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已經下了三天三夜。遠處隱隱有“轟、轟”的聲音，那是山洪爆發，巨石滾動，地面為之微微顫動。鐵皮屋頂把雨聲單調地放大，刷着耳膜。在山谷的木屋裡，從窗戶看出去，院子里的池塘快要滿了，而山脈隱沒在雨霧中。
這是台灣阿里山的雨季。被子一晚比一晚濕重，水汽密密貼在皮膚上。天亮了，一天卻不知如何開始。每天都想出門轉轉，但是大雨就意味着橋斷路斷。對於山上的鄒族部落來說，這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三年前“莫拉克”颶風帶來的水災沖毀了村莊，至今仍未完成重建。我住在這間木屋裡，看小貓卡在屋樑的縫裡，躲避另一隻的追逐。門口，一隻生病的狗“呼哧呼哧”喘氣，間或咳出一口痰來。
“郭小姐，你從大陸來，聽過《高山青》嗎？”就着雨聲，男主人梁代表――阿里山鄉民意代表――問我。
“當然啊。”這首“阿里山之歌”，是許多中國大陸人對台灣的第一印象。姑娘們在晚會上披掛繁複首飾，手牽手載歌載舞：“高山青，澗水流”，讓阿里山成為大陸遊客必往的景點。
“哎呀，我被這首歌害死了！”沒想到梁代表這樣說。有一年，他隨台灣原住民訪問團應邀去大陸，從北京到內蒙古，不管哪裡，遊覽車一停，就有人上車問：“有沒有阿里山的朋友？”梁代表高聲應：“有！”那人就說：“來來來，先下來唱個《高山青》吧！”連進蒙古包，他也要先於眾人，一邊接過哈達一邊唱《高山青》。“我唱到快要吐了！”梁代表抱怨說。
碰見原住民/少數民族就要求唱歌，這種待客之道的確令人不適，但並非罕見。梁代表沒有想到的是，經過多年大陸各種晚會的傳播，阿里山之於台灣，就如同泰山之於中國，成為地理的象徵。如今終於來了一個阿里山的活人，哪還能放過。
只是，這首歌和阿里山人沒什麼關係。居住在阿里山山脈的是台灣原住民之一――鄒族人，但是《高山青》並非鄒族民歌，它是漢人所寫，最早出現在1950年台灣上映的電影《阿里山風雲》之中。電影的導演之一張徹，後來成為香港新派武俠片創始人，他也是《高山青》的曲作者。這部電影中，主角是義薄雲天的漢人，原住民不過是陪襯。彼時中華民國政府剛剛撤退到台灣，政局動蕩，電影《阿里山風雲》很快被遺忘，但是《高山青》卻被傳唱，至今不歇。
台南藝術大學的學者陳俊斌認為，這要歸功於國民黨的“政戰系統”。陳俊斌介紹說，張徹拍完《阿里山風雲》後就被蔣經國延攬入國防部總政治部擔任專員，並在政工幹校任教。在這前後，《高山青》被編成歌舞，教給國防部女青年工作大隊。1951年蔣經國在金門視察時，官兵們載歌載舞，用《高山青》迎接他。蔣經國回台北後，指示總政治部將《高山青》這類歌曲在軍中推廣，後來更促成“民族舞蹈推廣委員會”的成立。
這首歌豐富了軍民的文化生活，同時也由漢人塑造了“山地人”的形象：姑娘美如水，小夥子壯如山。而所謂“高山”，也是出自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將居住在山上的民族統稱為“高山族”，又稱“山胞”（山地同胞）。這些稱呼激起了反對之聲：原本生活在台灣的主人，被漢人趕到山上，要麼下平地接受漢化，要麼在山上獃著當“蠻族”，生活和命名都失去了自主權。直到1994年，經過十年的抗爭，他們才被正名為“原住民”――原來住在這裡的人。
由此，在很多人眼中《高山青》已經成了一首好聽但“政治不正確”的歌。2006年，阿美族知識分子舞賽·古拉斯和馬曜·比吼發表文章，批評原住民電視台在歌唱比賽中將《高山青》等作為指定歌曲，他們拒絕再被簡單化理解，拒絕成為漢人文化中的“小丑”。
兩年之後，台灣開放陸客游。大陸遊客循着小學課文、晚會歌曲的線索，蜂擁而至阿里山、日月潭，印證自己的文化記憶。旅遊路線是被規定好的，遊覽車沿着阿里山公路而上，坐坐小火車，到奮起湖拍拍照，再下山買點茶葉，到此一游。山谷里鄒族人的生活，不在視野之內。
阿里山鄉民意代表梁代表頭髮已經花白，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個酒席中，他穿着一件政治人物常見的深藍色馬甲，上面寫著楷體“阿里山鄉”。他膚色很白――這和很多原住民不同，肚子鼓起來，皮帶扣在腰間。席間有人向我介紹他說，“這是代表”，梁代表聽完插話說：“也就是地方惡霸！”滿桌大笑。其後大部分時間，他微笑着，看起來世事洞明，又隱藏極深。鄒族人內斂深沉，不像很多原住民那樣奔放、熱情。梁代表的女朋友不舞評價：“說得不好聽，就是陰。”梁代表聽了倒不生氣：“搞政治的人，有哪個不陰呢？”
梁代表的家族曾經是鄒族首領，後來被另一家族取代，因此他鄒族的姓叫“NIYAHOSA”，意思是“過去的王”。這個“過去的王”，現在大家都叫他“代表”，在幾十戶人家的村裡，他一定是個人物。“阿里山鄉可是台灣最高機關――海拔最高！”他很愛開玩笑。
年輕時梁代表曾經學習鄒族鼓樂，參加各類比賽。那時，歌舞似乎是原住民唯一被讚許並進入主流視野的領域。1980年代的經濟騰飛之後，台灣人有錢有閑四處旅行了。梁代表開了一家“山莊”，開始做旅遊生意。那時候，他就嘗到了旅遊業帶來的複雜效應。“好像部落有一層神秘的面紗，門一打開，面紗就沒了。”他說。最早是登山客來到阿里山，後來遊覽車開進山，遊客越來越多。有人在河邊炸魚炸蝦。很多植物消失，因為被遊客採光了。
旅遊業改變的不止是生態，還有部落的文化。鄒族原來以耕作為生，種小米、挖筍，可是農耕太苦，“賣筍又總是被漢人騙”，相比之下，做旅遊輕鬆好賺。年輕人都去開餐廳、當司機、導遊，村裡八十戶人家，有十家都在開民宿。看似是一個謀生的機會，危機卻不小於威權時代的政治統治。“沒有人再想要學習部落傳統。”梁代表說。沒有人再想耕作、打獵、了解和土地有關的知識。
阿里山的幾個鄒族村莊都開發了屬於自己的旅遊路線。可惜三年前的“八八水災”衝垮了房屋，也阻斷了通往景點的路。很多村民至今仍住在臨時搭建的組合屋裡，梁代表和女友不舞蓋了一個木屋，原本打算作為咖啡館，現在也只能作為起居室和客房。那裡正是我看貓看狗蝸居的地方。
這裡也是不舞的工作室。不舞是原住民藝術家，小時候她養過一隻山豬，一天回家發現已經被母親殺了，她大哭，開始畫畫療傷，從此山豬就是她最重要的主題。 這三天，我的床對面就是一小副山豬圖。畫里的山豬側面示人，左邊的獠牙翹起來，黑色小眼滴溜溜的，身上還有些粉紅色的小雪花。每天睡覺前看着這些山豬，怎麼說呢？如果是印在T恤或是茶杯上，我倒願意買一件。
35歲的不舞有點發胖，臉龐黑紅，圓圓的眼睛似乎永遠在驚訝，永不合上，期待看到傾聽者的反應。 她講話勻速緩慢，我跟她共處了三天之後，這種語調已經令人頭昏。即使在原住民當中，不舞的個性也更樂天一些。“水災”之後，村子裡的房子都衝垮了，這間新蓋好準備當作咖啡館的木屋，倒留了下來。全村人都聚集在這裡，白天說說笑笑，晚上都翻來翻去睡不着。
和政治人物梁代表不同，我想，她是真的很單純，生活的表面即已是生活的全部。不舞喜歡說：“很神奇吧？”語氣平緩，和事情本身一樣，一點都不神奇。她做麵包，吃麵包，找東西，忘東西，除了找不到鑰匙，她從不擔憂什麼。十五年前，她要跟媽媽回部落，爸爸問，妳回山上做什麼？靠什麼生活啊？她說：“反正在山上又不會餓死。”
不舞的父親是1949年隨國民黨來到台灣的漢人。父母結婚前，媒人向她的母親保證說，他人好，又是檢察官，收入穩定。不舞的外公想了想，也好，山上的生活太辛苦了。於是不舞的母親，這位鄒族姑娘遠嫁，不舞和妹妹、弟弟都出生在台北。她對於父母的印象是：“媽媽很愛玩，很活潑，喜歡出去跳舞；可是爸爸很嚴肅，他不喜歡這樣。”
媽媽忍受不了規矩太多的城市生活，從台北回到了阿里山，開了一個小吃店。弟弟和妹妹繼續留下來做台北人，不舞跟媽媽回到部落，把漢名匡祖鳳改成鄒族的名字不舞·阿古亞娜。
即使在今天，台灣歷經了二十多年的原住民運動，民族之間的隔膜仍然很深。不舞說“八八水災”之後，原住民下山去買飲料，漢人店主驚奇地說，你們原住民還會喝飲料啊？在全球化、都市化、漢化的今天，不舞是很少的返鄉青年之一。儘管數量很少，但是潮流正在形成。和都市的個人主義不同，部落是另一種體系，一個大家族，互相支持，所以“不會餓死”；同時，只要有土地，就有食物，這是古老的智慧。從另一個方面，不舞畢竟是半個都市人，她種有機茶，在部落推廣精緻農業，把山豬設計成品牌作為觀光紀念品。雖然她做事十分隨性，但這已經不是原住民的傳統生活了。
但部落真能隔絕於這個變化的世界嗎？旅遊業已經把人們推向矛盾的境地。阿里山鄉村裡的發展派認為，為了經濟，必須吸引遊客。村長陳有福說：“阿里山遊客一年幾百萬，到村裡有沒有兩千？沒有。如果能有八千，一個月來六七百人，我們就夠吃了。”但是梁代表認為，在迎接更多的遊客之前，部落需要被教育，懂得保護自己的文化和土地。
對於發展旅遊，像精神分裂一般的兩種聲音並存於台灣：一邊嫌惡，一邊又覺得這畢竟是個經濟增長點。 我想起見過的大陸遊客，像在全世界一樣，舉手投足闊綽狂野，很容易辨認。台灣的電視新聞里常常報導大陸遊客的失儀行為，在旅遊景點刻字、吐痰、洗腳。而目前政治導向下的旅行團經濟――到此一游加買紀念品――並未讓一般人獲益。一次，我在火車上聽到一個小夥子操着東北話對手機嚷嚷：“這兒啊，就跟海南島差不多，還不如海南島呢。”
第四天，雨下得更大了。梁代表幫我找了輛車，載我一路逃下山去。雨水如潑，雨刷劃開的前方，盤山路幾分鐘一個轉彎。 離開村莊的橋已經塌了一半，到處是土黃色的洪流往下奔騰，路上時有大石、斷枝。沒有完全折斷的樹枝垂在路當中。貨車衝過去時，它們向你加速衝過來，你不由自主往旁邊一閃，像在看3D電影，樹枝啪地打過車窗。
到了最近的嘉義縣，天雖陰沉，卻完全沒有雨。街市如常，像一切都沒有發生。對平地上的人們來說，一切也的確沒有發生。無論是自然災難，還是生態的報應，都已經由山上的部落來承擔，而且他們通常是更無力的人。在山上漫長的焦慮此刻好像撲了一個空。這種緊趕慢趕又忽然失重的感覺，很像2009年7月的“新疆騷亂”期間，當時我恰好在新疆，緊忙從風聲鶴唳的新疆逃回北京，維漢仇殺死亡數百，但是等我回到北京，發現對於在北京的朋友們來說，那只是新聞上的一個標題。中國的漢人佔了全部人口的絕大多數，去理解和傾聽別樣的文化，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彷彿那是種負擔，既沒有這種意願，也不覺得有什麼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