで」（如此片片斷斷）的小說——支撐著自己。今後，我也打算繼續著「晚年的工作」，阻止自己的崩壞……

謹此向海峽兩岸從事文學工作的各位，致上我全心全意的感謝。

（下）

（彭小妍／潤飾校訂 吳佩珍、橫路啟子／諮詢）

弟弟高興地告訴我，爸爸趁著閒賦在家把二和三樓整個油漆過一遍，我聽了又驚又喜，因為家裡天花板和牆壁上的漆已經掉得差不多了，尤其三樓漏水頗嚴重，油漆根本漆不上去，連水泥也開始脫落，我記得有一年颱風從天花板漏到我房間的水已足以讓我的脫鞋飄到門口擱淺，也因為這樣，這兩年三樓已經無法住人。

這次弟弟特地去找了黏性很強的防水油漆，所以才能夠吸附在受潮嚴重的牆壁上，並且減輕漏水的程度。

一回到家，看到二樓被煙燻的灰灰的牆壁全部變成乾淨的白色，心情也開朗起來，心想一定要好好謝謝爸爸，竟然一個人把房子都漆完了。不過當我要上樓看自己的房間時，看到弟弟面有難色，開門一看忍不住倒退三步，才發現原來爸爸剛開始漆三樓時實在太興奮專注，忘了在家具和地板上鋪報紙，結果油漆滴得到處都是…

我忍不住想起小時候的美術課，自己常常都要重做第二次才有辦法畫出一張自己滿意的圖，或是做好老師交代的勞作，爸爸大概也是這樣吧。這樣想我就稍稍能夠體諒爸爸了。

結果有一半的中秋假期我都和弟弟妹妹一起拿鐵鏟和清潔劑清理油漆漬，因為在地上和牆壁上的一樣黏，實在有點難刮，阿～邊清邊覺得心情真是複雜阿…

我最近開始旁聽一門魯迅的課,看到了激進 嚴肅這個面向之外的寫作風格,原來魯迅在寫作時是根據他當時想要寫的題材而變化的,因而有的文章幽默而溫婉(散文"我的第一個師父"),有的卻呈現出空靈與虛實交錯的夢幻(散文"社戲"),此外,他也是一個非常注重文章的"聲音"的人喔,每一篇文章寫完後,都會自己朗讀一次,他覺得,只有唸起來可以讓人深刻地感受到底蘊的文章才會滿意,所以讀魯迅的文章不只體會到文字語言的美感,還有聲音與畫面上的享受,真是個徹底的"語言藝術家"呢!

    莫拉克這字兒，我永生難忘了！風災期間那四天三夜的生活，一切從簡，不！該稱”原始”！沒電沒水，甚至即將面臨斷炊…晚餐、洗澡必須趕在天黑前，大夥兒圍在窗邊借光用餐那一幕真的很深刻！電來的那一剎那，全社區驚呼，我甚至興奮到眼淚狂飆！

    災區重建除了補助款的支援，更重要的是引導災民迎接陽光、邁向希望。家裡是組據點，雖遭洪水侵襲，清理過後，還是如期舉辦8月座談會，組員踴躍出席，看到彼此都平安無恙，大夥兒心都寬了！大家談時間，有一位婦人部阿姨激動地表示：「大雨帶走了一切家產，什麼都沒了，但我還有御本尊！」

    的確！我還有御本尊！我還有信心！不怕！

    學會與萬世國際有限公司共同舉辦「民族風‧兩岸情－災後重建關懷演出」，邀請災區民眾前往觀賞。除此之外，為鼓舞大家，桃竹苗圈更慎重企畫「精神復興交流座談會」迎接我們。這一趟，讓我和諸多前輩重返了信心的原點，深深地決意：再出發！創造勝利的人生！

    9月25日下午約5點抵達中壢休息站，王萬傑大哥、區婦人部長以及多名桃園區前輩為我們準備便當，烈日下等候多時。巴士停穩後，便迫不及待上車，親自將便當一個一個送到我們手上，還準備了一封鼓勵大家的信，滿溢真心誠意！坐在我隔壁的阿姨一打開便當，淚眼婆娑看著我說：「你看啦！」以往辦活動團購便當時，那菜色常常令婦人部阿姨”面有菜色”，但此時此刻阿姨的表情、語氣實在太弔詭了！我趕緊打開我手裡的飯盒，我看到了！滿溢的用心及真情~十樣菜色，十全十美！如同桃竹苗圈婦人部長所言：掌廚者把對大家的關心都放進這些食材裡了！我硬是要自己不能有廚餘，口口細嚼桃園區前輩的心意！餐後清理時，發現車上的每一個人大都跟我一樣，飯盒裡只剩下魚骨、蝦尾巴、粽葉…

    進入國父紀念館，坐定位，麥克風爭先恐後逼近，這才發現，不得了！是電視台SNG連線節目耶！主持人一開場，介紹來自中南部80位災區代表，spotlight照射我們的那一剎那，我腦海裏瞬間掃過風災期間停電的第一晚，我看著窗外那一片汪洋，想像自己被遺忘在孤島上，獨自等待陽光…如今，卻坐在這裡，接受來自四面八方愛的鼓勵！滿溢感動~

    節目結束，回到大溪文化中心已經11點了。夜幕低垂，桃竹苗圈前輩依然滿溢熱情唱著歡迎歌迎接我們的到來。團員裡多是部員或是基層幹部，第一次來到大溪文化中心，有位婦人部阿姨行李都還沒放下，就興奮地說：明天可以繼續住下來嗎？進入房間，不但有睡前水果，每人床前並放置一張鼓勵小卡。桃竹苗圈前輩對於細節用心程度，由此可見。有位婦人部阿姨提到，她拿到的小卡寫著：逆境造英雄。這句話讓她輾轉難眠，思考著自己的人生，眼淚不自主地掉，內心暗下決意：我要成為一家的太陽、與丈夫攜手，跟隨人生之師池田先生的腳步、生命力強盛地以信心超越一切困難！

    隔天一大清早，我好像才剛睡一下下，就已經聽到盥洗的聲響，果不其然！才4點多耶！同房的婦人部要起床去運動了啦！為了讓第一次蒞臨的前輩更加認識大溪文化中心，特別安排了大學生帶領參觀全貌，如此一來，讓大家更是不想回家，還沒要離開，就已經開始感到依依不捨了！

    繞完一圈，就要準備進入「精神復興交流座談會」的會場。桃竹苗圈前輩特別為我們每個人準備了象徵「勝利」的菖蒲花圈，而會場裡有200多位中德及桃園區的學會員用歌聲熱烈地迎接我們，眼神瞬間的交流，感受到了對方堅定的心意。有位婦人部阿姨會後表示：這一刻，我發現我並不孤單！因為我有同志、我有勇氣、我有御本尊！

    座談會裡，三位婦人部阿姨分別發表了奮戰的體驗。首先是救災英雄黃鎂智的母親－黃媽媽。當她緩緩地站起來、面向大家深深一鞠躬致意時，那堅強的身影，帶著明朗的一抹微笑，用力地震撼到了在場的每一個人。有位壯年部回程發表心得時提到：看到黃媽媽的姿態，瞬間明白原來信心就是這麼一回事！信心不僅讓我有智慧解決眼前的困難，更是讓我儲存能量、勇氣去走下一步！

    接下來兩位婦人部的體驗分享，也一次又一次地鼓舞了我們大家軟弱的心志。有位草創前輩，聽完了三則體驗後，內心澎湃洶湧，她說：同是婦人部，別人如此奮戰，我卻因宿命躲起來暗自煩惱！我回家後一定會反省！並且一定要站出來，充滿勇氣去對話！全力廣宣流布！

    這兩天一夜的行程，桃竹苗圈前輩如聖訓所云：當如敬佛、當起遠迎；並秉持著代替池田先生守護學會員的心情照顧、款待災區代表。處處見真心、用心及熱情，回程途中，大家彼此分享心得時直呼：永生難忘！有位今年初甫入信的壯年部分享時提到：感動的心情是一時的！一定會將這次所學習到的人事物深深刻畫在自己生命當中。車上團員在互相見證下，紛紛誓願：回到地區後，一定一人立起，與師同心，帶動廣布！決意以實際行動回應桃竹苗圈學會員的真心！

    遊覽車漸漸駛離文化中心，隔著玻璃窗，卻是心連心，不斷揮手互道再見，內心不斷吶喊：謝謝你們！有你們的支持，我們加滿油，絕對不輸！繼續奮戰！

    大惡起，大善來。因為莫拉克，我們更加確信我們就是肩負使命的那一人－所詮，我志已決，不仰諸天，身承諸難，誓終此生！

                                                                                  中南圈 女子部 Mio-li 2009.09.28

星期六的下午參加新生迎新。星期天則是與災區會友交流的精神復興座談會。

今年整個竹苗有至少120個新生呢！這是我第二年做大學會區助了，卻是一直到最近才體會到自己的責任並不是僅限於自己所在的大學會。同為區助的Jia總是不懈地關心、瞭解每個她所知道的同學，甚至是國高中生，就是這樣的一份心意才能在最後打動同學，願意出來參加活動，可見，我還不夠努力。

自己的大學會多了好多男生的新生，真希望趕快出現一個願意鼓勵大家的新男CR，看到有些同學沒有來，有點著急很想幫忙聯絡。

在災區的會友有許多人損失慘重，然而學會並不是祇有投入救災物資和人力，而是回到更根本的層面去做建設，也就是人們的心，這也是此次座談會稱為「精神復興」的理由，祇有自己瞭解到「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站起來」、「如果自己也覺得自己很可憐，那才是真正的可憐」，真正的重建才算有所進展。

有一位在八八水災中殉職的空勤機師也是學會員，他的母親黃媽媽說對兒子感到非常地驕傲，因為他一直都是馬不停蹄地從事各種救援任務，這一徹底奮戰與完成自己使命的姿態讓她覺得兒子已經完成了這一生的使命，沒有遺憾了。

聽完她的心得後，深自反省不管自己做什麼，都應該抱著這就是我的使命的精神，全生命地去完成才是，即使只是在台上跳帶動，若能夠展現笑顏，讓台下的會友感到到希望和生命力，相信他們就能夠重獲信心和勇氣去挑戰一切。

另外，許多會友是十年前地震的受災戶，他們抱持著絕對不輸的精神再次振作，也鼓勵了好幾位原本已經接近退轉的八八水災會友。

每次的活動最開心的事，就是看到大家在結束時都重新帶著明朗的笑容與自信踏上歸途，最後看著災區老老少少的會友都擠到遊覽車的窗邊跟我們揮手道別時，我忍不住哭了，法華經有云「我此土安穩，天人常充滿」，因為人和土地是分不開的，當現實社會中「信心堅強、活得有價值、活得幸福」的人越來越多的時候，我們生活的土地才會獲得真正的安穩。

團結

真正的團結，只靠命令或靠權威的強制是不可實現的。只能靠人與人之間相互信賴的情誼，靠每個人都心服口服，把「心」與「心」連結在一起，才能做到。萬眾一心，則事必有成。縱然不能完全實現原來的計畫，也能找出意想不到的新路。      

---《我的人學》，池田大作，頁148

青春

青春不是指人生某一時期，指的是心態，

強壯的意志，巨大的創造力，

火一樣的熱情，斥退怯懦的勇猛心，

拋棄安穩的冒險心，

青春就是這樣的心態。

年齡的增長不使人老，失掉現在，老就到來。

歲月增加皮膚的皺紋，

失掉熱情時精神就會枯萎。

苦悶、疑惑、不安、恐怖、失望，

只有這些才像歲月累積一樣催人衰老，

使潑辣的心靈也變為塵芥。

（中略）

人和信念在一起就會年輕，

和疑惑在一起就會衰老。

人和自信在一起就會變得年輕，

和恐怖在一起就會衰老

希望存在則會無限年輕，

和失望在一起則會老朽。

（後略）

---〈青春〉撒彌耳‧烏爾曼

幸福

「能夠感到幸福，過著幸福人生的源泉，是我們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與外界的關係的力量比，稱為價值，這種價值就是幸福的內容。」---戶田城聖

「所謂幸福，並不是受每天現實所左右、所播弄的東西，也不是與之相隔絕、超然的境界。我想，幸福只存在於：將人生中一件件偶然的事件，都能愉快地接受下來，作為前進的動力，充分加以玩味；同時，為他人，為社會，能做出有價值的貢獻的生活當中。」

---《我的人學》池田大作，頁55

感恩

「不管遇上什麼樣的困難或考驗，都不忘記感謝的人們，是會獲得歡樂與幸福的。」

---《我的人學》池田大作，頁230

「感謝的心」對人而言非常重要，這是我們深具共鳴的人生觀之一。

20世紀著名文豪托瑪斯‧曼表示：「懂得感謝的強烈感受力——要從一般看來充滿缺陷的人生創造出可能的事物，還有比這更好的特質嗎？」、「感謝的心不是被動的，而是一種創造性的特質。」

真正具有創造性、建設性的人，懂得感恩、懂得感謝。相對地，從事破壞的卑鄙小人，不知感恩、無法感謝，這點各位都很清楚。

                                         ---和樂

誓願的祈求

根本在於祈求。大聖人斷言：「法華經行者祇無不遂之事必無之矣！」（御書1421頁）

祈求並非不切實際的夢想，也不是不著邊際的願望，而是「斷然實現！」、「絕對勝利！」的誓言。在深邃誓願的祈求中，因為「因果俱時」，所以宛如磁石吸鐵般，就會出現明確的結果。

                                        ---和樂

愈靠近土地 就愈接近平等
 
連日清 VS. 連加恩除了行銷全球的電子產品，除了征戰全球的中小企業，台灣，在哪裡被看見？是隨著73歲的「蚊子博士」連日清在兩千年到聖多美協助防治瘧疾的身影，也隨著第1屆外交替代役男連加恩在西非布吉納法索發起「垃圾換舊衣」、鑿水井、辦孤兒院的喝采被看見。非科班出身，卻投入蚊蟲研究60年的連日清，有著研究人員的執著和嚴謹。從年輕時代就深入蠻荒之地採集蚊子、參與台灣抗瘧聖戰、走遍東南亞、非洲、中南美洲研究蚊蟲的連日清，翻開蚊子檢索表，82歲的他，心心念念的，還是怎樣將分類做得更好。去年底，連加恩辭去榮總醫師的職務，報考了疾管局的防疫醫師。這一年來，他密集地上流行病學的課程，也在局內各單位實習，跟著防堵H1N1的流行；8月中，他計劃調到花蓮分局，更接觸地方，更接近村落，更接近平等。從連日清到連加恩，顯現的是台灣專業人員投入公共衛生，為台灣，甚至世界健康努力的精神，完整的流傳了下來。文■謝明玲 圖■天下雜誌提供連日清：日本統治時，對瘧疾有相當的關心。因為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時派兵平定北部的叛軍。跟之前牡丹社事件一樣，日本兵死於瘧疾的，比被槍彈打死的還要多得多。所以日本佔領台灣後，就非常重視瘧疾。那時我們老師常派同事去採蚊子，要用雙重蚊帳，小的蚊帳睡一個人，引誘蚊子進來，然後每個小時把垂簾放下來，把蚊子關在裡面，然後把進去的蚊子採光，這樣一直做到天亮。日本人對基礎研究做得非常好。那時候已經鑑定出15種瘧蚊，到目前一種都不再增加，我怎麼找都找不到，他們做得太徹底了。戰爭結束時，瘧疾又回來了。當時台灣6百萬人口，1年的病患就有150萬人，5分之1。因為日據時期衛生都是警察管的，所以光復不久，我們到家去，民眾還是非常聽話。民眾本來很歡迎噴藥，可是因為噴藥有很多麻煩的事，如靠地面的東西統統得搬到中央來，移動家具很麻煩；還有噴了之後，貓會死，台灣人的習性就是死貓掛樹頭，那時南部縱貫路沒有柏油路，兩邊的路樹都是種芒果，每一顆樹都掛一隻死貓。後來又有問題。我們發現瘧蚊沒對DDT發生抗藥性，可是熱帶家蚊和臭蟲有。有個恆春的部落臭蟲猖獗得不得了，他們因此反對噴藥，後來我們摻BHC，BHC沒有了抗藥性，這樣就勉強讓他們接受。所以推動公共衛生的時候，民眾的抗性不能忽略，忽略就做不成。其他像是風一吹，粉劑會飄，養蠶的蠶吃葉片會死；還有中南部有些地方，黏土是紅色的，因為紅土有鐵質，DDT碰到鐵質會分解，變成沒有毒的東西，所以那些地方我們一年要噴兩次。台灣經驗豐富，什麼困難都遇到了。我們也要衛生所人員訪問病患，我們一定要求不能給藥就走了。帶藥去，把病人叫出來，拿一杯水給他，讓他把藥放在嘴巴，喝下去，再檢查嘴巴裡有沒有藥留在裡面，衛生所負責，盯得很好。我在聖多美普林西比推動時，一切作業都按照在台灣的作業方式，稍微修改。我主張在那裡噴亞滅寧。我在高雄登革熱防治的時候，就主張在家裡噴亞滅寧，讓殘效殘留在壁面。2003年我在聖多美時，他們也同意在6千人住的普林西比島上全部噴藥。那裡有個公家醫院，有50個床鋪，之前統統都滿了，而且有的床鋪睡2個、3個；藥一噴之後，兩個月以後空蕩蕩。第二年，我們就全國性噴藥，但有很多問題，打DDT的時候，粉劑留在壁面明顯看得見；可是亞滅寧打上去沒有顏色，怎麼檢驗？我們就用活的蚊子貼在那裡看會不會死。這是因為台灣有經驗，才可以想到該用別的方法檢驗。還有像藥噴得好不好，6個月以後有沒有抗藥性等，也是問題。台灣瘧蚊大概兩個月生3代，要產生抗藥性大概要10代以上，所以我判定抗藥性不是每個月應該做，6個月做一次就足夠了，這都是我自己定的。從前在聖多美要活過五歲很難，都因為瘧疾死掉了，那是最大的死因。為了做研究，沒想到會救那麼多人，這是最愉快的一件事。 連加恩：我是陽明第20屆畢業。陽明早期都是公費生，我們的role model（典範）裡沒有多少學長是賺大錢的。我們的第一屆學長，可能都還在衛生所裡面。陽明有個十字軍，是所有陽明人一定會參加的。我們大一參加時，暑假去過西螺、宜蘭、魚池，幫老人家做衛教和慢性病篩檢。我是台北小孩一路長大，也沒去過鄉下，路上老人家不認識你就叫你進來聊天，第1屆、第2屆老學長在那邊當衛生所主任的人也會來跟我們聊，我們就會了解到城鄉差距、資源分配不均這些議題。我想過，如果將來繼續有機會參加國際醫療的話，除了很會看病之外，應該懂一些如衛生流行病學、醫療政策管理、醫療資源分配。這裡面有更形而上的東西就是social justice（社會正義）。經過這幾年的書、演講等，我不認為這是我一個人的功勞，或許我contribute（貢獻）一小小的百分比，就是大家更重視第三世界的議題、非洲的議題。我的故事被知道的廣度，還有被囑目的程度跟我實質的貢獻與付出不成正比，有點太超過了。但也許就藉著媒體放大效果，而變成一個議題，就會有很多人得到靈感，想去做一些事情。漸漸的，我們社會會有一個第3勢力：就是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不會去問多少，對我有什麼幫助，就這樣去做。例如，我剛回來的時候去高醫演講，隔了3年又去一次。有個女生告訴我說她聽我的演講後，決定去走口腔外科。牙醫裡面最苦的就是口腔外科，是最像醫生的牙醫系畢業生。我遇到她的時候她是R4或R5，非常辛苦，很長的工時，壓力非常大，但她說是因為聽我演講，她才去走的。我讀了台灣公共衛生發展史。為什麼台灣可以根除瘧疾？但聖多美碰到瓶頸？小兒麻痺也是，現在世界上還有奈及利亞北邊、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這些國家還在持續延燒。我們去看台灣歷史，再去看其他國家現在的困境，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這是很有趣的對照。我來到局裡才知道，我們小時候常聽到的公筷母匙、3麻1瘋，當年參與在裡面付出心血，甚至發明這個名詞的人，甚至都還是我們每天上班會遇到的人。我們這次進駐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有機會聽到高層說，SARS的時候如何，我們這次因為做了哪些事情，而防止了SARS的哪些副作用，哪些管理的混亂。其實我們有累積的經驗，很快的就可以在這次發揮出來。我們的東西是累積性的，而且就在這些人的腦子裡，就在文件夾裡。這些是很龐大的資產，它是國家的資產、社會的資產，也是國際社會的資產。用social justice的觀念，我們這裡有這麼龐大的資產，分享其實是我們的責任。以前我們強調進入國際社會是一個權力，但其實進去之後變成我們的義務，我們怎樣參與在國際社會上，把我們所有的提供出來跟國際社會分享。我常鼓勵學生，不要再問說我是學這個系的，去那邊我能做什麼。我會說，沒關係，就去就好；也不要說一定要做什麼，反正就去看看，去接受衝擊，最好是震驚到吃不下飯也沒關係。因為這些衝擊會變成一些動力，會變成一些想法，變成一些讓你不一樣的元素。這幾年偏遠地區醫療還有服務社團更蓬勃發展了。現在醫學生比我在學校的時候，更有機會在寒暑假，去到加爾各達德蕾莎修女的垂死之家；也有清大的學生去加納教電腦；今天還有個人跟我說，他們50個人去東帝汶蓋房子教英文。NGO、教育部、外交部、衛生署、私人醫院，其實有各方人馬，大家都想把台灣帶出去，我們的學生也不能太滿足於整個暑假都在玩線上遊戲，或去速食店翻漢堡。我們的國家在走向開放，我覺得要鼓勵大家說，我們真的有東西可以output，有東西可以參與。即使現在還沒有那麼成熟，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自我期許。本文轉載自天下雜誌《超越60》特刊

木村秋則這個人似乎對奢華這件事沒有興趣。
眼前所看到的是樸實的農民生活，榻榻米和紙門已經好幾年沒有更換了。木村會把附近的棄貓都帶回來養，所以他家有好幾隻貓。聽說即使換了拉門和榻榻米，也很快就被貓抓壞，於是乾脆不換了。矮桌上放了一台整理顧客資料的老舊電腦，仍然是MS-DOS的系統，一整疊訂購蘋果的傳真堆在電腦旁。
最近，除了訂購蘋果的傳真以外，還有不少內容是激勵木村或是找他討論人生問題。

「自從上了電視，各式各樣的人都會打電話或是傳真給我。有很多年輕人，也有寺廟的住持或是醫生等各種不同行業的人。上次有三個黑道兄弟開了一輛進口的大車子來我家，把我嚇得半死，我還以為出了什麼事……」

木村說了一個東北地區大都市的名字。
「他們特地來找我，我問他們有什麼事，他們說：『可不可以請你接一下電話？』遞給我一支手機，電話那一頭好像是他們的老大，我還以為他要說什麼，沒想到他竟然對我說：『我看了電視哭了。』他說他好久沒哭了，為了告訴我這件事，特地派了三個小弟過來，只為了說一句：『改天想單獨跟你喝酒。』」
十二月初，NHK的「專家的作風」這個節目才剛介紹過木村的人生。

「有很多人告訴我，我當時說的每一句話都留在他們的腦海中，但我是傻瓜，根本不記得那時候說了什麼。」
說著，木村咧開已經沒有牙齒的嘴巴笑了起來。
木村才五十多歲，牙齒幾乎都已經掉光，僅有的牙齒也像是變成褐色的蘋果芯般萎縮了，根本無法咬食物。照理說，他可以去治療，或是乾脆裝假牙，但他沒有這麼做。
「我用牙齒換來蘋果樹的樹葉。」他說著冷笑話，自己哈哈大笑起來。

他似乎毫不在意。
筆者很努力思考該如何向讀者傳達他的笑容。因為，筆者從來沒有聽過這麼爽朗的笑聲。
「哈、哈、哈、哈、哈！」
他的笑聲沒有混合H的音，而是連續發出母音A的聲音，有點像東野英治郎扮演的水戶黃門的笑聲。如果從光國的笑聲中完全抽掉傲慢的感覺，再增添五成的開朗，或許就成了木村的笑聲。

那個下雪的日子之後，筆者有將近一年的時間，只要一有空就往弘前跑，似乎只是為了聽他的笑聲。木村的笑聲不僅令人愉快，還有一種深不見底的力量。

其實，從他嘴裡說出的並非都是可以一笑置之的事。
「一個想要自殺的年輕人打電話給我，說他剛從研究所畢業，繳學費什麼的用了父母很多錢，但他不管做什麼都失敗，找不到工作，也回不了家，所以打算一死了之。看到那個節目後改變了心意，終於有勇氣繼續活下去。」

那個年輕人說，他發現和木村經歷的辛苦和挫折相比，自己的煩惱根本稱不上是煩惱。筆者問木村，當時是怎麼回答那個年輕人的，他稍微沉思了一下。

「……嗯，我好像說，很高興他改變心意了，然後，我告訴他，只要當個傻瓜就好。只要實際做做看就知道，沒有比當傻瓜更簡單的事了。既然想死，那就在死之前當一次傻瓜。身為曾經有過相同想法的過來人，我至今領悟到一點：為一件事瘋狂，總有一天，可以從中找到答案。」

為一件事瘋狂，總有一天，可以從中找到答案。
木村的這句話正道盡了他的人生。

培育後繼

[為何培育後繼如此重要]

池田大作：「可以說任何一個社會，其消長興亡均取決於接班人。不，進而可以說先人之偉大與否，將由其後繼如何來決定。」

                                                《我的人學（下）》頁107

[培育者的姿態]

池田大作：「重要的是播種，自己成為種子投向大地，只有日以繼夜地去身體力行，去籌畫未來，除此之外，沒有廣宣流布的前進。」

                                                       《新人間革命》

[要培育怎樣的後繼]

池田大作：「任何宗教和組織，都是因「人」而榮，亦因「人」而亡，由此可見之重要。真正的教育是，培養識破惡，且敢正面對抗惡，捍衛民眾，如此堅定信念的人才。」

                                                      《暢談世界哲學》

至少就自己而言，選擇跟一個人在一起，唯一的標準就是感到「跟這個人一起養小孩會很放心且充滿期待」。

所以，我覺得「跟人在一起」是為了要創造或完成什麼才會在一起，或者說，自己認為因為這樣的理由選擇在一起是比較好的。

那是一種生活態度，所以並不是說每個人都要擁有遠大的抱負，而是對於每一件自己想做的事都去思索其意義以及自己想要完成的藍圖。

僅以此回覆之前自己一直被錯解的印象。

堅持那條難走的路 陳芳明 VS. 徐銘謙
 文■彭昱融 　圖■天下雜誌提供
 
1984年，加州聖荷西。36歲、流亡的青年詩人陳芳明，正苦苦思念遠方的故鄉島嶼，一字一句寫下《謝雪紅評傳》。
2009，嘉義奮起湖。少了謝雪紅與陳芳明的悲壯，36歲的徐銘謙正和20位年輕志工，以生態工法一階一階打造自然步道。
這一年，60歲的陳芳明，回望自己一甲子的生命軌跡，從讀詩轉向歷史、投身政治後又回歸文學，見證了一整個時代轉折的他，靜靜寫下了《昨夜雪深幾許》。
徐銘謙則把自己到北美阿帕拉契山學習步道工法的經驗，融成《地球上最美的問號》，投身實踐環境運動的新典範。
他們都選擇了樹林中那條人少的路，而他們身後蜿蜒的足跡，就像留給台灣這塊土地的詩。
陳芳明：我從來不知道自己有一天會研究台灣歷史和涉入政治。你永遠不知道人生何時會走上林中蜿蜒的岔路。
1974年，我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留學。我在海外看到國民黨不斷打壓黨外運動、鄉土文學，心情非常苦悶，逼使我開始追尋，開始和華盛頓醫院醫師沈富雄、詩人楊牧組讀書會，讀連雅堂的《台灣通史》。我自己也在圖書館大量閱讀台灣看不到的近代史，那種震撼只能用雷霆萬鈞形容，內心的風暴也讓思想漸漸轉變。
1975年，我在美加邊境遇到有生以來第一場雪。我站在「和平拱門」（Peace Arch）前的茫茫雪地，第一次發現自己的護照不被承認，過去被教育中華民國是國際四強，原來這是不真實的夢想。
國境拱門上方寫著「Children Of A Common Mother」，我知道母親指的是英國，孩子則是指美加兩國。然而，我的母親是誰？我又是誰的孩子？
同年，我加入國際特赦組織，人權工作是我在苦悶之中認識世界的方式。每個月我都會收到世界各國政治犯的新聞訊息，巴西、中南美等等，我的工作就是寫信給他們的外交部要求釋放。有一天，其中一欄居然是台灣，我才驚訝發現，原來台灣也有政治犯。那是白雅燦寫一封公開信批評蔣經國，因此被判無期徒刑。
以前深信台灣是自由中國，從此我幻滅了，像大夢初醒一樣開始了解228等被隱蔽的歷史，發現自己對台灣有這麼多虧欠。開始把台灣當自己的土地，思考怎麼讓台灣成為真正自由開放的社會，這樣才能讓台灣活下來，也被世界接受。這是我投入政治運動的原因。
我支持黨外民主運動，不是因為他們是本省人，而是因為他們追求自由民主，一如我肯定胡適、雷震、殷海光一樣。
這份虧欠引申出了贖罪感。在海外儘管窮得要死，還是寫文章來贖罪，支持黨外雜誌，真心希望台灣進步。1979年，辦事處不讓我續簽護照，理由是「你自己知道」。我第一次從美國去日本的時候，只好拿一張臨時出境證，國籍欄上寫著「ＮＯ」。解嚴後雖然有了護照，但護照號碼前面是「Ｘ」，不准回來。一直到1989年我才回到台灣。
國民黨威權時代，台灣歷史被視為政治禁忌，長期被貶抑和邊緣化。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歷史幾乎等同於228事件的記憶，許多重要人物、原住民反而被歸入遺忘的行列。談起228往往不是為了反省，而是為了凸顯國民黨如何迫害，成了變調、偏頗的歷史記憶。真正要問的是為什麼會發生228？其實是因為反貪腐。真正要紀念228，就要根除貪腐。
選擇性的看待歷史，表面上似乎是在彰顯，卻造成了嚴重的遮蔽。同樣的歷史，不會重複兩次；但是同樣的錯誤則會重複，而且可能不只兩次。
台灣過去一直處於邊緣：清朝的邊疆，日本的外地，戰後又成為反共跳板，從來不是文化主體。但經過這60年的發展，主體性慢慢建立起來。
如果生活在大陸，疆域太大，恐怕一輩子也不會遇到山東人或山西人。但在台灣這塊小小土地，山東、江蘇、湖南、江西人可能就住在隔壁，這是台灣很精彩的地方，為我們灌注了什麼文化都可以消化融合的能力。
中國大陸禁止的東西，台灣都可以接受。大陸出了張愛玲全集，但《秧歌》跟《赤地之戀》兩本還是不准，高行健的作品早在他得獎前台灣就已發行。解嚴之後台灣文學蓬勃發展，原住民、同志、女性、環保文學，那麼小的地方卻可以容許這麼多事情，我為這塊土地感到驕傲。
過去台灣吸收外來文化，但現在台灣已經逐漸成為華人世界文化輸出最強的地方，台灣的文化生產和輸出力，未來將在華人世界扮演重要角色。台灣的民主文化，也已經是華人世界的重要指標和榜樣。
我這輩子最難忘的就是見證了台灣從封閉進入開放。現在台灣民主有些亂，但其實這就像是新生命誕生前的陣痛。美國等了兩百年，黑人才當上總統，台灣從解嚴到現在才20年，要努力的還很多。
做為一個歷史現場的人是很痛苦的，但要堅持下去。也許我們在歷史隧道裡只看到一點光，但只要朝著光走，就有希望。
我相信台灣不是只有藍綠，而是多采多姿。這也是我在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的教育理念，讓每一個族群寫出來的文學，都是重要的文學。我開台灣魯迅學，讓學生知道中國新文學有一個魯迅，而台灣作家又是怎麼接受他。我也讓台灣文學跟日本文學、韓國文學對話。
我希望用開放自信的態度，讓下一代學生站在台灣多元的基礎上，長出最開闊大氣的視野。
徐銘謙：過去我從沒想到自己會投入環境運動。
2002年，我在電視上看到一支休旅車廣告，強調開著這台休旅車，溪流將只是「一個小水坑」。
我開始思考，這樣的廣告對民眾的旅遊觀是錯誤示範，想起許多休旅越野車破壞溪床的活動，於是我寫了一篇〈穿林跨溪、靠我雙腿〉投書報紙。沒想到引起廣大迴響，環保團體發起一人一信運動，灌爆了汽車公司信箱，這則廣告也被迫停播。
踏出行動第一步後，環保團體和議題找上我。當記者問我，四輪傳動車到底造成什麼破壞？我一開始也答不完整。於是我開始研究廣告、探險節目、車商車隊背後的文化……，就這樣捲入了保衛古道、反對高山纜車、反對蘇花高，一連串運動。
隔年，我注意到政府以青苔過多為由，要把160年歷史的陽明山坪頂古圳，原本屬於大屯山系的安山岩石階，換成花崗岩石階加水泥。花崗岩必須從越南耗費油料運來，還用水泥封底，施工期間更會造成周遭生態破壞。於是我們發起「刷青苔，救古道」活動，帶著菜瓜布去刷石階，成功傳達出以維護取代重建的觀念。
然後我們開始到處參加公聽會、說明會、寫信陳情。但我意識到反對僅能暫時阻擋個案、緊急的環境破壞，甚至悲壯收場，不可能搶救每一條步道。我們必須提出新典範（paradigm）取代舊觀念，來感動、說服民眾，才能從根源阻止荒謬工程一再發生。
於是我再次開始尋找答案。步道鋪面和生態工法，不用石頭可以用什麼原料？不用工程可以怎麼做？偶然機會下，聽前輩提到一條夢想步道：美國阿帕拉契山徑，全長三千五百公里，數十年來全靠志工維護無鋪面的自然步道網。於是我下定決心要去追尋。
在阿帕拉契山徑四個月裡，我開始學習像山一樣思考。前後參與了7個計劃，每天在維吉尼亞山裡和來自不同州、不同口音、不同階級的伙伴一同工作，從步道清理、木樁邊坡、排水設計這些基本功開始，學習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施工方法。
有一次為了砍去一棵阻礙步道的樹，讓我掙扎很久。用斧頭奪去一個生命的過程，每砍一下樹幹，都是一個堅定的回應，每砍一下我對自然又有不一樣的認識。
停下斧頭，讓震動發麻的手臂休息時，我才開始了解自然作家李奧帕德所說的「土地倫理」。創造與毀滅、生與死並非好壞分明的對立價值，而是共同構成了自然的完整與穩定。我也體會到，只有實際動手做，才能真正了解自然，以及自己在自然裡的位置。
阿帕拉契的經驗也讓我了解，新的社會運動必須是正向、解決問題導向的，透過行動創造人與人互動的情境。
某天晚上，志工伙伴裡不相信全球暖化的共和黨員，和另一群宣導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民主黨支持者，爭得面紅耳赤，長夜漫漫、手邊又有工具，我很擔心會發生衝突。
沒想到隔天起來，大家還是合力工作，完全不因昨晚的衝突而區分彼此。望著他們一起揮汗工作的畫面，我突然想到那時候正發生在台灣的紅衫軍，如果能創造一個場域，讓一群人一起用雙手為腳下步道打拚，義工們也許各自是男人、女人、福佬、客家、原住民、外省，一起面對面動手做，認識完整的彼此，而不是藍綠標籤下的人。「超越標籤」，認識彼此的力量，大概就是哈伯瑪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哲學家）所描繪公民社會的實踐圖像吧！
回台灣後我投入「千里步道」運動，開始向林務局和民間社團推廣阿帕拉契山步道志工的經驗。步道志工提供一個中性而超越的場域。透過行動體會人與自然的連結，從一個自然消費者提升到尊重而融入自然的人；從個別的散步路人，提升為關懷社會與自然的公民。
在每一個行動、體驗後，我看到人們發生改變、事情真的變好，因此找到持續下去的動力。
台灣的山林與自然生態多樣性，就跟人民一樣多元草莽、生機無限。看起來亂糟糟底下，卻有著最最活躍的公民社會，活潑而源源不絕的創造力。
台灣在步道的觀念，始終發展得比較前面。比如登山風氣、自助旅行觀念，轉而引導步道公民運動、關懷鄉土、公益旅行等，這些具有公益性質的個人行動，與國際接軌的速度比華人世界其他國家更快。未來兩岸交流更密切，台灣的登山客、背包客應該深入大陸，帶進更多公益旅行的概念。
本文轉載自天下雜誌《超越60》特刊

土地與孩子，是我們共同的夢 陳永淘 VS.劉力學
 文■彭昱融 圖■天下雜誌提供
 
陳永淘：1991年，我辭掉手上3份工作，拋開都市的一切，來三芝海邊。那年我37歲，對人、社會和都市環境感到非常疲倦。
從童年有記憶以來，關西的鮮鮮河水（客語：清澈的河水）和土地就一直是我的老師和養份來源。於是我把自己放逐回大自然之中，試著過一種接近自給自足的人生。
當時剛解嚴，海岸管制最多可出海1公里。傍晚風平浪靜的時候，我總是撐一條船出海釣晚餐。因為歷史的關係，台灣人很少從海上回看台灣，每划出去1百米，就有一些驚喜，大魚游過船底、大海龜上來換氣，離開台灣8百米的海面，噪音不見了，自己跟土地間的緊張關係也不見了。
那幾年，我每天到海邊拾荒，三芝剛好是海流匯集的地方，所有垃圾都漂到這裡，被海浪給沖上來。我一邊蒐集漂流木、各種動物頭顱，一邊望著這些被人類拋棄的東西思考。
有一天海邊衝上了一隻死豬，1個月後，我發現下面竟然有上千隻小螃蟹，1隻死掉的豬，竟成為生命的溫床。我豁然開朗，自己過去失望經歷的死去，可以是新生命的開始。於是我找回了動力，重新開始寫歌、關注人與文化。
離開三芝後，我一直在移動，為了尋找一個安定、永續經營的地方。從新竹北埔，每週日下午在慈天宮前廟埕唱歌，幾年後又轉到峨眉湖、花東、南庄，身分也不斷轉變，拾荒藝術家、吟遊詩人、環保人士。
過程裡我都找老房子住，蒐集許多被擱在角落的老家具一起生活，醞釀共同成長的空間。這些傢俱，就像客家語言、文化藝術，擺在角落就會蒙塵死去，拿出來用就會發光發熱。台灣最精采之處，就藏在那些被遺忘的文化裡。
文化工作是什麼呢？（看了看牆上客家攝影家鄧南光拍的老農做泥磚）應該跟做泥磚一樣，老老實實，做1塊是1塊。客家傳統建築前面總有半月形池塘，池子裡挖出來的泥，加上稻桿做成泥磚蓋房子，池子也成為魚類蛋白質的來源。文化就從這些生活的細節裡一點一點長出來。有深度有根的文化，自然會開花結果。工業革命起家的英國發現文化產值超越了工業，反省之後開放免簽證，用文化影響世界。這應該給台灣很好的啟發。
孩子有無限可能，每次看到他們就讓我重燃熱情。
延續過去在北埔、峨嵋教孩子唱客家歌、透過音樂認識文化的經驗，去年我帶著吉他進駐竹北新瓦屋7號。朋友捐了經費、老鋼琴，百年教堂長椅成立了「後生」（客語：晚輩的意思）合唱團，每週帶10個不同族群的孩子唱客家歌，希望多給孩子一點文化養份。
1997年我在北埔慈天宮廟埕唱歌，有個3歲小女孩，摘了3朵小小酢漿草花送我。這個女孩叫飛飛，媽媽是北埔人，爸爸是德國人。五歲的時候她向媽媽說要跟阿淘一樣彈吉他，9歲就得到德國青少年古典吉他比賽第2名。後來她住的德國城市Offenburg，1間百年小學因缺乏維修經費面臨拆遷，於是飛飛和朋友辦了請願演奏會，成功喚醒起民間迴響，而將學校保留下來。
今年初我接到電話，說15歲的飛飛要回台灣在慈天宮廟埕辦演奏會，邀請我參加。到了現場我幾乎認不出長大的飛飛來，她彈得一手好古典吉他。中間我花了1個小時跑去山邊阿婆的菜園，採了一大把酢漿草花，下台時送給她，那一剎那，兩人眼淚忍不住嘩啦流下來。
你為孩子做了什麼努力，就會影響他和台灣這塊土地的未來。
劉力學：1992年，我辭去神通電腦副總經理，回到三芝海邊的家，當「全職家庭主夫」。
提前在52歲退休的原因是孩子。
那段日子我為了避開塞車，每天五點半出門上班，為了業務，一星期最多應酬14次，總在半夜才回到家。
出門時孩子還在睡，回家時他們又進入夢鄉了。我常在回家前到7-Eleven買兩杯思樂冰，引誘他們起床見爸爸一面。那一年我兒子剛上小學，有一天突然跟我說：「爸爸，我總是看不到你。」這短短1句話像大錘子打在我心頭，讓我大夢初醒。就花在他們身上的時間而言，我已經不是個稱職的爸爸，於是我辭去工作，投入孩子的教育。
會走上回收廚餘這條路，一開始是為了解決垃圾問題。
回到三芝後，我才發現這裡沒有垃圾車，每天必須載垃圾到很遠的地方去丟，而海邊總是堆滿了擱淺的垃圾。於是我乾脆自己蓋了一個焚化爐，解決附近居民的問題。
不過，焚化爐啟用後，卻發現台灣飲食習慣，使垃圾內常有湯湯水水的廚餘，無法完全燃燒，反而變成一塊大餅。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把廚餘變成有機肥料。於是我開始和台大農化系吳三和教授合作，每天到各個社區、學校收廚餘回來研究。兒子發現爸爸雖然回來了，但卻每天臭得要死，老婆要我洗5次澡才准進家門。
經過幾年的科學實驗，終於研究出黑鬆鬆、沒有臭味的有機肥，種出來的有機蔬菜不但能抗蟲，還自然散發鮮甜。最讓我開心的是，我的孩子了解之後，也真的接受父親是收ㄆㄨㄣ這件事，而我得乳癌的妻子吃了一段時間的有機蔬菜後，竟然奇蹟似地好轉。
大家說台灣是Formosa，真的是漂亮到無與倫比，生態豐富得不得了，只是大家常常忘記、不懂珍惜。
有次植物學家郭城孟來三芝，從我家後面山壁走到浴室，不到10公尺整整花了半小時觀察，一個牆壁的蕨類比整個北美洲多3倍。
這也是最適合發展有機農業的環境。
日照時間長，濕度高，水份多，最適合農業。昨天半夜1小時，雨就下了3百毫米，比我的故鄉魁北克1年還多。乾淨的水，太陽大，台灣農業環境全世界沒第2個。日本殖民的時候就是計劃讓台灣做為日本的農場。
9年來，有接近3萬個人來向我請教堆肥和有機農業，我也毫無保留的分享。上個月，農委會主委陳武雄到這裡來，足足請教了9個鐘頭。
這就是台灣最可愛的地方，只要你有本事、做得好，大家都很樂於向你學習。從我擔任台灣惠普電腦首任負責人引進迷你電腦、催生第一台中文電腦，只要有技術和創新，台灣人都用開放的態度接受新觀念。也因為這樣，我才能走到今天，如果在加拿大，我可能誰都不是。
但我沒想到為台灣引進個人電腦，污染也跟著進來了，得癌症的人們愈來愈多。現在我要回饋，投入有機農業來彌補，因為我的家在這裡，我的孩子也在這裡。
有機和環保是一種生活態度。日本有機產品分6種，台灣只分成有機和非有機。台灣有機農業剛起步，慢慢來不要急。利用回收堆肥種出的有機蔬菜，20年後，有機蔬菜不只能讓癌症減少，更會是台灣未來的經濟重心！
台灣1天產生1萬6千噸的廚餘，我的夢想是把這些廚餘堆肥化成「黑金」，讓台灣將來處處是有機農場，重新贏回Formosa的美名。
本文轉載自天下雜誌《超越60》特刊

不用打工的清晨，看了S的網誌和Y的bbs日誌。

不知S是否仍舊非常忙碌地在打工呢？網誌已經很久沒有新文章了。

匹茲堡的Y在留學生眷屬聚餐認識了好幾個新朋友，我也想認識新朋友，正苦惱於沒有研究室而四處流浪的我，本以為跑到人X所新研究室會認識有趣的人，不過因為那是一個已經分配好座位的空間，也是想唸書的人用功的地方，最後還是被大學同學J和C婉拒了。突然有點懷念以前人x所聚餐和茶會都會找我參加的時光，現在很多事都變了，包括要一直意識到「你們所/我們所」、「你的同學/我的同學」的區別，並且因為這個區別，很多事都不能再找大學同學了一起去做了。

後來為了安置很重的舊型筆電，我忐忑不安地轉向擁有更多不認識的人的哲學所，沒想到Y學妹出乎意料地乾脆，啊，原來還是有地方願意接納我的，真是很感謝學妹。

希望所上能夠再多開一間研三以上的研究室，我還有一大批書借放在其他地方呢！更重要的是，我需要一個念書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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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做的事比以前多了很多，有的可以協調（我懷疑真的協調好的有多少），有的卻不行了。這學期從搬家問題開始，陸陸續續地要接受很多變動，越來越多時候「事務的方便」取代了人的考量，以後出社會像這樣不免讓人感到失望或卻步的情形是否更加地司空見慣呢？

人與人之間理解和信賴越來越被形式化的客套和社會規範取代的時候，或者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當中理解和信賴的成分越來越少的時候，我想疏離和衝突也會變得越來越多吧。

工研院"紙喇叭" 名廠也得認輸!

更新日期:2009/09/15 16:46

工研院研發新產品紙喇叭，不但耗電量低，而且音質還非常好，打敗國際大廠，獲得美國年度科技創新獎。MP3一接上接頭，音樂就從喇叭流洩而出，不過這個喇叭很不一樣，扁扁的形狀，從側面看幾乎跟厚紙板一樣薄，這是工研院最新研發的產品，神奇的喇叭上面有許多小孔，其實就是超微小喇叭，整張紙喇叭，比50元硬幣厚度還要薄，而且非常軟，不管怎麼折、怎麼捲都可以，聲音完全不失真，還獲得了華爾街日報的年度科技創新獎！

 

這款可以彎曲的超薄音響喇叭，在比賽中可是打敗了惠普、摩托羅拉等大廠，未來準備技術轉移，進行量產，可以當壁紙，也能放在安全帽裡聽音樂，成為另外一個台灣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