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教育基金會電子報2011.1.12

高樹國中前輔導主任達努巴克:永鋕走後,我才重新思考怎麼辦?

◎蕭紫菡

我不要再逃跑了

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葉永鋕一案在高雄分院更第四次開庭的現場上,一名二十餘歲、名叫達努巴克的年輕男子走上了證人席,和檢察官及律師展開了這麼一段對話:

檢查官:請說明你和葉永鋕的關係。

達努巴克:我在高樹國中帶過他一年,他是我合唱團的學生,常會到辦公室找我聊天。我曾撞見他從女廁跑出來,當時,我問他為什麼要上女廁所?他說,因為不敢上男廁,會被欺負。

辯方律師:你是什麼時間看見葉永鋕從女廁出來的?

達努巴克:我是上課鐘響起,正要走去教室時撞見的。

達努巴克的身份特殊,和被告等三名來自同一所國中,四年前,他是該校的實習老師;也正因如此,他的出席意義重大,當此案被界定在「人為」或「意外」的範圍內時,他以一個教育現場者的身份,證實葉永鋕在學校遭受欺凌的事實,並讓討論拉到「教育責任」的層面上。

然而,事過境遷,回想那場出席,他說,壓力著實大。因為,「當時高樹國中氣氛低迷,大家都不敢隨便提起永鋕的事,」然而,他還是出席了,因為,「這是我對永鋕所能做的一點貢獻。當時,我親眼看到永鋕的處境,卻沒有做些什麼。我心理明白,永鋕在經歷我過去害怕的事,而我束手無策。永鋕走後,我非常自責,也才開始認真思考,面對被欺負的學生,我到底該做什麼,讓我可以不再繼續在類似的事件裡,選擇逃跑。」

難忘童年的暴力經驗
小學,達努巴克說自己宛如另一個「葉永鋕」。因為擁有陰柔的特質,他常被同學訕笑,或用難聽的字眼稱呼,「每天早上,我害怕誰心情不好拿我出氣,故意把我推倒在地上,或者是拿石頭『不小心』丟到我頭上。」

因此,國中,「我絕對不要再過著被人欺負的生活。」為了逃避暴力,母親咬著牙,送他去一間昂貴的私立學校就讀。他原本認為,如此一來便可逃離了暴力相向的環境,但沒想到他仍要面臨無所不在的種族歧視對待。在不是很順利的求學過程中,他才一路巔跛的念到大學。

爾後,他選擇了師院,想做老師的原因無他,對一個生活不易的原住民家庭來說,這份職業「非常穩定。」

以為童年那段不愉快的經驗就此消失,但事實不然,實習第一年,他在高樹國中看到葉永鋕從女廁裡尷尬地走出來,告訴他自己必須上女廁的原因時,他手足無措。身為一個曾經的弱者,「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這樣的事,我一點相關的知能也沒有,不只面對永鋕,就連其他學生來跟我說:『老師誰誰誰在打誰』,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麼,或者,就裝作沒看到,當個隱形人。」

盲目,在永鋕離開人世後畫下了句點,接獲永鋕的死訊時,達努巴克的第一個念頭是:「我那一年到底在做什麼?」他不斷地問自己,如果當時自己怎麼樣,或許就不會怎麼樣的問題。問到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我從來沒有好好面對童年那段暴力的經驗,我只是,從裡頭逃掉了。

那天,他給學生看手相⋯
隔段時日,達努巴克再度以輔導老師的身份回到了高樹,他開始希望自己能做些什麼。然而,要起頭並不容易,他形容,當時的高樹,和許多鄉間的學校一般,在城鄉差距、教育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處於一種混亂的景況,學生打架事件每天上演,孩子們的學習意願低,課堂上,聽課的學生總是沒幾個,就連行政人員巡堂走過,也沒人理會。

許多老師在這樣的環境裡感受到教學上的困難,而他,一個原住民老師,所受到的歧視更為嚴重。無論他多用心準備課堂、講授資料多精彩,都沒人理他,還有學生跟他說:「老師,你不要太認真啦,這樣我們會過意不去。」


他開始思索,要怎麼從學生身上找到可以跟他們談論的事物呢?他一片赤誠,矇著頭摸,而幾經觀察,他發現孩子那段期間很流行算命,達努巴克便開始在私底下翻閱很多相關的書籍。

某次課堂上,大伙兒照樣亂哄哄,不聽他上課,他對著前排那幾個還會聽課的孩子說,「我來幫你們看手相好不好?」

幾個孩子開始與他看得興高采烈,這時,有個學生堆裡被視為最「大尾」的男孩子走了過來,把手伸給他說:「老師你幫我看看。」達努巴克把他的手接過來,憑著自己看過的資料印象,對他說:「你拇指肉薄薄的,你爸媽似乎都沒辦法幫你什麼;」孩子睜大眼睛,拚命點頭說「老師你怎麼知道?」達努巴克繼續說:「你在家是不是都只能靠自己呢⋯」

不知後來說到了哪一段,他看見那平日威風兇猛的孩子,眼睛開始閃著淚光,「那力量對我是很強的。與心理測驗或手相都無關,而是,我似乎開始有點了解,要怎麼做一位老師。」

重新看待孩子背後的結構
關鍵在於,看待學生的眼光,看得準,才會真正看見他們的需要及不需要。達努巴克說,從那時,他開始意識到,每個孩子背後都揹著不同的家庭及社會背景。「很多學生本身的家庭環境就不好,不知上學的意義在哪,也看不見自己的未來,但,每個人又都要想辦法生存下去,所以,就各找縫隙來鑽。找老師、找同學的麻煩,就成了他們尋找存在意義的途徑之一。」

而當學校形成了一個弱肉強食的群體,一些看起來好欺負的、能被欺負的學生,要在這種擠壓的情況下找到一席生存空間,就更加艱難。如果老師又冷眼旁觀,或不積極作為,他說,那就更糟了。

挖開自己的不足,達努巴克漸漸了解自己該走的方向。他開始利用課餘的時間,在校園裡和其他老師談論他對教育的想法,並試著把進步的教育思潮引入校園,在校內辦了幾場成功的人權及性別相關的教師研討會⋯。他想盡辦法,先在教育的環境及老師的知能上產生影響;再來,他要直接面對自己處理學生暴力事件的能力。

孩子複製的是成人暴力
而這事做來有點有趣。達努巴克說,要在以前,面對被欺負的情況,他是沒有機會為自己辯駁的;現在,「被欺負的不是我,我反而有機會重新去看待那些欺負人的孩子,他們其實也需要被協助。」

他舉例,之前,有個孩子在班上遭到孤立,同學不但常對他大小聲,還會拿水潑他。老師對此情況束手無策,他便從旁協助。他觀察到,班上不只有種對人說話很難聽的集體氛圍,那些欺負者,還都被選為幹部。

有一次,該班班長的媽媽到了學校,其他老師發現,媽媽對班長講話大小聲的態度,跟孩子平常講話的方式是一模一樣的。


後來他知道,這個班長在家裡,永遠處於一種很危急的狀態,錢常不夠用,爸爸沒工作就罵媽媽,「她在大人的世界裡學到:斥責別人是一種力量,是一種可以讓別人聽自己話的能力。孩子會複製大人的互動模式,大人有必要讓孩子重新了解,什麼是好的對話?否則,孩子很容易覺得,意見不合時,誰罵得兇、誰力氣大就贏了。

欺負者,缺少可參考的倫理關係!
另一次,有個女生,因為長得瘦瘦的,常遭班上一群男同學訕笑,說她像「猴子」,把草丟在她的桌上,或者,把她書包弄翻。「那一次,我非常嚴正地對著那群男孩子說:『你們知不知道,有些人,每天早上起床都不想來上學?』他們全都搖搖頭,他們沒有想過這件事,還有孩子問:『是因為我嗎?』」

他開始和孩子們談為什麼被欺負的人會有這樣的心情。「孩子有時甚至不知道什麼叫做『欺負』。再深入了解,你會發現,那幾個男生,有的是從小被送來送去、沒人照顧的孩子,有的是從小受暴的⋯。他們之所以會欺負別人,是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是『同理心』,他也從來沒有被這樣對待過。

簡而言之,他說,欺負人的孩子,「他對人與社會的倫理關係,是不敏感的;某些相處分際是不明白的。在他的世界裡,通常有著大大小小的創傷,或者不健全的倫理關係,而他還那麼小,如果沒有別的參考架構,他很容易把那倫理關係整套學來⋯。」


對此,唯一的方式,就是大人要讓孩子了解,「他是可以在被同理的情況下長大的。」他說,孩子並不難教,只要你看見他真正的困難,並真切地告訴他你的擔心和難過,他們通常都有很好的改變。重點是,「當一個老師,我們有沒有辦法讓孩子看見,其實他內心真正的良善都還在?欺負他人只是一種暫時性的投射呢?」

處罰只會加深被害者的困境
同樣地,被欺負者也需要大人的幫忙。只是,大人通常把那幫忙簡化,認為把欺負者叫來處罰,打一打、罵一罵,事情便解決了。「但這通常造成他更大的困境,他會想:不說,自己就一直被欺負;而說了,老師會處罰那些欺負他的人,他們會不會在老師看不到的地方,加倍地欺負自己呢?」

所以,除了大人要重新省思自己處理事情的方式,不要陷孩子於更困難的處境外,也要和被欺負者有深入的互動。「我曾經問過一個孩子,『你知道你被欺負嗎?』他搖搖頭,這是個很重要的訊息,孩子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欺負呢?知道了,他至少明白自己是可以拒絕的,或再深入探討是哪些原因引致自己現在的情況⋯」

此外,他認為,老師一定要和被欺負的孩子,保持高度的聯繫,「我有時會找那些孩子來輔導室幫忙,並常問他最近如何?我會希望他能夠相信我,在他遇見麻煩事可以將困難告訴我,而我會盡全力幫忙他。」

他們,需要大人的智慧及保護⋯
一切的問題,還是要回歸到教師的意識上頭。」達努巴克說,要孩子自己去處理這些事件,是非常困難的。孩子非常需要大人的介入,問題在於,怎麼介入?如果只是把孩子叫來處罰,通常事情只會更壞。

他明白老師的困境,「許多老師也許曾經想幫忙,但他們大部份從小就沒有和那些成績不好的、『混』的、後段的孩子交往的經驗,這些孩子對他們是陌生的,老師和這群孩子的生活經驗是撕裂的⋯,導致他無法了解孩子想去欺負人背後真正的想法。」


他說,老師要能看到這層,才能用比較大的視野,看到孩子的問題關鍵。「一個老師要面對這麼多來自不同環境的孩子,真的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可怕的是,老師想要用同一種眼光去看待每個孩子⋯。

他認為,老師動不動就動用處罰,或報警處理,這樣做看似很快,其實是讓渡了自己影響孩子的權利。「要知道,每個人都不會平白無故地改變,影響一個人本來就不是一時半刻的事。以前,當我不會處理時,我最快的方式就是視而不見,但,受苦的是孩子,我怎麼能感覺自己過得很好,就不用再管他了呢?」

所以,他期許自己不斷地長能力,距離永鋕離去後的七年,他曾擔任高樹國中的輔導主任,在校內處理了無數的學生問題。他覺得當老師實在是個相當「佔便宜」的職業,「我可以再把我的童年活第二次、第三次,以前,我想起自己被欺負的經驗,還常感到痛苦,在日記上痛罵那些曾經欺負我的人;當老師以後,我有機會重新看待這樣的孩子,並在每件事情做出具體的幫助⋯我內心的憤怒也漸漸消失。

長大後的某天,達努巴克有個小學同學在一次見面中,淡淡地跟達努巴克說:「ㄚ頭,我知道你以前不喜歡我這樣叫你,那時候的事,可不可以就讓他過去了?」達努巴克說,他知道,那是他道歉的方式。心裡當然感到安慰,但,身為老師,他更希望,一些正有著同樣經驗的孩子,可不可以在大人的智慧及保護下,不要等待那麼久才感到平復呢?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216期【專題報導】打破「霸凌」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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