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麥子不死

這幾年中國大陸迎來了“認識”和讚美台灣的熱潮。其中最有名的，是2008年，陳丹青寫下台灣日常生活中的“溫良恭儉讓”。四年之後，韓寒，中文世界讀者最多的作家，向幾億人講述了一個台灣的士司機拾金不昧的故事。

不止這兩位作家，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大陸人初次到台灣時，都會像小人闖進君子國，有些不知所措。台灣人很喜歡說“謝謝”。在超市收銀台，顧客遞過一瓶水：“謝謝～”（請想像尾音上揚）收銀員接過東西：“謝謝～”收錢：“25塊，謝謝～”把零錢遞迴顧客手上：“找您75塊，謝謝～”顧客接過找零：“謝謝～”

五個“謝謝”，沒有一個“不客氣”，這種不完整的對話，客氣得有點不正常。學者劉瑜說，台灣人太喜歡說“謝謝”了，弄得她被酒店多收了錢，一怒之下也說“謝謝”。

這種感受當然是準確的，可是如果眾口一詞稱讚一個地方“友善禮貌”，這多少是一種病症，癥結在我們出發的地方。台灣的朋友們不大能理解為何我們會傾羨一項基本的生活形式。是的，如果你沒見過超市收銀員把零錢扔在你面前，沒有在進地鐵的時候和別人肉搏過，沒有跟各種各樣的權力怪物吵過架、屈過膝，簡單來說，如果沒有在叢林生活過，大概很難理解為什麼很多大陸行者來此地之後，靈魂會舒展放鬆，像泡了一次很長的溫泉。

問題在於，當人們舒坦完了，喜歡將彼岸的“友善禮貌”歸於祖宗遺產——韓寒感謝台灣和香港“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的美好習性保留了下來”；陳丹青早先一步，把這些習性總結為“溫良恭儉讓”。

這些立論過於粗糙，它們起源於一種思想史的描述：即“五四”革命和1949年以來的社會改造，破壞了中華傳統，讓我們變得既無信仰，又無教養，戾氣橫生，粗俗不堪。台灣人的禮貌，真的來自於中華傳統嗎？

也許是。我們隱隱約約在老舍的小說里見到過這種處處禮讓的北京人；也許有日本的影響，50年在台灣的統治，足以改變社會文化，而日本正是一個多禮的民族；也許是因為貧富差距小，隨着新的政治文明的建立，社會更安定，溫和，沒有積聚起不平之氣。

台灣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它不是一個“為我們”保存中華文化的冰庫。它有不能自主但極其活躍的脈動。從原住民部落的定居，到17世紀西班牙、荷蘭人的佔領，明代鄭成功、閩南人、客家人，一波一波來臨，直到1895年被割讓給日本，1945年再次易手，國民政府到此，成為美軍第五艦隊監護下的冷戰防線。島嶼上的文化血液一混再混，中華文化儘管重要，卻只是其中一支而已。

有一次我坐校車，中年司機抱怨着所有不遵守道路禮儀的車輛與行人，但他像大部分台灣司機一樣，從不鳴喇叭。他嘟囔：“前面這輛車開得這麼慢，一定是女生。”旁邊一位中年男生立刻說：“你這樣說是性別歧視，會被投訴哦。”司機堅持：“我說的是事實。”過了一會兒，他問一名從大陸來的女生：“大陸男人都會做家務嗎？”女生說：“不一定，要看是哪兒。”司機搖搖頭：“以前我們台灣男人不做家務，都是日本時代的影響，大男人時代。”

也許是日本的影響。在台灣的“本省人”，即1949年之前從泉州漳州移居台灣的漢人，性別關係極不平等，就像這位司機說的一樣，家裡男人說了算，也從不做家務。1949年之後，外省人到來，女人發現，外省人的男人會做家務。即使如此，“傳統”的籠罩下，台灣的女人要隨夫姓、沒有繼承權……，就權益而言，和社會主義中國大陸“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完全不能相比。也許正是壓迫太強，反抗必起。1980年代，台灣的婦女運動啟動，修法、著述、倡導、街頭抗議。今天的台灣，仍有傳統的家庭結構，但也有非常先鋒的性解放運動、同性戀運動。有懷念大男人時代的司機大叔，也有糾正他性別歧視的乘客大叔。 

原住民、中華文化、日本、美國的影響都存在於這座小島上，已經雜糅出新的台灣性格，是什麼或許難以一言以蔽之，確定的是它絕非僅僅是“中華傳統”。

任何關於“傳統”的簡化描述都是有問題的，既不能簡化打倒，也不能簡化懷念，它需要更細膩深刻的理解方式。 如果因為厭惡大陸今天的不文明而美化台灣留存的中華傳統，是一種偷懶的思維；如果因為厭惡共產黨轉而讚美國民黨，那更近乎自作多情。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抱着自己的想像，只看到了失落的中華文明，在觀看他者的時候，不斷投射着自我，這或許是一種難以避免的自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