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康多(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監事)
當「望」本哈根（Hopenhagen）變成「破」本哈根（Brokehagen）決定這一代人歷史評價的14天，最後的具體產出是項差強人意的哥本哈根協定（Copenhagen Accord）。這份可處處見到美國鑿斧痕跡的協定，被評為僅為一政治宣言，而非眾所期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議定書。
於共同願景上，雖宣示將以控制增溫兩度為目標，其後更順應小島國家的要求，增列「2015年時，將再依已達成的減量行動，檢視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最終目標，包括能否能將增溫控制到1.5度以下」的條文，然而相較於會議前，各方關注的實質減量數字，卻是一片空白，僅明文要求附件一國家，均需於明年1月31日之前，提出其減量目標，而非附件一國家亦須在該期限前，提出其國內所規劃採行的減緩行動。
被視為本會談重要成就的「資助」（Funding）部份，協定中明定成立「哥本哈根綠色氣候基金」，以協助發展中國家進行「減緩森林退化」、調適、能力建構、技術發展等。而已開發國家承諾將於2010年至2012年之間，提供3百億美元「新增」以及「額外」的資助。而此協定中強調此資金的運作應為調適與減量並重，但強調對最低度發展國家、小島國家、非洲等，調適應為優先。在「財務資助」的長期承諾，則是如美國所要求，強調基於落實「有意義」以及「透明」的減量行動的前提之下，已開發國家將於2020年時，共同提供每年一千億美元的資助。但此看似寬厚的資助額度，也僅達會議進行前，國際環保團體提出的每年1,950億美元資助額度的半數。
而在「技術移轉」（Technology Transfer）以及「減緩森林退化」（REDD）上，協定全文中，雖強調將設定一技術機制（Technology Mechanism），以加速技術發展與移轉，但最受爭議的智財權授權問題，並未有明確的解答。「減緩森林退化」上，則強調意識到此行動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貢獻，將有REDD的延續計畫（REDD-plus），但面對國際環保團體指出此機制中的諸多漏洞，例如查證、重複計算等，亦未解決。
台灣無法參與此項公約，但相關部會承諾將視哥本哈根會議成果，調整國內氣候變遷政策，包括溫室氣體減量法的審議等。由此可知，相關部會必將對哥本哈根協定中的文字推敲再三。但事實上，這14天中，還有其他對台灣極具啟示性的趨勢發展。
小國的環境軟實力
雖於最後哥本哈根協定的生產過程中，仍如同傳統國際政治般，由美、中、英等強權扮演關鍵角色，但在整個14天中，亦有諸多小國展現了其於國際環境治理中，不可忽視的角色。
如台灣的邦交國吐瓦魯為例，因被視為全球暖化的首個難民國，因此於氣候變遷談判之時，該國具有極高的道德高度，向各國提出要求。本次COP15開議的第二天，與會者即發起「吐瓦魯證明一切」（Tuvalu is the real deal）的行動，向已開發國家施壓。
馬爾地夫不僅在會議進行前，即被國際環保團體評選為具有最優良氣候政策的國家，該國總統更親自參與談判，直到會議最後一刻，極獲公民團體之讚賞。且於最後協定的大會討論過程中，主動發言支持哥本哈根協定，亦被視為與英國氣候大臣米利班同為協定通過的關鍵推手。而最後的協定定稿，亦為回應小島國家的要求，增加了增溫1.5度的相關條文。
另一個展現小國力量的則是墨西哥，於COP15中，宣示自2012年起，憑該國之力自行削減5千萬噸的排放量，更預計將原設定2020年相較於BAU削減21％的目標，提昇至30％。更重要的是領銜提出全球氣候基金的規劃，並獲得英國、澳洲、挪威等國的支持，並納入最終協定之中。總統卡德隆，亦獲得全球立法者組織（The Global Legislators Organization, GLOBE） 頒發的國際環境領導者獎（Award fo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he Environment）。
被台灣視為競爭對手的韓國，除提出2020年時相較基準情境減量減量30％的目標，符合各界對先進發展中國家的期待以外，總統李明博於高階首長級會議中，繼續強調該國以綠色成長（Green Growth）為目標，除說明已花費GDP的2％於環境面向上的綠色經濟發展策略，以及將綠色成長作為明年G20峰會的主題，更宣示將於韓國成立全球綠色成長機構（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 GGGI），作為全球推動綠色成長的智庫單位。
氣候政治中的台灣之聲
雖於哥本哈根會談期間，政府成立專屬網站，表示將積極推動台灣加入此公約。而於官方代表團於哥本哈根會場，也穿梭著進行多樣的會談，並籲請友邦發言支持台灣參與公約。但不禁要問，當世界貿易組織無法忽視台灣龐大的經貿實力，世界衛生組織無法忽視台灣的醫療水準之時，在氣候變遷與環境議題上，台灣是否有同樣的成績與努力，可獲得國際組織的重視？還是屢次因過渡捕撈漁產、以工業區侵佔國際公認瀕危物種棲地飽受譴責的台灣，已被貼上「受管制的對象」的標籤，而非一起努力的國際夥伴？
此外，從上述小國的經驗，若能自我定位得宜，於國際環境政治的場域，仍有其可獲得重視之處。政府雖屢次強調台灣可以能源科技為對抗全球共同危機做出貢獻，諷刺的卻是，檢視屢次官方代表團的會談報告之中，極為忽視「技術移轉」此議題的發展。不僅無視後京都談判中，「技術行動計畫」、「技術需要評估、扶持型環境和能力建構」以及「技術路線圖」三項治理架構的實然與應然，亦無視傳統的智財權概念，不適用於此氣候變遷議題。
由此觀之，若僅是抱著斷裂性認知，全然從「國際參與」、「避免經貿制裁」與「創造綠色新商機」，來爭取成為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員國的機會，無視於氣候變遷議題的環境正義本質，則即使有站上會談發言台的機會，是否能展現獨立於美國、中國之外的立場？是否能為聲援同屬高脆弱度國家的小島聯盟以及非洲友邦們，譴責已開發國家對其歷史責任的漠視？是否能如同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般，提出對現行發展型態的反思？又是否會感受到長久以來國際政治的打壓，呼應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對密室最後協定制定過程，違反民主程序的嘲諷？是否能給公民社會一點期待，期待官方代表在長期委身為NGO參與氣候變遷會議之後，願意學習以「台灣社會集體即將面臨的未來與共同的承擔」為出發點，基於重新建構共同的環境意識，對世界說出台灣對全球永續社會的想望？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