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麥子不死

節錄自：低碳生活部落格http://lowestc.blogspot.com/2011/01/blog-post_31.html

郭英釗：別把綠建築當贖罪券

　圖／郭英釗建築師認為，花博新生三館像兩個生物體，在艱難的環境裏求生(齊柏林攝影)
　文／張楊乾(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低碳生活部落格主編)

　在採訪郭英釗建築師前，我一直不確定他是因考量基金會是那瑪夏民權國小的業主，所以才願意在過年前如此忙亂的時刻，接受我所主持的廣播節目倉促的約訪；還是他純粹是想再度透過媒體，將他對綠建築的理念向外闡述。

　雖然採訪完之後，我還是不太敢確定，但看郭英釗願意花上大半個下午，跟著我們走了兩三個適合採訪的地點；但一採訪完卻也不囉唆，立刻就站事務所同事的電腦前，對著設計圖提出他的想法，我只覺得，這是一個對任何事情都極度專注的前輩。

　郭英釗和他的合夥人張清華，以及所帶領的「九典建築師事務所」，在台灣幾乎已和綠建築劃上等號。從台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再到俗稱花博「新生三館」的夢想館、未來館與生活館，都可以看到在台灣不曾出現的綠建築新樣貌。

建築 也該會起雞皮疙瘩
　花博的新生三館，是花博策展人丁錫鏞口中「重點中的重點」。三個場館或利用覆土的屋頂、或導引由樹下進氣的地道風流動其中、或是利用大片的水簾，都讓建築對空調的依賴大幅降低。

　郭英釗說，花博這三個館位處新生公園偏遠的角落，一方面有航道的壓迫，卻又同時擁有很多很棒的樹。「其實三館從空中看，像兩個生物體，在一個很艱苦的環境求生存的樣子。」他指出，三館設計時是希望像人一樣，熱了會脫衣服，冷了會起雞皮疙瘩，當外界條件改變時，建築也必須作出對應，所以會有水簾、地道風等設計。「一般的建築物，可能外面的氣候其實很合適，可是建築物卻不知道。」郭英釗認為，建物智能化的過程，的確可以達成節能的目的。

　不過，在郭英釗的心中，不論是綠建築或不是綠建築，對環境的發展其實都是負面的，只是程度不同。他說，建築本身就消耗許多的能源，從挖地基開始，一直到建築落成後其中使用的電器。但他也認為，蓋綠建築並不是贖罪，不是說蓋綠建築就可以愈蓋愈多，「最綠的建築就是不蓋。」

木造建築 兼可顧碳
　至於為什麼自己為什麼會走向綠建築，郭英釗想不起有什麼特別時刻。但他一直相信，人類是不斷在追求效率的提升，而生物的演化本身就是效率的最佳展現，所以建築也應跟生物一樣不斷演化提升效率，這也是他把九典事務所的英文取名「Bioarch」的由來。

　而從北投圖書館或是新生三館，都可以發現郭英釗利用了大量的木頭，這中間是否帶有一些隱喻? 「其實一開始是被業主逼的，」郭英釗坦承，是因為業主要求，所以才會在蓋北投圖書館會，用了大量的木頭，但後來發現光是展現木頭的力量，「建築師不用再作什麼設計。」

　他也認為，樹木是可以不斷生長，生生不息，不像是鐵或是鋼，蘊藏量用完了就沒有了，當然用木頭的先決條件，是林木必須要從管理良好的林場來。他說，新生三館的木頭主要來自於美加地區經永續林木認證(FSC)的木頭，部份則來自台灣竹東地區造林疏伐的木頭，這些木造建材也都固下了不少的碳。

春節 多看書 多看樹
　但民眾而言，綠建築多半也是旅遊景點，我就聽過不少人一進北投圖書館，就先問咖啡廳在哪邊。所以過年假期，郭建築師是不是能推薦幾個綠建築讓民眾去參觀? 郭英釗想了一想，先應景地說了基金會所捐建給成大的「孫運璿綠建築研究大樓」，也就是俗稱的「綠色魔法學校」，但接下來則說，「我其實過年期間都是在看書，也鼓勵大家看書。」

　或許拗不過我一再希望他提出春節旅遊景點，最後他說個人最推薦大家去看台南的老樹，包括像中山公園、成大校園以及台南一中的大樹，「這些大樹真的很了不起。」另外的看樹地點，他則建議是阿里山的神木群，不過他也知道過年期間可能是進不了阿里山，但建議大家有時間去看就是了。

　曾有學生問郭英釗，除了會蓋綠建築，還會蓋什麼? 但綠建築對郭英釗而言，一直都不是個議題。「我們一直是這個樣子的，只是社會的顏色變了，背景顏色一變，我們突然就跳出來了。」他說，事務所一直追求的是設計出高效率的建築，一個不斷進化且能減少使用地球資源的建築，今天你稱它是「綠建築」，他就是「綠建築」，而當明天有了另一個新的名詞，但郭英釗所追求的信念，卻不會跟著改變。

　如果您對綠建築有興趣，春節假期人也在北部，我個人建議可以花博新生三館走走。到公園時，也別只顧著找正在淨化水質的空心菜，讓它安心作好份內的事；倒是可多看看這三棟用信念蓋成的建物，以及想像其未來對台灣地貌的改變。

　(本集節目將於1/31日晚間七點於IC之音竹科廣播線上直播，並將於近日上線隨選收聽)

關於作者
張楊乾，六年級生，曾任報社記者、大學研究助理。幾年前在看到我國友邦吐瓦魯被海水蓋過去的照片後，毅然決定飛到歐洲去學全球暖化。現任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低碳生活部落格主編，曾獲第四屆華文部落格大獎、第二屆學學文創獎、2009年開卷好書獎、第一屆遠見雜誌台灣環境

那些音符以外的聲音

焦元溥/聯合報2011.1.29

──楊照《想樂》隨想

音樂，究竟該如何書寫，如何討論，如何分析，每一世代都有不同觀點。但別忘了作曲家與指揮家馬勒所再三強調的：音樂中，最重要的並不在音符裡……

年近八十的作曲家郭爾（Alexander Goehr, 1932-），是英國二次戰後樂壇舉足輕重的代表人物，見證大不列顛半世紀來的音樂文化變遷。當年他到巴黎從作曲大師梅湘（Oliver Messiaen）進修，不僅技法眼界大開，回到英國更成為領導潮流的前衛派。
不過對郭爾而言，花都學習那一年，讓他印象最深的，卻是一日音樂分析的課堂報告。

「剛到巴黎時，覺得這裡既然是新音樂中心，一切都該前衛，而且要求嚴謹理論。有次輪到我報告一首莫札特作品，我仔仔細細把曲子從頭到尾整理一遍，樂句、節奏、和聲、曲式等等全都完整分析。」當郭爾自信滿滿，在老師與同學面前講解時，「沒想到當我說：『在這個小節，樂曲轉入下屬小調和弦。』教授居然毫不客氣地當場說『錯！』。」

被當場抓出錯誤，郭爾自然覺得很沒面子。他一邊繼續報告，一邊再把那個和弦看了一次──等等，沒錯呀！這明明是下屬小調和弦呀！

難道是老師看錯了？郭爾巧妙地把話轉回，又提了一次；可沒等他說完，教授居然還是說了「錯！」。

同一個地方，居然被老師糾正兩次，這實在很難看。無論郭爾如何確定，那個和弦就是下屬小調，他也沒有勇氣再提一次。但是，「如果不是下屬小調，那個和弦又會是什麼呢？」好不容易捱到下課，郭爾馬上向老師請教。

「在那個小節啊，」教授淡淡地說，「莫札特，在音樂中灑下一道陰影。」

當郭爾在演講中說到此處，全場聽眾都笑了。有學生問他感想如何，他答：「荒謬透頂！我大老遠跑到巴黎，居然來學這個！」聽他這樣說，大家笑得更大聲了。

「可是，各位，我現在卻不覺得荒謬了……」話鋒一轉，郭爾淡淡地說，「因為當莫札特寫到那個小節，他心裡想的絕對不會是什麼進入下屬小調，而是要在音樂裡灑下一道陰影啊！」

我永遠不會忘記郭爾這番話──還有比這更好的提醒嗎？音樂，究竟該如何書寫，如何討論，如何分析，每一世代都有不同觀點。但別忘了作曲家與指揮家馬勒所再三強調的，「音樂中，最重要的並不在音符裡。」（Das Wichtigste in der Musik steht nicht in den Noten.）不讀樂譜，固然會造成對音樂理解的缺失，但若只讀樂譜，認為音樂除了音符之外別無其他，那也是大錯特錯。對這門最抽象卻又最直接的藝術，我們需要各式各樣親近、理解、討論的方法。不止認識作品，更要認識作品背後的文化，那些音符以外的東西。

莫札特抽象、不帶文字的器樂曲如此，最寫實、最明確的歌劇也不例外。許多人認為歌唱家只要聲音好就夠了，殊不知一位演唱家要詮釋好一個角色，不止要在聲樂藝術多所琢磨，更必須廣泛閱讀，以知識幫助自己融入角色與時代。就如穆索斯基根據普希金詩劇所寫的俄國宮廷大戲《鮑利斯‧郭多諾夫》（Boris Godunov），故事敘述權臣郭多諾夫謀害太子奪權，最後國政動盪、反叛四起，終因良心譴責發瘋而死。劇中一段是老僧皮門（Pimen）在修道院裡寫俄國編年史，將郭多諾夫竊國篡位之事詳實記載。不過就是一個修士在自己房間寫作，算得上什麼大事呢？許多歌唱家都把此段當成一位老者對當下時局的譴責和感嘆，以蒼涼無奈的方式演唱，和劇情前後形成鮮明對比。

就邏輯或戲劇效果而言，這當然是合理的表現方法，然而若對俄國歷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就會發現這個場景其實並非如此——在郭多諾夫之前，沙皇伊凡就曾下令禁止任何編年史寫作，違者一律問斬。即使在修道院寫作，要是文稿被發現，皮門就是死路一條。因此普希金之所以安排這個場景，絕對有其強烈反抗的情緒。歌者若知這段俄國史實，或對俄國文學有深入認識，老僧皮門的獨白就不會只是平靜感傷，而該是以生命為賭注的憤怒激昂。這是完全不同的詮釋方式，而詮釋的知識並非來自樂譜判讀或聲樂技巧，而是來自歷史或文學。

歷史和文學，正是楊照在音樂之外，最具心得的領域之二。音樂和其他學科無異，不是學了作曲、演奏或演唱的技能，就必然能知曉其奧祕妙處，我們需要太多不同觀點、不同角度，在音符與音符之外推敲琢磨。《想樂》這本書，一方面是楊照對他心愛音樂作品的分析介紹；另一方面，透過這些樂曲，文章中作者更要告訴我們的，則是他對音樂史的思索論辨：那可以是重建當時聽眾對作品的反應，也可以是作曲家創作過程的內心擺盪，甚至可以是由演奏者的詮釋方法，反向思考作曲家或作品本身的問題。每一篇文章，都有作者獨特的切入點，也讓我們看到作者在自幼學習小提琴和樂理之後，如何將各領域的知識帶入音樂，這門讓他深愛不已的藝術。
你會聽到下屬小調和弦，還是看到一道陰影，或者兩者皆有？讀完《想樂》，相信你會有不同的看法。

引用自苦勞網: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7030

2011/02/10 公共論壇文藝顯影苦勞網《殺戮的艱難》徵文 不殺戮更艱難？－簡評張娟芬的「殺戮的艱難」陳保源 （獨立作家）

責任主編：張心華

起頭

我的一個摯友知道我支持廢死之後的第一句話是：「你去死死ㄟ好啊（台語）！你知道台灣有多少人支持死刑嗎？沒有八九成、也有七八成。台灣這個地方沒有死刑不可以，一定要有死刑，不然會亂。」我同樣具有法學背景的父親，也是大力支持死刑，大力的認為執行死刑就是所謂的「依法行政（當然我所學的『依法行政』，跟他的理解，顯然有很大的崎異）」，這個部份會在稍後補充。而張小姐這本書雖然取名為「殺戮的艱難」，但核心的思想，卻是：讓國家放棄殺戮，或許更加艱難？所以以此「不殺戮更艱難？」為題，回文贈本書作者。

我們不可諱言的是，張娟芬小姐的著作，在論述部分法學觀念時，雖然很不容易的使用了即使非法學專業背景的朋友，仍然都可以淺顯易懂的方式，清晰的處理並介紹很多很重要的法學觀念，但是有一小部份對於概念的掌握確實是不夠精確的（尤其是在對於訴訟法或釋憲程序的理解，很難迴避掉「法律專業背景的人有他們特殊的玩法與技巧」這種迷思），但是這本著作的出現確實是很可貴的（連專業的法律人都極不容易處理的這麼好）。這也將會是關於台灣是否走向廢死政策相當重要的一本參考著作，很值得推薦，接下來我的論述，除了呼應張小姐的大作以外，也擬補充一些個人的想法。

比較重要，而且一定必須被補充的主張廢死理由，從前後文的對照，我認為張小姐一定是有這樣的概念的，但是在書中清楚列舉的主張廢死理由中並未那麼清晰的表達的：因為死刑執行的結果，將讓逝去的生命不存在復活的可能性，也正因為生命不可回復的特性，將讓錯誤的司法審判永久性不存在救濟的可能。這是我們主張廢死極為重要的理由。

莎莉、莎莉？青姐、勇伯？

事實上，張小姐已經一再一再的提及了廢死的各種理由、以及詳細的論述司法錯誤的可能性，但「死刑執行的結果，將讓讓錯誤的司法審判，讓生命永久性被侵害」這樣的立場必須被更清晰的補充與表達，因為：當國家的司法制度存在出錯的可能性，而任何人都可能被迫進入刑事審判時，死刑的存廢問題，直接關係到「任何一個人」是不是可能被國家誤殺的危險。而所有司法錯誤的危險當中，侵害性最大，並且因為人死不可能復生的理由，唯一將造成永久性不可回復的侵害的，就是死刑的執行。

我採用了姑隱其名的稱謂，在張小姐書中出現的莎莉檢察官（青姐）、部長（勇伯），他們或許是在某些支持死刑的朋友中的執法英雄，但在一些支持廢死的朋友眼中，已經不再是所謂的執法英雄，反而像是代替國家行刑的劊子手，為什麼呢？

提出兩個觀點跟各位分享。第一，他們依法執行死刑，真的錯了嗎？如果沒有錯，那是不是非執行死刑不可，才是所謂的依法行政？第二，就像我們到了湖邊，水面就像具有投影的功能把我們的倒影折射，水面上出現的我們，是我們、也不是我們；廢死與否的議題，也有一樣的觀察方式，但是很可惜的是，大家都很正向的從「我們這個國家仍然存有死刑這個法定刑」來思考司法官執行死刑的當否，忽略掉反面思考的面向：「如果我們這個國家已經『不』存有死刑這個法定刑的選項，司法官『是否仍可』認為執行死刑是適當的」？

第一個設問中，我們必須先釐清一個重要的觀點，現代所謂的「依法行政」觀念，強調的是遵守法源體系位階（憲法＞法律＞命令，稱「法律優越」原則）；而且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侵害，必須有基於法律及法律授權下制定的行政命令這個先決條件（「法律保留」原則，其中，刑罰的動用，是受到最嚴格檢視的類型），況且即使實定法律被明文規定了，仍然不能侵害到憲法的核心價值體系；以及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限制，不容許不符比例的侵害、也不容許是恣意的差別待遇。簡言之，依法行政原則的真意，是基於對人民基本權利保障的觀念，對於國家權力行使的限制，因此，在符合上述原則的檢視下，國家對於人民權利的侵害才能獲得了正當化的基礎；反過來講，由於有「依法行政原則」的種種限制，也「制約」了國家權力行使的作用。

如果說因為這個國家有死刑的規定，就必然推導出「國家『應』執行死刑」的結論，顯然是悖理的。比較精確的說法是：因為我們這個國家有死刑的規定，可以推導出「國家『得』執行死刑」的正當性，但是，是否在現實上執行死刑，仍然必須檢視在實定法（包括了實體法上的構成要件，以及尤其是程序法上的規定）上是否滿足了其他「容許」國家執行死刑的其他必要要件，因此，在未完備所有的實定法要件下的死刑執行，並不符正義也可能悖法。而張小姐的文章確實很精確的描述了一個現象：當釋憲的程序被提起，讓「國家『得』執行死刑」的正當性「無法被滿足時」，如果執法人員是真正遵守依法行政原則的意旨，應該是「暫時」不代替國家執行死刑。

在第二個設問中，我先給一個答案。如果我們這個國家已經『不』存有死刑這個法定刑的選項，司法官「已經沒有任何空間」認為執行死刑是適當的。理由是，如果法律並未賦予司法官執行死刑的權限，任何死刑的執行都是違法、違憲的。那麼顯而易見的答案，但是，我們的國家，明明「有」規定死刑啊，大家可能會說，那你問這個問題幹麻，你是在講廢話嗎？但是請各位想想，為什麼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

理由在此：我們很容易「被誤導」到先入為主的這樣想，國家有死刑的規定，司法官執行死刑就是合法的，國家沒有死刑的規定，司法官執行死刑就是不合法的，這種邏輯的推演結果之下，很容易被推導出「國家有死刑的規定，司法官必須依法執行死刑」這樣的繆誤。

但是，更容易忽略掉一個更重要的基本觀念：只有法律有死刑的規定是不夠的，這個法律本身是否合乎憲法的意旨，必須被檢視；執行死刑的程序，是否已經完全合致於實體法（例如不得出現「唯一死刑」的構成要件形式，也不得是侵害生命法益以外的犯罪，而出現「罪刑不相當」的死刑可能選項）、也必須合致於程序正義的要求，不容有任何的瑕疵存在，否則，任何的死刑執行都是不具有正當性的。也就是說，去年下半年度那幾個因為釋憲程序未經完備被執行槍決的受刑人，其實不應該容許國家「利用」在聲請釋憲程序的被補正前的空檔之下，就被執行槍決。這種執行，並不是真正的依法行政，確實是種不合正義的「錯殺」。

但是這個第二設問更重要的關鍵在哪裡？是不是隱約透露出青姐、勇伯這類型的執法人員「法律規定怎麼樣，我就怎麼樣」的心態呢？──「法律規定有死刑，我就來執行，法律沒有這麼規定，死刑當然就不可以。」──一種「唯法是問」的邏輯上謬思。

這樣的心態，反映出一個相當相當嚴重的問題──從納粹德國的歷史經驗，正因為執法人員不問是非的唯法是問，導致了種族殘殺濫殺的歷史悲劇。台灣呢？出現最多濫殺、冤獄的時期，是不是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而這種歷史悲劇的肇因，唯法是問的法律人，並不能說是主要的促因，但是確實是造就了鞏固威權統治、並過度侵害一般人民基本人權重要的助因。

因此，我們真的必須很誠實的做出反省：雖然實定法中，存在死刑的規定，但是並非不存在違憲的可能性；雖然在實定法律中，透過立法的形式制定了具有死刑法定刑的構成要件，但是，因為死刑的執行會造成生命永久性侵害並不可回復的特殊性，因此，在訴訟程序的建構上，至少必須確保「司法審判錯誤的機率降低至逼近於零」，才讓國家執行死刑的正當性得以確保。然而，我國的司法體制，是不是真的能做到讓司法審判錯誤的機率降低至逼近於零呢？

盲點？－聽到的聲音、聽不到的聲音？

然後我們也必須很誠實的面對一個問題，法律的適用，無法與事實的認定切割，而事實的認定，也無法與證據法則切割的難題。而在判決中被突顯的事實，我們必須很誠實的說：這是被過濾過、被挑選過、甚至可能被「人為的導引」過，而被呈現出來「接近於還原、但不是正確的真實」，而不存在律師辯護的刑事被告，比較可能被導引至對其極其不利的事實認定，而有很堅強律師辯護的刑事被告，甚至有可能因為偵查程序的取證違法、或律師擅用證據法則，讓「實際上真實發生的犯罪事實」因為不存在合法證明的證據，而導引至對被告極為有利的方向。

講的白一點，就是：不管是犯罪的事實、或是法律的適用、科刑的範圍與論罪的輕重，存在這種可能被人為操縱的危險。

堅定採「執行死刑論」的朋友，不知道你們是不是聽到了一種聲音：當一個刑事被告不存在律師辯護的保護，他的聲音，往往會是一種「聽不到的聲音」，不可能在司法審判程序被公正對待的聲音，而這種聽不到的聲音，相較於擁有律師辯護的被告可以被聽到的聲音，「這種聽不到的聲音」讓司法誤判的危險急遽的上昇。

從故意殺人罪、刑訴三審審級構造未採強制言詞辯護制淺談廢死的艱難──淺談廢死聯盟的策略：釋憲路線？正確途徑？

從上面的論述，就不難看出為什麼「刑事第三審未採強制言詞辯護制度」會是廢死聯盟這麼在意的重點，因為，一個「未採律師或公設辯護人強制言詞辯護的審級」，讓被宣告死刑的被告，可能在並未有效獲得律師協助的前提下，急遽提高司法誤判的可能性，也讓我們對國家執行死刑的正當性產生很強烈的懷疑。甚至，我們的判決未明確區分「論罪」、「量刑」的功能，也往往可能造就了「因為承審法官的奇檬子來斷生斷死」的危險性。

但是，有點不同於這些廢死聯盟的前輩與林小姐的個人見解，我個人認為，尋求釋憲途徑對廢死的問題做出解套（他們主要是針對故意殺人罪、刑訴三審審級構造未採強制言詞辯護制提出釋憲），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有實效，但是未必合理、也未必能達到預期目標的一條路徑。

理由在於：並沒有任何法益侵害的嚴重性，高過於對他人生命法益的侵害，也就是說，如果故意殺人罪的死刑法定刑是違憲的，那任何犯罪構成要件對應於可能遭受死刑宣判的法定刑，都會是違憲的（因為沒有任何法益的侵害的嚴重性，更甚重於對他人生命的剝奪）。所以，從論理上來講，選擇這樣的釋憲路徑應該是正確的、可以被支持的方向；但是因為會對整個法制的衝擊過大（等於因為這種釋憲的結果，讓所有具備死刑法定刑的構成要件，因為違反罪刑相當性原則而違反憲法上的比例原則而違憲，所以可能因為一個大法官的解釋，導致這個國家全面廢死的結果），這樣的期待，對於向來是比較保守的司法體系來講，確實也是難為了大法官。我想，這麼多次的不受理釋憲案，恐怕或多或少也有種「這麼麻煩的事不想攬上身」的心理壓力吧？或許他們會這麼想：為什麼不透過立法討論的程序，接納各方各界的意見，在社會對廢死與否的問題有比較正面的共識時，由立法主動推動全面性的廢死。因此，這條路線的選擇，雖然是正確、可以被支持的，但是會比較難達到預期的目標。（但是我們還是必須強調一個重要的觀點：如果連故意殺人罪都不應該具有死刑的法定刑，對於我們國家的人權保障來講，是極為重要的。因為，連法益侵害程度最嚴重的犯罪類型，都不容許國家執行死刑，那麼任何針對種族的因素、政治意識的不同、輕於侵害他人生命的任何犯罪，都不存在被執行死刑的正當性。而這個方向的演變，將讓這個土地永久性的阻隔因為威權、惡法、政治性殺人的悲劇重演。因此，死刑的廢除，有很重要的宣示意義。）

而針對刑事訴訟第三審審級構造的問題，【第三審是否至少應該對於受死刑宣告的被告改採強制言詞辯論制】提出釋憲，也具有同樣的問題，我個人也認為這是正確的方向，但是經驗告訴我們，這也是條不容易走通的路。因為從以往很多數的實務見解讓我們清楚到一個現實，涉及訴訟制度的建構問題，司法是相對來講比較自制、比較尊重立法者自由形成的空間的－也就是我們白話點來說，依照司法前例，釋憲者他們容易有一種既定的印象，第三審的審級構造，到底是採取書面審、言詞辯論，那就讓立法者自己去傷腦筋吧，我們都尊重你們這樣子。所以，看起來這條釋憲途徑也不是容易成功的路徑。

那我們就必須更嚴格的去檢討一個問題了。為什麼看起來最合理、也最可行的釋憲途徑都走不通？那麼，廢死與否的爭議，如果不存在被司法解釋解決的空間，如果我們更嚴格的來看，這樣的司法訴訟途徑可能被導引出什麼樣的結果？

國家的殺戮是容易、是艱難─代結論

我個人的淺見會認為：現行的訴訟構造，將導引出一個結果，在「故意殺人罪、刑訴三審審級構造未採強制言詞辯護制」是否違憲的問題上，縱使我們「姑且」認為「這種法律規定本身」是「合憲」的，但是，仍然無法迴避一個問題：針對被宣告死刑的被告的「個案」審判程序，是不是完全能通過憲法的檢視，至少在現行的訴訟構造上來看，是很有疑慮的。理由在於：一個由大法官會議獨攬憲法解釋的訴訟構造，割裂掉最高法院從憲法的角度，來檢視個案的審判是否違憲的功能。而這樣的訴訟構造的設計，「無法擔保」從證據的取捨、論罪、量刑，都經過嚴格的層層把關程序，被認為死刑的執行確實「符合憲法的意旨」；但是，如前所述，因為死刑的執行具有不可回復的永久侵害性格，這種侵害即不容出現任何錯誤的可能性。

而在我國現實上這樣一種無法、也不曾透過憲法基本原則檢視的死刑宣判程序，是不具備正當性的。我們可以這樣講：光從「法律」的層次來看，司法的審判程序儘管都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現實上這樣的訴訟構造，不存在「從憲法的角度」去解讀，死刑的執行，可以符合「憲法上」對於人民生命權最基本尊重的確保，所以從「憲法」的角度來檢視執行死刑的正當性問題時，很可能出現漏洞。（至少我們可以這樣子講：任何在刑事第三審審判程序，未經委任律師而為死刑定讞的被告，因為缺乏律師的實質辯護，即使因為訴訟法上訴訟構造在第三審審級採取的「書面審」規定，讓這樣的死刑宣判「形式上」合法，但是，「實質上」並不符合程序正義的要求，而過度的侵害這個被告的訴訟權。而一個制度設計上，如果具備讓「個案是否違憲」可能被檢視的終審法院，很可能會推翻掉那個死刑的判決；然而，我國的訴訟構造，並「不存在」這個功能。）而一個在現實上不具正當性的死刑宣判程序，又何來執行死刑的正當性呢？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家對人民的殺戮，是容易的，也無法保全任何人不存在任何司法錯誤下，不被國家濫殺的基本要求。反向來說，我們更希望，國家的殺戮，是艱難的！但是這種存在我們理想甚至幻想中的殺戮的艱難，並不是對於罪大惡極的被宣告「死刑被告」的寬容，而是存在於，國家對於「任何一個人」無可取代的生命，最基本的尊重態度。

地球公民基金會電子​報第01期

2011.2.1

◎邱毓斌（作者為高雄市ＮＧＯ工作者工會研究員）

最近兩周內發生的幾件重大新聞，某種程度預告了春節過後包括馬總統與社會大眾都要一起面對的挑戰。

    首先是工資爭議。社會對於十八趴優惠以及公教人員調薪的不滿，很大部分是因為民間實質工資的長期停滯。然而，行政院長幾個月才剛剛誇讚資本家們的無薪假該獲頒諾貝爾獎，現在又道德呼籲這些雇主能跟進調薪，哪一個才是真的執政路線？針對工資停滯元兇之一的勞動派遣，勞委會向高科技業進行了勞動檢查，但不僅不敢公布那九成違法的電子大廠名單，同時放任政府繼續成為勞動派遣的最大雇主。我們委實搞不清楚這個政府是希望工資停滯還是工資成長？

    其次，國光石化的環境影響評估，在小學生、大學生到中研院院士的反對聲中，宣布年後再議。馬總統臉書帳號的首則留言，就大談他個人節能減碳之道，也提到環保署將啟動「四省競賽」，呼籲全民一起節省電、水、油、紙；但另一方面，政府卻執意把台灣最大片的國際級溼地開發為石化工廠，而《東部發展條例》草案更為財團BOT原鄉部落開了方便之門；到底，政府是希望國民來節能減碳好讓資本集團放心排碳，還是真心希望修補已滿目瘡痍的山林海洋？

    最後，發生逆轉的空軍作戰司令部女童命案讓我們幾乎確定，代表你我之名的國家殺錯人了。回顧來看，去年有關廢除死刑的爭議，是近年來最糟糕的一次公共政策辯論，在部分政治人物與媒體的煽動炒作下，廢除死刑荒謬地被等同於縱放惡囚，社會不僅沒有理性對話空間，政府的表現更是荒腔走板，於是，我們看到政府一方面繼續判決與槍決，另一方面馬總統卻表示樂見達成廢除死刑這個目標。這讓人聯想到老菸槍戒菸時常說的話：等我把這包菸抽完再來戒！

    本文把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討論並不是沒有原因的。馬總統親自操盤批准的聯合國兩項人權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與社會權利國際公約》，在今年五月即將滿兩年。而工資可供生活溫飽、提供國民健康的環境、以及逐步廢除死刑正位於這兩公約的基本規範裡。批准國際公約當然有助於台灣國際地位提昇，但如政府在這三個面向的政策是互相矛盾，甚至反其道而行，將來向國際社會發布的人權報告豈不遭人看破手腳？

    過去台灣力求工業開發，凡事滿足資本家需要，諸如勞動權、環境權、生命權等皆被視為次要議題。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大眾慢慢理解到，資方權力不能無限擴張，自然資源不能放任毀壞，全民更該共同維護生命的不可侵犯，這是近來政府開始宣示維護這些權利的原因。

    俗話說得好：「有一好，無兩好」。攸關國家發展，執政者很難萬事都是刀切豆腐兩面光。既然看到過去歷史軌跡所留下的不文明，要不要繼續滿足舊時代的需求，這是馬總統與執政團隊的挑戰。鄭重建議，站在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的基礎上，執政者應該清楚地向資本宣示政府調高工資的決心，因為這並不會危害經濟成長；應該撤回國光石化開發案，因為台灣已經不需要這種不符經濟利益卻又毀了珍貴生態的產業；應該推動廢除死刑的替代方案，因為這是國家帶頭示範對於生命權的尊重。

    至於社會大眾，應讓政府知道我們不要與舊價值牽扯不清的兩面討好策略，我們要政策與制度上懂得尊重勞動、環境、人權的執政路線。至於公民社會該如集體出聲，上周四在環保署外的學生們及周五在凱道上的原住民們，已給我們做了很好的示範。

附註：原文刊載於中國時報與苦勞網

 地球公民基金會電子​報第01期

2011.2.1

文/蔡卉荀(地球公民基金會研究員)

    前年查獲桃園觀音工業區偷排廢水，環保署以行政罰法計算不當利得，向污水處理承包商求償一億三千萬元，創國內環保史上第一起天價罰鍰。然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近日判決包商抗罰勝訴，理由是：工業區污水排放是結構性問題，應由經濟部和環保署共謀解決，而環保署僅採取行政處分，不能達到環保與經濟雙贏的目標。

    包商與工業局明知故犯、毒害大地的罪行令人髮指，如今竟從法庭中脫罪免罰，此不僅嚴重打擊第一線環保稽查人員士氣，更讓全台民眾大嘆不公。然而，此判例也凸顯出環保法規的不足與行政機關的失能：

1.  現行水汙法最高罰鍰僅六十萬元，與廠商所造成之環境損害不成比例，間接鼓勵廠商知法犯法。

2.  工業局身為事業主管機關，不僅未輔導廠商依法行事，還以契約轉嫁，讓廠商負擔行政風險，其行徑著實瀆職、可恥！

3.  環保署輔以間接的行政罰法來加重處分違法廠商，立意雖善，但除了有適法性的爭議外，拐著彎開罰正暴露環保機關無能直接針對廠商的惡行採取有效的懲處，而環保署不謀根本解決之道，退居次級處罰，也凸顯其過份倚賴末端查緝、懲處，以為單憑如此就能改善工業廢水汙染的顢頇態度。

    解決工業廢水污染首要從源頭減量、建立有別於今日貓捉老鼠式的稽核制度、並針對廠商之環境損害責任修訂合理的裁罰規範。是故，工業局和環保署均責無旁貸！

    工業局握有龐大社會資源，可支援的學術團體不勝枚舉，工業局依法有責任與義務，主動研發、輔導廠商改善工廠製程，選擇無毒或低毒的替代原料，建立生產流程中所有毒物與污染物的流佈路線與防堵機制，加強廢水入流管理與末端處理回收能力，並協助環保機關建立直接從製程中防弊、稽查的機制。工業局若仍只管產能產量的成長，不做有助於環境永續的事，我們的工業區和工廠只會繼續不眠不休地製造垃圾給來不及替他們擦屁股的環保機關和無辜受害的土地與人民。

    環保署則應該研擬追究廠商對環境、土地、人民造成傷害的合理補償與處罰辦法，提報立法機關制定相關法規，同時更要思考如何將污染管理的範疇從生產的末端擴展到前端，積極研擬更有智慧、不需耗費人力經費疲於奔命的污染監控稽查體制。這種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在歐美日先進國家早已行之有年，見諸各類環境法規的規範與執行手法中；對岸的中國更在2007年制訂《環境信息公開法》，不僅讓企業有公開其經營活動中所有環境信息的壓力，更保障公眾獲知環境資訊、參與環境保護的權益，反觀台灣尚無這類法規，在環保人權方面已被迎頭趕上。

    法院的判決宛如當頭棒喝，工業局應停止悖離國際潮流、停止用經濟謀殺環保；環保署應深自反省、建立積極有效的法制與管理手段。這是一個需要經濟與環保共創雙贏的時代，否則只會讓犯罪的廠商繼續逍遙法外，讓長期飽受汙染之苦的台灣土地與人民更加感到洩氣與絕望。

台灣立報2011.2.1

【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

微軟派遣員工不滿年前遭解雇投訴媒體。這樁派遣員工解雇事件凸顯非典型勞動日益增加，法令與權益保障卻仍不足的大問題。

在台灣微軟OEM部門工作的Dolly向媒體投訴，28日下班前接到公司通知，以她裙子過短為由解雇她，隨後，她收到派遣人力公司相同通知，感到憤憤不平。不過，微軟與派遣公司卻表示還在了解詳細情況。

解雇須有正當理由

依照現行勞基法，派遣員工的確受雇於派遣公司，要派公司只是員工工作場所，要派公司認為員工不適用必須有正當理由。勞委會勞資關係處副處長楊錫昇指出，即使要派公司不用她，派遣公司也必須幫她找到其它工作。

楊錫昇表示，目前看來解雇裡由涉及歧視，該名員工可在爭議發生當下，向所屬地方主管機關申訴，請相關單位介入協調。台北市勞工局就業安全科科長江明志指出，去年5月新竹縣政府曾詢問勞委會，派遣員工遭到要派公司歧視，應由派遣公司或者要派公司負責，「根據當時勞委會的解釋文，比較傾向由派遣公司負責。」江明志說，但員工畢竟是在要派公司工作，發生糾紛卻找派遣公司來協調，「真的很奇怪！」

江明志強調，就業歧視涉及勞工權益，受害者可向主管機關申訴，「由於當事人是派遣員工，相關單位還得再去了解當初要派公司與派遣公司之間簽的合約內容。了解這次解僱是否違反合約內容。」若當初兩方合約內容只有「不得違反勞動相關法令」這樣的字句，則未來在協調上將會演變成雙方各執一詞的窘境。

因該名員工受僱的派遣公司登記在新北市，而要派公司卻位於台北市，究竟應該由哪個單位負責，仍有爭議。

江明志表示，台北市勞工局也有向勞委會請示，到底應該由哪個單位負責，目前正在等待回應。

派遣公司助雇主卸責

對於派遣人力勞資糾紛權責不清問題，自主工聯執行長朱維立指出，「現行派遣公司就是在幫真正的雇主解套，讓他們逃避相關法令，不需對員工負責。」派遣公司雖是名義上的雇主，但員工還是受到要派公司的監督與管理，而且「是否適任」也是由要派公司決定，要派公司應有部分責任。 

朱維立直言，派遣人力長久以來的問題就是負責的對象太混亂，發生糾紛時不知道誰該負責。勞工團體也強調，發生勞資糾紛時，要派公司和派遣公司都應該共同出面進行協調。

目前勞委會打算修改現行勞基法，加入派遣專章，朱維立也表示，派遣專章將要派公司與派遣公司的權責切割得很細，例如組工會權益、勞健保都是掛在派遣公私底下，「但是派遣員工在不同要派公司工作，面對的職場環境與工作狀況各不相同，要怎麼共組工會？」

朱維立強調，許多長期使用派遣人力的國家，例如德國與日本都開始反省制度問題，派遣人力造成社會貧富不均擴大，勞工貧窮化與就業不穩定等問題，「以台灣8百萬名勞工來說，其中有60萬是派遣，勞委會應該思考如何讓這些人成為正職員工，而不是想辦法為雇主解套。」

人本教育基金會電子報2011.2.1

◎盧玲穎(人本教育札記前主編、人本教育基金會專案研究員)

這篇文章要談一些日本對於「霸凌」事件的研究。相較於歐美國家，日本的校園文化及教養文化與台灣更接近，而日本學者們累積近二十多年的相關研究，或許能給我們一些不一樣的啟示。

排擠是日本校園中最嚴重的欺負事件

日本大規模的「霸凌」相關研究開始於1980年代。1984年，日本發生了十多起學生自殺事件，教育當局在調查過後，發現許多自殺事件與學校中的欺負事件有關。他們也發現學生留下的鉅細靡遺的遺書，這些遺書常描述他們在學校內如何受到欺負、以及周遭成人如何無法協助他們。學者也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校園調查，企圖找出校園欺負現象的特徵、以及可能的改善方法。

日本學者強調日本的「霸凌」有其根植於日本文化的特性。因此即使在英文文獻中，許多日本學者仍堅持用「Ijime」這個仿日文發音的英文字，來描述在日本校園中的欺負現象。因為他們發現，這些事件雖然類似於歐美所定義的「霸凌」，例如這些行為是長期的、重複的、針對個人的，但在日本，常被歐美學者討論的肢體暴力事件並不是欺負事件的大宗，反倒是過去較少被搬上檯面討論的排擠、排斥等行為，是日本校園內最常發生、也對學生影響最深的欺負事件。

日本學者觀察到許多「集體對個人」的霸凌，亦即有一群人共同持續地欺負、排斥（忽視或隔離）、嘲弄一位被大家定義的弱者。這樣的欺負表面看起來不如肢體暴力有殺傷力，但其實負面影響驚人。一位自殺的日本學生在一張紙條上就留下這樣的句子：「我覺得我所有的朋友都對我很冷淡，我無法相信任何人。」 (註 1)

註1：The Japan Times Online,OCT. 28, 2006. Bullying still a school problem.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ed20061028a1.html

而日本校園中的欺負行為，又往往是以班級為基礎，學者發現常有全班同學共同排擠某位同學的狀況。同時，日本學者強調，排擠與嘲弄他人的學生可以是任何人，部分所謂的好學生、或看起來相當平凡的學生，在排擠、嘲弄、或鼓動他人排擠同學時，並不會比較仁慈。

集體文化的影響

日本學者也試著尋找那些造成、或促發這些「集體性欺負現象」的因素。

常被提到的是日本的「集體文化」的影響，因為日本是一個要求「服從」以及「集體」的社會，例如日本有一句常用語是：「只要有人去排隊，你就去排」。而在日本的學校裡，密密麻麻的校規往往是希望學生們維持「相同的樣子」。在這種氛圍下，只要你是「不合群的」、「不一樣的」、或「不符合規定的」，就有可能被排擠。

學者的發現是，當加害者被問到他們為什麼欺負某位同學時，常見的回答是：「那個人很自私不合群」、「那個人的舉止不得體」、或「那個人不守校規」。一位成績很好、參與活動也很積極的八年級學生，在被問到排擠同學的原因時說：「我不覺得排擠別人的人就要負起完全的責任，因為，如果全部的人都討厭某個人，那個被討厭的人一定有什麼問題。」(註2)

註2: Akiba, M. (2005) Nature and Correlates of Ijime – Bullying in Japanese middle scho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1(3) 217-236.

在這裡，「集體化」的概念深植人心，因為這些學生無法融入集體，所以是「大家不喜歡的」，因為是大家都不喜歡的，所以大家有權力處罰他。

校園文化的影響

除了社會上的集體氛圍，日本的校園文化也是學者提出來討論的要點。有學者認為，日本學校裡主要教學生功課，而不是教學生互相相處，這不但無法協助學生處理人際關係中的衝突，也讓學生更容易複製日本校園內的威權管理概念。

許多學者也認為，日本學校內的師生關係對於學生間的欺負行為有直接的影響。在一份針對767位國小與國中教師的研究中，就有三成國小老師和四分之一的國中老師，認為他們自己在教學時所說的和所做的，可能催化了學生間的欺負行為。例如，當老師以帶有貶抑地位的方式喊學生，或者當老師用體罰、嘲弄、或是貼標籤的方式來懲戒學生時，他們用來貶抑或處罰學生的不當說詞，常會被學生引用來嘲弄別人。 (註3)

註3. Cited in Yoneyama & Naito, 2003. Problems with the Paradigm: The School as a Factor in Understanding Bullyi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apan). 24(3), pp.315-330

2006年日本發生的一位學生自殺事件，就是一個這類事件的極端結果。這起發生在日本福岡的學生自殺事件，經過當地教育單位調查後，發現這位學生先是在課堂上被老師嘲弄是「偽君子」，然後開始被全班排擠。更糟的是，這位老師還在課堂上公開這位學生的父母與他自己的對話，然後嘲笑這位學生是騙子。 (同註1)

在這位學生自殺後，這所學校的校長公開向全校學生道歉，表示這位老師的行為是這位學生被欺負的催化劑，而日本教育當局，也更謹慎反省教育者在校園欺負事件中的角色。

正視與觀察

對日本來說，多年來針對霸凌的討論與研究，讓他們更清楚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也讓他們對於造成欺負現象的環境和校園環境有更深的理解。他們在校園中推動的防制計畫，也有一大部分，是要求教育者帶著學生一起正視校園內的欺負現象，教師會要求學生寫出他們所遇到的欺負事件與心情，並協助學生一起討論遭到欺負的感覺。而許多教師也透過這樣的過程，反思某些自己習以為常的作法，同時發展出可以努力的方向。

日本的研究也可以給台灣一些啟示。首先，日本很清楚地描繪出了其校園中最常出現的欺負現象，並針對其尋找可能成因。這種對於存在事件的探究與描述，是找出改善方法的重要的第一步。然而，在目前台灣媒體將許多不同種的欺負現象都歸類為「霸凌」的氛圍中，各種不同形式的校園欺負現象很少被討論，而這種對現象的含糊理解，不僅會阻礙人們正視校園內的狀況，更會讓教育者針對不同的狀況要求不同的協助或提出不同的改善方法。

另外，日本當局雖然多年前就開始持續追蹤校園欺負事件，其回報數字也在2000年後緩慢下降，但在2006年，幾件同時發生的學生自殺事件又引起大家的關注。這顯示面對校園欺負現象沒有特效藥，需要的是教育單位、家長、以及造成社會氛圍的所有大人長期且持續的努力。這些努力必須不流於表面，就如挪威學者奧森所說的，校園內面對各種衝突時一定要有「嚴肅的討論」，唯有謹慎的協助學生回想及思考事情的教育方式，才能真正傳達「這件事很重要」的訊息給學生，也可以讓學生感受到大人在意的是「行為」，而不是要對他們個人下價值判斷；也唯有當學生釐清了行為的意義，並肯定自己有能力改變時，他們才能夠真的改變。

※ 參考資料：
1. 日本教育統計. Retrieved December 10th, 2010

2. Fukuzawa, R. E., & LeTendre, G. K. (2001). Intense years: How Japanese adolescents balance school, family, and friends.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3. Natio, T. Bullying and Ijime in Japanese school: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Retrieved January 25th, 2011

4. Rios-Ellis, B., Bellamy, L., & Shoji, J. (2000). An examination of specific types of ijime and their prevalence within Japanese schools.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1(3): 227-241.

5. Taki, M. (2001). Japanese School Bullying: Ijime-A survey analysis and an intervention program in school. Presented on 19th October in 2001 at Queen’s University in Canada.

6. Treml, J. N. (2001). Bullying as a social malady in contemporary Japan .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44(1), 107-117.

7. Yoneyama, S. and Naito, A. (2003) ‘Problems with the Paradigm: the school as a factor in understanding bully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apa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4(3): 315-330.

台灣立報2011.2.8

■謝國清

年前舉辦的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中，新北市教育局長林騰蛟表示，明年的擴大免試入學考慮採取「申請抽籤」模式，符合門檻的學生皆可報名，再由學校抽籤，避免過分重視在校成績；此議一出，多位校長表示若採抽籤，學生入學僅憑運氣，有如抽獎，風險太大，甚至認為抽籤不適合教育，「申請抽籤」果真如此可怕？不採抽籤模式，12年國教該如何進行呢？

教育界一直標榜教育是「以學生為主體」，讓學生依自己的性向選擇學校或職科，不但讓學生適性發展，也落實教育理念，許多人都關心，萬一學校登記滿額，特別是目前學校被分類，導致少數學校大量超額怎麼辦？因此才有「抽籤」之議，部分校長擔憂「抽籤」將對學生造成太大風險，其真正原因恐怕正在於「抽籤」將造成學校辦學上的極大風險，長期面對學科成績均優學生的老師如何進行差異性教學？長期沉浸在高升學率的學校如何轉而輔導學生適性發展？這才是校長們真正擔心的吧！

民間團體倡議12年國教的過程中，經常被質疑「把9年國教延長為12年，真能解決國教的問題嗎？」當然不是，但我們總得耐心解釋「12年國教的核心並非只是把9年國教延長為12年，它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讓孩子適性發展。」從聯考到基測，甚至採計在校成績的擴大免試入學方案，國中生升高中或高職的依據主要是學科成績而非性向，高中職學校被區分為不同等級，學生也被成績強迫分類，讓許許多多孩子浪費青春，白念許多年書。

優秀生不靠分數篩選

事實上，教育部曾提到「推動12年國教的政策目標除了紓緩升學壓力，引導學生適性發展，是為了提升國民素質，增進國家競爭力。」相對於這幾年台灣社會逐漸發掘的「台灣之光」，他們幾乎都不是因學科能力取向造成的「優秀」，另方面，大學校院推動的繁星計畫也間接證實，高中職的學科能力並非孩子成就的關鍵因素，但能成為台灣之光或參與繁星計畫者畢竟少數，大多數孩子從國中開始到高中結束，因為目前的入學模式，依然被學科成績綁架；由此可知，推動12年國教，「國中升高中」的入學模式將成為關鍵因素。

教育部前年起推動「高中職擴大免試入學方案」，名為「免試」，然而因「採計在校成績」，卻導致國中生必須考更多試，高中職校都希望能「找到學科成績較佳的學生」，這樣的學生容易教，對未來升學率也較有幫助。可是，這種思維無助紓緩升學壓力，更不可能使學生適性發展。推動12年國教，如果不改變國中升高中的傳統思維模式，那恐怕真的無法解決目前國教所產生的各項問題，更會衍生更多問題。

發掘孩子的潛力

「抽籤」背後有一層極其重要的涵義，那就是家長們必須真的相信教育界長期標榜的：「台灣的老師素質不但高而且齊一」，只要每位老師都能落實「提升並發掘每個孩子的能力」的教育理念，幾輪「抽籤」下來，學校自然均質，家長們也就不再汲汲營營把孩子送到遠方的學校，這不影響特色學校，就如同目前仍存在少許特色學校一般，這樣的發展將使特色學校更容易發揮。

「推動十二年國教」不但是為每個孩子適性發展著想，更是台灣教育界實踐教育理念重要的一步，期待所有教育人能秉棄篩選學生的思維，能更有信心的接受新時代孩子們的挑戰，期待負責研擬並推動12年國教各項配套措施的教育官員，能時時刻刻回歸推動12年國教的核心價值，期許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達成20年後「國民素質的提升，及增進國家的競爭力」的目標。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

▲百試升學體制總是壓垮學生的肩膀，為讓12年國教順利上路，申請抽籤成免試入學新管道，讓學生擁有選擇學校的權利。（圖∕中央社　文∕王靖惟）

【中央社波特蘭專電】

老師問：「幾個角的邊構成1個角？」學生紛紛以中文回答：「2個。」乍聽之下不稀奇，但多數學生卻都是毫無亞洲血緣、土生土長的4年級美國孩子。

創立於1990年的波特蘭國際學校，創校之初僅有17名學生，而今從幼幼班到5年級共有446名學生。

波特蘭國際學校以中文、日文、西班牙文3種語言上課，授課老師都是母語人士。校園處處聽得到英文、中文、日文、西班牙文的打招呼與問候語，宛如迷你國際村。 

家長懇求設中文課

波特蘭國際學校原本只有西班牙文課程，1996年開始推出中文課程。曾在上海創辦國際學校的現任校長奧西尼（Alfonso Orsini）指出，決定開闢中文課程，並非因為中國經濟迅速發展而帶動「中國熱」，而是當地許多領養中國嬰兒的家長，懇求校長增設中文課程，讓這些孩子不要失去原本的文化根源。 

直到現在，把孩子送來接受全中文課程的美國家長，絕大多數沒有華人血統，家 也不講中文。少數學童的父母雖是華裔後代，但平常家 只說英文；極少數幾位學童是父母其中1方為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全中文幼幼班的教室 ，幾名黑頭髮黃皮膚的孩子，多半是美國父母領養的中國寶寶，還有其他非華人的亞洲族裔。 

培養子女成國際公民

為什麼不會說中文的美國家長，會把子女送到全中文授課的學校就讀？奧西尼分析指出，波特蘭是一個「非常有國際觀的城市」，這 許多為人父母者在考慮孩子的教育問題時，並不是只想到孩子未來的工作或職業，也不是專門要讓孩子長大之後跟中國做生意，「1996年中國經濟發展才剛起步而已，那時候的家長們並沒有想到做生意這一點，如今的家長們也不是以這點為考量。」他說：「我想，這 的人讓小孩學習語言，是為瞭解另1個文化，可以跟世界另1個地方的人建立溝通。」

奧西尼說，學校教材採用國際文憑（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IB）課程，教育宗旨非常注重把學生培養成國際公民，可以跟其他國家的人交流。有趣的是，絕大多數家長根本不懂中文，幼稚園或1年級孩子帶回家的功課，爸爸媽媽根本看不懂，為了幫助孩子複習課業，有些家長也跟著一點一滴學中文。奧西尼說，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孩子變得非常獨立。 

赴中展現學習成就

3歲就可就讀的幼幼班及幼稚園班教室 ，還聽得到小朋友彼此以英語交談，有時候要跟老師講話，想不出適合的中文用詞，也會用英語表達。不過，到了高年級，教室 就不准講英語了。升上5年級之後，最讓孩子們期待的，就是全體學生在學校安排下，飛往中國大陸展開學習之旅。

奧西尼說，隨行家長見識到孩子用流利中文跟新朋友交談、在市場上買東西時討價還價，都感到非常驚訝。由於多數孩子都是第1次接觸中文，負責幼稚園教學的老師是來自台灣的潘金煜表示，透過很多遊戲、歌曲、團體活動讓小朋友適應情境式的語言學習，讓他們融入環境，自然而然學中文，並以中文表達。

潘金煜的班上，年僅4、5歲的孩子已可用中文從1數到20，甚至100，也會在白板上寫下「一二三四」的中文字。碰到母語是中文的外賓或訪客，孩子們一個個興奮地喊著：「我會說中文！」天真活潑的動作與表情，透露出無比自信。

*人本教育基金會電子報2011.1.12

高樹國中前輔導主任達努巴克：永鋕走後，我才重新思考怎麼辦？

◎蕭紫菡

我不要再逃跑了

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葉永鋕一案在高雄分院更第四次開庭的現場上，一名二十餘歲、名叫達努巴克的年輕男子走上了證人席，和檢察官及律師展開了這麼一段對話：

檢查官：請說明你和葉永鋕的關係。

達努巴克：我在高樹國中帶過他一年，他是我合唱團的學生，常會到辦公室找我聊天。我曾撞見他從女廁跑出來，當時，我問他為什麼要上女廁所？他說，因為不敢上男廁，會被欺負。

辯方律師：你是什麼時間看見葉永鋕從女廁出來的？

達努巴克：我是上課鐘響起，正要走去教室時撞見的。

達努巴克的身份特殊，和被告等三名來自同一所國中，四年前，他是該校的實習老師；也正因如此，他的出席意義重大，當此案被界定在「人為」或「意外」的範圍內時，他以一個教育現場者的身份，證實葉永鋕在學校遭受欺凌的事實，並讓討論拉到「教育責任」的層面上。

然而，事過境遷，回想那場出席，他說，壓力著實大。因為，「當時高樹國中氣氛低迷，大家都不敢隨便提起永鋕的事，」然而，他還是出席了，因為，「這是我對永鋕所能做的一點貢獻。當時，我親眼看到永鋕的處境，卻沒有做些什麼。我心理明白，永鋕在經歷我過去害怕的事，而我束手無策。永鋕走後，我非常自責，也才開始認真思考，面對被欺負的學生，我到底該做什麼，讓我可以不再繼續在類似的事件裡，選擇逃跑。」

難忘童年的暴力經驗
小學，達努巴克說自己宛如另一個「葉永鋕」。因為擁有陰柔的特質，他常被同學訕笑，或用難聽的字眼稱呼，「每天早上，我害怕誰心情不好拿我出氣，故意把我推倒在地上，或者是拿石頭『不小心』丟到我頭上。」

因此，國中，「我絕對不要再過著被人欺負的生活。」為了逃避暴力，母親咬著牙，送他去一間昂貴的私立學校就讀。他原本認為，如此一來便可逃離了暴力相向的環境，但沒想到他仍要面臨無所不在的種族歧視對待。在不是很順利的求學過程中，他才一路巔跛的念到大學。

爾後，他選擇了師院，想做老師的原因無他，對一個生活不易的原住民家庭來說，這份職業「非常穩定。」

以為童年那段不愉快的經驗就此消失，但事實不然，實習第一年，他在高樹國中看到葉永鋕從女廁裡尷尬地走出來，告訴他自己必須上女廁的原因時，他手足無措。身為一個曾經的弱者，「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這樣的事，我一點相關的知能也沒有，不只面對永鋕，就連其他學生來跟我說：『老師誰誰誰在打誰』，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麼，或者，就裝作沒看到，當個隱形人。」

盲目，在永鋕離開人世後畫下了句點，接獲永鋕的死訊時，達努巴克的第一個念頭是：「我那一年到底在做什麼？」他不斷地問自己，如果當時自己怎麼樣，或許就不會怎麼樣的問題。問到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我從來沒有好好面對童年那段暴力的經驗，我只是，從裡頭逃掉了。」

那天，他給學生看手相⋯
隔段時日，達努巴克再度以輔導老師的身份回到了高樹，他開始希望自己能做些什麼。然而，要起頭並不容易，他形容，當時的高樹，和許多鄉間的學校一般，在城鄉差距、教育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處於一種混亂的景況，學生打架事件每天上演，孩子們的學習意願低，課堂上，聽課的學生總是沒幾個，就連行政人員巡堂走過，也沒人理會。

許多老師在這樣的環境裡感受到教學上的困難，而他，一個原住民老師，所受到的歧視更為嚴重。無論他多用心準備課堂、講授資料多精彩，都沒人理他，還有學生跟他說：「老師，你不要太認真啦，這樣我們會過意不去。」

他開始思索，要怎麼從學生身上找到可以跟他們談論的事物呢？他一片赤誠，矇著頭摸，而幾經觀察，他發現孩子那段期間很流行算命，達努巴克便開始在私底下翻閱很多相關的書籍。

某次課堂上，大伙兒照樣亂哄哄，不聽他上課，他對著前排那幾個還會聽課的孩子說，「我來幫你們看手相好不好？」

幾個孩子開始與他看得興高采烈，這時，有個學生堆裡被視為最「大尾」的男孩子走了過來，把手伸給他說：「老師你幫我看看。」達努巴克把他的手接過來，憑著自己看過的資料印象，對他說：「你拇指肉薄薄的，你爸媽似乎都沒辦法幫你什麼；」孩子睜大眼睛，拚命點頭說「老師你怎麼知道？」達努巴克繼續說：「你在家是不是都只能靠自己呢⋯」

不知後來說到了哪一段，他看見那平日威風兇猛的孩子，眼睛開始閃著淚光，「那力量對我是很強的。與心理測驗或手相都無關，而是，我似乎開始有點了解，要怎麼做一位老師。」

重新看待孩子背後的結構
關鍵在於，看待學生的眼光，看得準，才會真正看見他們的需要及不需要。達努巴克說，從那時，他開始意識到，每個孩子背後都揹著不同的家庭及社會背景。「很多學生本身的家庭環境就不好，不知上學的意義在哪，也看不見自己的未來，但，每個人又都要想辦法生存下去，所以，就各找縫隙來鑽。找老師、找同學的麻煩，就成了他們尋找存在意義的途徑之一。」

而當學校形成了一個弱肉強食的群體，一些看起來好欺負的、能被欺負的學生，要在這種擠壓的情況下找到一席生存空間，就更加艱難。如果老師又冷眼旁觀，或不積極作為，他說，那就更糟了。

挖開自己的不足，達努巴克漸漸了解自己該走的方向。他開始利用課餘的時間，在校園裡和其他老師談論他對教育的想法，並試著把進步的教育思潮引入校園，在校內辦了幾場成功的人權及性別相關的教師研討會⋯。他想盡辦法，先在教育的環境及老師的知能上產生影響；再來，他要直接面對自己處理學生暴力事件的能力。

孩子複製的是成人暴力
而這事做來有點有趣。達努巴克說，要在以前，面對被欺負的情況，他是沒有機會為自己辯駁的；現在，「被欺負的不是我，我反而有機會重新去看待那些欺負人的孩子，他們其實也需要被協助。」

他舉例，之前，有個孩子在班上遭到孤立，同學不但常對他大小聲，還會拿水潑他。老師對此情況束手無策，他便從旁協助。他觀察到，班上不只有種對人說話很難聽的集體氛圍，那些欺負者，還都被選為幹部。

有一次，該班班長的媽媽到了學校，其他老師發現，媽媽對班長講話大小聲的態度，跟孩子平常講話的方式是一模一樣的。

後來他知道，這個班長在家裡，永遠處於一種很危急的狀態，錢常不夠用，爸爸沒工作就罵媽媽，「她在大人的世界裡學到：斥責別人是一種力量，是一種可以讓別人聽自己話的能力。孩子會複製大人的互動模式，大人有必要讓孩子重新了解，什麼是好的對話？否則，孩子很容易覺得，意見不合時，誰罵得兇、誰力氣大就贏了。」

欺負者，缺少可參考的倫理關係！
另一次，有個女生，因為長得瘦瘦的，常遭班上一群男同學訕笑，說她像「猴子」，把草丟在她的桌上，或者，把她書包弄翻。「那一次，我非常嚴正地對著那群男孩子說：『你們知不知道，有些人，每天早上起床都不想來上學？』他們全都搖搖頭，他們沒有想過這件事，還有孩子問：『是因為我嗎？』」

他開始和孩子們談為什麼被欺負的人會有這樣的心情。「孩子有時甚至不知道什麼叫做『欺負』。再深入了解，你會發現，那幾個男生，有的是從小被送來送去、沒人照顧的孩子，有的是從小受暴的⋯。他們之所以會欺負別人，是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是『同理心』，他也從來沒有被這樣對待過。」

簡而言之，他說，欺負人的孩子，「他對人與社會的倫理關係，是不敏感的；某些相處分際是不明白的。在他的世界裡，通常有著大大小小的創傷，或者不健全的倫理關係，而他還那麼小，如果沒有別的參考架構，他很容易把那倫理關係整套學來⋯。」

對此，唯一的方式，就是大人要讓孩子了解，「他是可以在被同理的情況下長大的。」他說，孩子並不難教，只要你看見他真正的困難，並真切地告訴他你的擔心和難過，他們通常都有很好的改變。重點是，「當一個老師，我們有沒有辦法讓孩子看見，其實他內心真正的良善都還在？欺負他人只是一種暫時性的投射呢？」

處罰只會加深被害者的困境
同樣地，被欺負者也需要大人的幫忙。只是，大人通常把那幫忙簡化，認為把欺負者叫來處罰，打一打、罵一罵，事情便解決了。「但這通常造成他更大的困境，他會想：不說，自己就一直被欺負；而說了，老師會處罰那些欺負他的人，他們會不會在老師看不到的地方，加倍地欺負自己呢？」

所以，除了大人要重新省思自己處理事情的方式，不要陷孩子於更困難的處境外，也要和被欺負者有深入的互動。「我曾經問過一個孩子，『你知道你被欺負嗎？』他搖搖頭，這是個很重要的訊息，孩子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欺負呢？知道了，他至少明白自己是可以拒絕的，或再深入探討是哪些原因引致自己現在的情況⋯」

此外，他認為，老師一定要和被欺負的孩子，保持高度的聯繫，「我有時會找那些孩子來輔導室幫忙，並常問他最近如何？我會希望他能夠相信我，在他遇見麻煩事可以將困難告訴我，而我會盡全力幫忙他。」

他們，需要大人的智慧及保護⋯
「一切的問題，還是要回歸到教師的意識上頭。」達努巴克說，要孩子自己去處理這些事件，是非常困難的。孩子非常需要大人的介入，問題在於，怎麼介入？如果只是把孩子叫來處罰，通常事情只會更壞。

他明白老師的困境，「許多老師也許曾經想幫忙，但他們大部份從小就沒有和那些成績不好的、『混』的、後段的孩子交往的經驗，這些孩子對他們是陌生的，老師和這群孩子的生活經驗是撕裂的⋯，導致他無法了解孩子想去欺負人背後真正的想法。」

他說，老師要能看到這層，才能用比較大的視野，看到孩子的問題關鍵。「一個老師要面對這麼多來自不同環境的孩子，真的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可怕的是，老師想要用同一種眼光去看待每個孩子⋯。」

他認為，老師動不動就動用處罰，或報警處理，這樣做看似很快，其實是讓渡了自己影響孩子的權利。「要知道，每個人都不會平白無故地改變，影響一個人本來就不是一時半刻的事。以前，當我不會處理時，我最快的方式就是視而不見，但，受苦的是孩子，我怎麼能感覺自己過得很好，就不用再管他了呢？」

所以，他期許自己不斷地長能力，距離永鋕離去後的七年，他曾擔任高樹國中的輔導主任，在校內處理了無數的學生問題。他覺得當老師實在是個相當「佔便宜」的職業，「我可以再把我的童年活第二次、第三次，以前，我想起自己被欺負的經驗，還常感到痛苦，在日記上痛罵那些曾經欺負我的人；當老師以後，我有機會重新看待這樣的孩子，並在每件事情做出具體的幫助⋯我內心的憤怒也漸漸消失。」

長大後的某天，達努巴克有個小學同學在一次見面中，淡淡地跟達努巴克說：「ㄚ頭，我知道你以前不喜歡我這樣叫你，那時候的事，可不可以就讓他過去了？」達努巴克說，他知道，那是他道歉的方式。心裡當然感到安慰，但，身為老師，他更希望，一些正有著同樣經驗的孩子，可不可以在大人的智慧及保護下，不要等待那麼久才感到平復呢？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216期【專題報導】打破「霸凌」迷思

環境資訊中心2010.1008

彰化二林田調（5-5）
作者：葉書宏（台灣大學社會系）；審稿：吳音寧
為期5天的訪調，我因為參加讀書會和探親的緣故，失去了第一天和最後一天的訪調機會。其實那對我來說，是掙扎的，所幸組員不太計較，在此感謝大家的包容。第二天早上，我自台中開車，前往二林的訪調行動。

8.18 上午 金鴻盛酒莊
上午前往金鴻盛酒莊，是製作馬英九上任紀念酒的酒廠，有十足的規模。莊主凃先生，自父親那一代就開始務農，並且是葡萄契作時期的一員。

家中有一三合院，以及一棟新蓋的樓房做為酒廠。他們家有3個兄弟，大哥目前是作內勤的警察，3年後退休，二弟一家人負責行政事務，例如裝酒、出貨，三弟則是新竹的公務員，據說與家內互動緊密，與兄弟經常商量家中事務。目前莊內的生長監控、技術方面是由大哥負責，至於其餘比較行政方面的事務，是由弟弟負責。

大哥並不願位居幕前，其理由據聞是以前二弟比較不務正業，大哥和三弟商量的結果是給他這個位子和責任，讓他能夠走向正途，因此廠內掛名是由二弟負責。我想這顯示了這家人團結，以及農家擁有土地所能提供的經濟支援。

目前金鴻盛的葡萄採用草生耕種，盡量朝向有機無毒的方向前進。在莊主的思維當中，他認為採用農藥的葡萄酒是比較差的，他稱之為「紅水」（雖然難以判斷哪瓶比較好喝），以嘲笑其酒與真的「紅酒」的差別。我不禁好奇莊主的思維從何生根，但這其實是一件值得探究的事物。金鴻盛的酒並未上到市場，農家也不受市場的壓力，這是支撐莊主維持理念的條件之一。

我們對於莊腦中關於酒的知識形成過程尚未確認，但在詢問之下，莊主之所以作紅酒，是基於過去自家就有種葡萄給予公賣局契作的考量。在契約解除之後，莊主開始根據自己擁有的條件思考如何轉型。加上雖然公賣局雖然轉為官股民營，目前依然還是有收購二林地區的葡萄。在此情況下，葡萄持續被種植，有累積資本的農家也開始試著自己釀酒，並且透過農會出售。

8.18 下午 二林稻米產銷二班 大橋牌陸協米廠
稻米產銷二班，洪秀霞班長。該班約有50個人，都在香田里這一區，這是因為產銷班有區域限制的緣故。秀霞班長是上次越光米種植的第一名，目前田地內主要種植台粳九號與越光米。台粳九號的苗種是從改良場得來，越光米則是自日本時期延續下來。我們看到，以二林為例，苗種多半是自日治時期延續下來，即使是改良場的苗種，也多半是自日治時期累積下來的技術作為改良。

這一區的農民，包括產銷二班從以前就是把米交給大橋牌。這是因為因老闆陳俊雄懂得回饋照顧農民，農民也隨之產生信任關係的結果。在米價上漲的時候（雖然說政府一直沒有讓米價上漲多少），老闆也會隨著價錢的提高回饋給農民。

這樣信任關係一直維持到現在，小老闆陳肇浩將大橋牌帶向新一波的市場定位，他對自家的稻米展開差別定價，將品質好得越光米、有機米等等，作成小包裝的米，加以包裝設計往高級消費者市場鎖定，鋪路到微風市場等高級消費者市場。這些採用有機栽種的農民也因此得到應當有的回饋。同時大橋牌也回饋生產行銷課程、生產履歷、利潤給與農民。

8.19 上午 原斗合作社
原斗果菜合作社是一間經營規模頗大的合作社，不僅提供到府收貨，同時也提供冷藏庫、菜價查詢。社長張先生有農會的身份，認為合作社就是提供服務給農民。他們不僅開放了密碼查詢菜價，還提供收貨、冷藏的服務。張先生說，在目前競爭情況下，收貨大概收到大城那邊，銷售則是往台北、屏東、高雄、三重都有送，台北一市為主要的價格。

張先生說，有競爭對手（鹽埔合作社），使得他們提供更好的服務，一通電話馬上到府收送服務。在社長的想法中，這是一種互利共生的關係。

我們詢問了張先生目前果菜價格的決定機制，他提到，要得到較好的價格，合作社或販仔必須達到三個條件：
（1）越早送到市場越好，因為要「排」，如果排到後面，那你品質好或關係好也沒用，價格早就被前面的決定了。
（2）品質要穩定，市場的拍賣員是不會仔細檢查每天的貨品的，所以品牌信用是很重要的。「你要能夠每天穩定的出貨，你的價格才會被信任。如果你出1天休2天，即使你品質很好，採購的也無法信任你的貨品。所以一定要出貨穩定」。
（3）要跟拍賣員的交情好，跟拍賣員打好關係，你的貨品就不容易跌價，但這是建立在前面2個條件之上的。如果你前2個條件沒有達到，那跟拍賣員交情再好，也是沒用的。

8.19 下午 蔬菜產銷二班
蔬菜產銷二班，主要範圍在二林鎮內。主要作物有蔬果、雜糧，現在主要栽種的作物是牛肉蕃茄。牛肉番茄指的是配合做菜的用的蕃茄，皮較硬，拿來炒菜比較適合。這種蕃茄是進口的，比較抗蟲害，他們已經種植6年了，收成還不錯。他們這班有21人，比較多人使用溫室育苗和保護作物，但溫室所費不貲。該班有許多年輕人從城市回來作，班長說，年輕人吸收資訊能力比較強，許多新資訊都是他們拿回來的。

這班的年輕人之所以回來，有的是在城裡做不下去才回來，有的像班長的兒子留在這邊繼續耕耘。跟班長聊到政府的補助，他認為對於農具，例如溫室、網室才是比較實際的，其他只是「加減」而已。

之後跟著烽哥和量議去看胡蘿蔔農的耕作情形，班長一個人照料6甲的地，可以說是一個工頭，發號施令給後面整地鋪草的人。他自己則是掌握了播種機這個重要機具，負責播種。據說由於胡蘿蔔利潤龐大，因此有專門做胡蘿蔔的販仔。班長也是給他們收購的。

8.20 上午 中興二號米
今天前往種植中興大學培育的米種的農家。一片綠油油的稻田，與我們隨行的還有公視「我們的島」的工作團隊。據說這次中興二號還在實驗階段，這些稻田都在試種。但由於不容易倒伏的特性，似乎值得期待的樣子。
不過目前實際上的收成，因為遇到颱風的緣故，班長說估量不準，還得看下一季的收成。

8.21 下午 林續爺爺
今天下午前往號稱二林國寶的林續爺爺家。他是二林地區栽培越光米的達人，利用科學化的方法監控越光米的生長情況。在跟他聊天之間，得知林續爺爺原本是水利局的職員，後來理念不合就離開了那個地方。之後他接觸到許多日本時代遺留下來的稻米培養技術，就接續了這些技術開始栽培稻米，果然獲得不錯的成效。之後他還前往日本參訪，交流技術和意見，並將這些技術帶給地方農家，使得二林地區栽種越光米的技術越來越精進。

目前林續爺爺正在整理他的筆記，由二林農會協助，預備將這寶貴的資源出版。聽到這些，實在是令人欣喜的一件事情。我國應該針對這些微型技術去做推廣和鼓勵，才是符合我國小農經濟的特質。
※本文原刊於小地方新聞網以及台灣農村陣線出版之《2009夏耘‧農村草根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