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韋臻

她坐在咖啡店小木桌前，看上去顯得無比瘦小，我實在很難想像這樣弱小的身軀，面對著今年三、四月時台灣媒體大聲嚷嚷人神共憤者執行死刑時，怎麼拿出比她更巨大的毅力，寫、寫、寫、再寫，就為了想說清楚死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面對網友、媒體對於死刑犯的憤恨與詛咒卻得始終平靜？這樣寫下來，幾個月內十幾篇的報紙投書，再寫出一本書，每篇投書最少花上兩天修修改改，文章可能花上超過一個月的時間，她斤斤計較使用文字，用來書寫對於人命始終學不會斤斤計較的國家體制。張娟芬說：「如果說，今年死刑釋憲是廢死運動的失敗，那麼出書就是我拿來面對失敗的方式……」

2004年，張娟芬寫完《無彩青春》，蘇建和案三人替她上了司法誤判的一課；她沒有大聲嚷嚷誤判底下的無辜生命之重量，沒有拿著書籍作為成就像是無辜死刑犯的代言者，卻是開始問自己：「那我反不反對王文孝的死刑？」她說，那時候她沒有答案，就如同當年她參加替死聯盟（替代死刑推動聯盟，現稱廢除死刑推動聯盟）讀書會時，她以「搗蛋者」形容自己，「我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這不是反對死刑的好理由』，像在找碴一樣。」但與廢死聯盟接觸過程中，關於死刑的討論空間，才讓張娟芬從當年的「搗蛋者」，到了今年三月法務部長王清鋒廢除死刑言論，在社會上形成颶風駭浪下，成為廢死運動的成員之一。

相較於以往作為廢死聯盟成員的外圍者，今年三月死刑執行進入白熱化，「王清鋒下台，就一定會殺人……那時候我覺得社會回應的方式讓我太過震驚了，那麼不理性。我不介意一個人支持死刑，但那時候彷彿每個人都把心裡最醜惡的一面翻出來，用最激烈的方式講最可怕的話……我對台灣的感覺，在那個時候受到最大的震撼……」於是，張娟芬選擇走入廢死聯盟內部，她形容這一整年，廢死運動就是她的生活，從積極參與、內部開會討論，再到社論一篇篇上報，最後是這本書《殺戮的艱難》。

作為一名作家，張娟芬認為自己始終在做同一件事，從早期《姐妹戲牆》中對個案、法律的理解、消化、書寫，到《殺戮的艱難》中理解不同死刑犯案件，訪問、書寫，對她來說似乎並無差異。也許真正的差異，其實在於社會觀感對於死刑如刺蝟的尖銳態度，以及對廢死無盡的恐懼，導致同樣都是人權的問題，卻生成截然不同的反應，而後者，幾乎是沒有商量餘地的社會對立。提起今年三月的社會現象，對照著她與廢死聯盟接觸的過程，她說：「與他們討論過程中，我不用立刻選邊站，也沒有政治正確的帽子壓在我頭上。」因此，2005年所寫的〈殺戮的艱難〉單篇文章中，呈現出對於死刑如舞蹈般的回返思緒，成為這本新書的開頭，她語氣誠摯地說：「我也希望讓讀者有思考它的空間，可以有自己的結論。我不反對支持死刑的人，但我希望台灣能夠有空間去好好思考死刑這件事。」

我的論點不是生命的可貴。
我的論點是殺戮的艱難。
唯其如此，我們才保住了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
－《殺戮的艱難》，頁47

在這個歷史時刻點與這種狀態下，訪問「作家張娟芬」突然變成很困難的一件事，難在我們並無法只將她視為一名自我書寫的「作家」，也無法讓她代言廢死運動；而在訪問過程中的提問與回應，也呈現出奇特的「作家訪問」狀態，所有的書寫與運動幾乎是綁在一起，書中三大部分的「書寫策略」，也是繞著死刑在台的情況而生。當她說出：「在我第三部份的寫作時，基本上大勢底定，就只等著看什麼時候收屍而已。」此時，我突然意識到，其實這整串的「張娟芬」，只是在揭露一名公民對於公共議題的思考過程。然而，台灣真正的現況是，死刑議題幾乎還稱不上公共議題，因為它跳過了公眾的辯論、討論過程，直接綁著民粹跳到了結論。這時候，作為一名廢死運動的公共知識分子，究竟如何看待自己？隱匿匍匐於書中字行中的「生命的價值」，又與個體何干？

對此，張娟芬意外地頓了一下，然後誠實地說：「我不知道生命的價值到底是什麼。但我想，應該有最基本的尊嚴。在思考死刑的時候，我比較多在想的是，我該怎麼對待別人，我的權力到哪裡？我可不可以吐一個壞人口水？……我不太是為了死刑犯，而是為了我自己，我不想做一個會吐他口水的人……」張娟芬語畢，我怔愣了一會兒，然後我突然意識到，作為一名「反死刑支持者」的我，其實並未將自己與死刑連結在一起過。我支持廢死是因為「即使是罪大惡極者，都應當保有生命權」，我支持廢死是因為「個人都不能動用私刑以報復，為何國家可以動用公權力行刑？」我支持廢死是因為「我們的政府不僅毀田、毀民宅，還可以殺人！」通篇都沒有「我」的存在，因此我只能作為一個「反死刑支持者」，但不是運動者，因為我沒有主體認同。

如此向下，也許張娟芬之所以言「殺戮的艱難」，正是將自己與殺戮行徑合嵌的結論。她這麼說道：「廢死運動的主體不是死刑犯，也不可能是，我們根本沒辦法動員到他們，他們很多的價值也是殺人償命。死刑雖然不是關乎我們的生命，但我們在乎是因為，如果我認為國家沒有權力殺人，在民主國家中，國家殺人我也有一份，它是公權力，它在殺人就是用我的名義去殺人。這種人才是廢死運動的主體。」同樣的邏輯，連結到社會上經常採取「死刑犯也認為自己該死」的態度，就成為支持國家以公民的名義「加工自殺」，「這就像是如果有人要跳樓，要我幫忙推一把，我才不要！為什麼我要幫忙推？想死自己去死。」

於是，一則公共議題，以往反死刑總是被銜接上「正義」、「寬容」、「慈悲」的大愛氛圍，突然轉向成為小我的問題。但小我作為一名公民時，「我」究竟要賦予國家權力到什麼極限，其實轉個方向思考，正是我的權力極限何在？死刑從來都不艱難是因為，收屍的不用是我，即使是我賦予國家手中拿著斷頭刀……

平地一聲雷　我們被一陣恐懼籠罩
彷彿監獄大門即將潰堤　死刑犯人將淹沒我們的街道
－《殺戮的艱難》，頁259-260

今年三月的寫照，正如同張娟芬在跋中如此所寫。社會大眾如此恐慌死刑犯人滿街跑，只因為殺不了他/她；白冰冰的眼淚一再地流，吳敦義代表神明蓋章「人神共憤」。

沒有人可以代替神明，但有人可以代表受害者家屬。受害者家屬照顧的問題，成為張娟芬在網路上經常被質疑的問題。張娟芬嚴肅地說，「難道不廢死就不用照顧嗎？我有朋友在英國路上被搶，幾天後政府機關打電話來問要不要諮商，免費的，我聽了好羨慕……受害者家屬保護與維持死刑是兩個問題，受害者家屬保護，不是用死刑當做這個制度的替代品……」然而，實行困難又耗費金錢的受害者家屬保護制度，始終被排除在台灣政府機關的門外，死刑成為台灣人唯一的安全感來源。

報復的需求、安全感的來源，牢牢將死刑鎖在台灣這塊早已經歷過多歷史傷痛的土地上；就如同轉型正義從未在台灣真正被落實，因此我們只能持續憤恨與對立。白冰冰與何海新的眼淚，其實背面控訴的，應當是台灣受害者家屬支持與保護制度的空乏，傷痛的無法出走與憤恨的無處宣洩，在成為死亡受害者家屬的悲慟之後，繼續成為受害者保護制度匱乏底下的受難者。

如果死刑作為一把正義的旗幟，那麼在此邏輯底下，何以同樣今年爆發江國慶性侵女童案遭槍決卻為無辜誤判的案例時，這些正義捍衛者未曾現身抗議？媒體也輕輕放下？張娟芬的看法是，當加害者是國家機器時，大家都不發聲了。但其中牽涉到的，何止國家機器作為加害者？默不作聲的民眾難道不是加害者的共謀？張娟芬向下分享她的思考過程，說道：「與廢死聯盟看《鐵案疑雲》時，我覺得電影很好看，但我認為，誤判不是反對死刑的好理由。然而，特別是支持死刑的人，必須要認真面對誤判這件事情，必須面對判錯了怎麼辦？」十年內，台灣的冤獄賠償金將近四十七億，關錯人可以賠錢，殺錯人怎麼賠命？張娟芬舉例，倘若一間工廠有一種機器會夾斷工人手指，另一種會夾斷工人的頭，你會不會說既然手指都會斷了，那就用會把頭夾斷的吧？！「死刑就是把人家頭夾斷，為什麼風險比較小的你卻不要？」是的，連藝術修復都懂得「不可逆」的規則，為何我們在對待人命的態度，卻連藝術品都比不上？

行文最後，借張娟芬的口，問一問讀者，「國家如果要蓄奴，你/妳同不同意？」她的答案是：「蓄奴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殺人的刑期是十年起跳。蓄奴都不行，怎麼能殺人？何況，蓄奴不會討論誰是奴隸，奴隸多壞都是你家的事，為什麼國家能不能殺人，就跟這個人是誰有關？」

文／陳韋臻

在（上）篇中寫了「速審法」、「法官法」以及即將出爐的人民觀審制度後，原本企圖直接進入台灣三大冤案（蘇建和案、江國慶案、邱和順案）的審判疑慮，以及廢死團體的著力與運動過程。然而，提筆前，我心生一念，跑去閱讀三個案子的裁決書，結果讓我無比沉重，沉重不只在裁決書中描述受害者死亡的狀態，也在於被告之將/已死。這兩者不衝突：當我們面對受害者之死有所不忍，同樣地，被告遭處死的生命重量也會壓在我們身上。

如同判決書中絕對不會費力描述被害人的個人善惡，光是一個「被殺死」的事實，就足見殺人犯的「喪盡天良」及「人神共憤」──這也是為何在社會輿論下，「被告」這麼快速等同「殺人犯」的原因。但，真正壓垮我的重量，是另一個讓我困惑至極的背謬邏輯：在我們面對被國家殺死的人命時，為何「被殺死」的事實，卻反過來成為一個「正義實現」的終點？特別是，當我們大聲嚷嚷「殺人者死」，卻無視審判過程的荒謬與殘害被告人權的暴力，我想，我們甚至比動私刑還要來得「不正義」。

「死刑」只是「殺人」的美名

在此突顯的一個事實是，「殺人」從來就無關乎「正不正義」，而是「有沒有權力」的問題。在這個層次上，我們都必須面對一個事實：「死刑」只是「殺人」的另一個名字。

在訪問三大冤案律師團成員尤伯祥律師時，討論到「廢死」理由，他這麼解釋：「文明社會都接受一個定律：除了正當防衛，任何人都沒有殺人的權力。我們的國家，是透過締結社會契約的形式組成，在社會契約底下，我們讓渡一部份的權力給國家，但如果我們自己沒有殺人的權力，我們便無權讓渡殺人權力給國家。」

從去年開始王清峰反死刑的言論，乃至依「速審法」明年五月將釋放羈押超過八年的「被告」們，在台灣社會投下的震撼彈，不只是起源於《史記》中劉邦「殺人者死」這句話在兩千年後的餘韻，更在對殺人犯重出江湖的恐懼。這種透過社會整體想像「正當防衛」而來的死刑正當化，在尤伯祥眼裡，是侵害他人生命權的「過度預防」，「正當防衛無論如何都是在當下危難的狀態才可能發生，我們不可能預想防衛。」

不要說社會輿論只是促成社會正義的實現（如果那兩顆子彈就是所謂的社會正義），實際上，在王清峰被拉下台後的社會情境，不只剝奪「死刑定讞」的生命權，也確實、直接地影響了作為一名「被告」的權益。尤律師回憶道，邱和順案訴訟過程中，原本態度中立的法官，只因為王清峰下台事件，態度即大幅轉變為「對被告極端仇視」，甚至創下「被告視訊開庭」的首例。法官當下解釋，此舉的原因是「為了考慮被害人家屬心理」。尤伯祥憤慨地說：「視訊從來就只會用在證人身上，不會用在被告身上，法官這樣說，是預先宣告被告有罪。」這個從社會輿論、檢警司法，乃至於法官，一律將「被告」視為「犯人」的默契，正是三大冤案的幕後推手。

「被告」成為「死刑犯」的法官寫作

「這三個案子有一個共通特性：都是刑求下的自白定罪，沒有其他證據。」尤伯祥開門見山這麼說，接著談到這些判決、更審輪迴的法官時，先是分別提到各案刑求下的自白，接著說：「什麼叫偶有分歧？偶有分歧就是共犯自白矛盾、兜不攏，什麼叫大體相符？根據最高法院關於判決的標準，只要你有認罪就是大體相符。至於犯罪過程、爭議、合理、真實，對法官來說都不重要，這是最荒謬的地方。」

我們都曾經有一種想像，法官是智慧的長者，辨別真實、揭露真相，但聽聞尤伯祥所說，我只能默默祈求：這輩子別變成被告。如果我像邱和順一樣，遭到警察刑求自白，暗暗妄想到了法官面前再翻供，百分之百我就是下一個邱和順。

尤伯祥解釋，法官對工作的認知，之所以與大眾期待產生落差，究其因在於司法體制中的升遷與考核。在考核方面，一名法官的考核標準，依照兩點：「結案率」與「維持率」，前者是在審限前寫出判決書，後者是判決書是否會被上級法官駁回。因此，社會期待法官將正義展現給大眾，但法官卻是「時間到了要把判決書寫出來」，和「不違背上級法官」。在這樣的狀態底下，尤伯祥不諱言，法官所做的事情，便是精進「寫作技巧」，剪剪貼貼、片段引用，把卷證資料與自白書不相符之處相互融合，「判決內容好不好、社會大眾能不能接受、審判過程中有沒有粗暴對待當事人，都不是重點。」尤伯祥甚至提到，過去他曾與一位待過司法院刑事廳的二審法官聊天，對方分享了他的工作認知就是「修補裝飾，一審判決送上來什麼地方寫不好，他幫它改好。」

另一方面，「一審法官升二審，得要司法院人審會中的先進同意；二審要到最高法院，必須最高法院每個頭都接納」，因而形成下級法官揣測上級做出判決的司法邏輯。如同延宕了二十年的蘇建和三人案，「最高法院裡的老頭，有幾個是拚過蘇案死刑的？二審法官如果要判蘇案無罪，就得冒著得最老法官的危險，因為翻下來，維持率就沒有了……以前曾經有良心、敢開先例判蘇案無罪的法官，後來就鬱鬱不得志。」

這個將司法體系視同行政官僚體制的科層化與考核依據，是尤伯祥眼中司法墮落的問題核心、法官冤判的背後邏輯，也是「法官法」無能解決的困境，「慢慢地，法官的良心跟生存本能會達到一個微妙的平衡，但這平衡的落點絕不會是社會大眾的期望。」

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在邱和順案最高法院判決書中，即使有當時警察提及刑求的對話證據（註），法官卻仍舊可以寫出：「（警察對話）雖屬忘形粗俗，但難憑此即推認邱和順有遭台北市刑大員警之刑求。」甚至，根據無罪推定，指紋無法指認邱和順犯案的邏輯，也能被法官寫成「難憑以為上訴人等未涉陸○案之認定」（指紋不符無法證明被告未涉案）。又或者蘇建和案裡，自白中顯示，被告深夜摸黑卻可以搶劫、看見女主人「略具姿色」，甚至得以「邊姦邊殺」的判決書？！這就是尤伯祥描述的：「過程中法官不關心什麼是真相，關心的是他的寫作技巧……只要高分就好，至於堂下被告有沒有經過我的判決權益受損，跟我無關。」

與兩顆子彈面對面

就是這樣的司法體制，構成了尤伯祥反對死刑的第一要件，「台灣司法體制如此，卻把判人死刑這麼大的權力交給它？」但回顧起台灣廢死運動之路，尤伯祥也直接評價：「過於菁英化……畢竟現在這個國家，除了兩顆子彈之外，沒有給任何具體的被害人保護機制，現在連這兩顆子彈都要拿掉，難怪會反彈。」

這樣的評價，回到廢死運動身上，可能不盡然全是全非。始終在提倡受害者保護制度的廢死聯盟、早在1996年就透過探監、書寫，企圖透過輿論轉化的死囚平反大隊，或者更早介入被壓榨、歧視而殺人的湯英伸案、反共人士馬曉濱等案子，以個案救濟的台權會，行走至今，回顧十多年的廢死路，無不感慨萬分。

曾經在八零年代湯英伸、馬曉濱以及九零年代蘇建和案，透過紀錄片、書籍、媒體投書，喚起社會大眾對於「死刑」的止步與深思，這條運動與對話的路程，在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與台權會秘書長蔡季勳眼中，是個緩慢但始終前進的過程。但似乎就在2003年蘇案無罪判決後，「危機感消失、社會同理心減弱，因此社會動員優先度減低，投注對象轉換」，形成一個轉折。往後，隨著零六年開始至零九年的停止執行死刑期間，廢死聯盟與台權會除了持續個案救濟與釋憲準備，包括 ICCPR（兩公約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推動。

2000年至今，58條人命跟著廢死運動的腳步持續消失，運動團體持續救濟、倡議，甚至在今年更緩下腳步，回頭與民間各團體對話，開拔了八十場的演講，「很慢，但很扎實」。這個在現況中，幾乎是別無選擇的緩慢路徑，與51個死刑排名的加速，我不知如何理解，甚至不知道，從現在開始換算，是不是也像歐洲一樣，要透過兩百年的思考、對話，再來一個二次大戰的人性慘況，才得以將斷頭刀取下？

（註）判決書中引用錄影車上錄影：警員出現「乎，一直教伊說，叫伊愛按ㄚ呢講，乎，幹你娘勒，挫起來，邱和順伊千想都想不到這一點」、「大概也沒有想到這一點」、「乎，伊就變作『檢方的證人』，乎乎乎，夭壽，不叫他承認不行」、「這個就是咱台北市刑大成功的地方」、「乎，夭壽，這樣！乎，擠成這樣，不承認不行，你給拍，你看，ㄟ早一個Ａ也翻供，ㄟ早一個Ａ也翻供」等對話內容

文／陳韋臻
圖／台權會提供

我還記得，去年底訪張娟芬談《殺戮的艱難》時，她還在說：「（國家）蓄奴都不行，怎麼能殺人？何況，蓄奴不會討論誰是奴隸，奴隸多壞都是你家的事，為什麼國家能不能殺人，就跟這個人是誰有關？」才過半年，今年的第12個死刑已遭定讞。在此之前，我們分別經歷了1月江國慶冤案重新偵破、4月蘇建和案三人由最高法院撤銷無罪發回更審，以及7月底陸正案疑犯死刑定讞。如果說，2010年王清峰因廢死下台、4人遭政府殺死是台灣廢死運動的谷底，那末2011年，除了政府在3月4日連續殺死五條人命，還附贈上半年新增12個死刑犯，累積51位等著被政府處死的名單，今年絕對是編年史中新一篇的斑斑血淚。

為此，《813前夕，我的國家又殺了人！》，不僅先嘗試理解台灣政府在面對人權訴求和政治壓力底下，祭出何等人權相關法案作為政治回應，更將重溯蘇案、江案、邱案三大冤案的審判過程，以及廢死運動在十年內面臨的社會情境。透過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以下簡稱司改會）、台灣人權促進會（以下簡稱台權會）以及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以下簡稱廢死聯盟）這三個團體的不同關照與切入，揭開兩公約簽署後，「人權」持續作為「政績」的立法真相，以及在這些法條底下，持續萎靡的人權樣貌。

加速殺人的「速審法」

面對今年813蘇案即將屆滿20年，也是江國慶被槍殺的日期，甚至24年陸正案在此前夕，缺乏證據的狀況下，邱和順依舊遭到死刑定讞，一而再、再而三的國家殺人劇碼，逼得我們再次書寫「反死刑」，卻異常沉重且無奈地不知該如何再度談論，「能說的、該說的，都已經說過了。」這是編輯會議上我們的困境，但回到廢死運動團體身上，何嘗不是？然而，他們更直接地面對每個個案在各種政治決定後，真實被鏟殺的生命。我們要問的不是「殺人償命」，因為倘若以這種邏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都有其正當性可言（別忘了我們日前觀看伊朗男遭「以眼還眼」刑責時不可置信的震撼），我們首先的提問是，國家機器的權力極限何在？而台灣政府面對「司法人權」的呼喚時，又到底做了什麼政治回應？

我們已無須再論死刑的不可逆原則，也不須再說公權力殺人的國家結構（詳見《破報》復刊640期：從《無彩青春》陷入《殺戮的艱難》－專訪作家張娟芬）；換個方向，我想先問的是，在政府一心妄想「人權成就」的政治動能下，究竟端出什麼政策，以名為「政績」？

司改會執行長林峯正接受採訪時，劈頭就說：「邱和順就是『速審法』的受害者。」向下細究，已經纏訟了24年、更審11次的陸正案邱和順，在最早檢警蒐證瑕疵以及刑求導致證據匱乏的窘境中，「沒有任何新證據」，最高法院卻得以在兩個月內時間判處邱和順死刑確定，說到底，是法院無力承受明年五月將依「速審法」（刑事妥速審判法）釋放邱和順的壓力，因而乾脆草率宣判，讓邱和順成為「速審法」施行前的第一位受害者。

在林峯正看來，「速審法」的出現，是簽署兩公約底下，並著「流浪法庭30年」的荒謬司法劇出現的政治回應。這則僅有14條條文，且多數為「道德宣導」的「速審法」，不僅未曾詢問過學者，甚至僅花了4個月擬定草案，8個月三讀通過，成為是台灣最快速通過的法案，也是林峯正口中「光有個法案名稱，行政、司法一起拼業績」的最佳典範，不愧是「速審」底下的「速審法」。

在這區區14條條文中，唯一有法律作用而非道德宣導的，就是羈押時間總長不得超過8年，並將檢察官上訴設下權限，以避如同陸正案這類無止盡上訴的情況。但也正是這個羈押時間的限制，讓邱和順成為過去與現今司法下的雙重受害身分，原因竟只在粗率的立法並未做出任何配套措施，林峯正就說：「台灣拖延了十年以上的積案，大概累積了兩百件以上，真正有羈押期限的規定是好的，但是沒有任何配套措施，導致將過去的積案與現今的未來案混為一談，沒有辦法分開處理，才會讓適用到個案的結果這麼扭曲。」窮究到底，就是法案「急著要過」底下的假進步，純粹是政府「要個法案名稱」作為政績，並持續忽視「速審法」第六條無罪推定的「道德宣言」，結果可能導致陸正案成為江國慶冤案的再翻版──別忘了，江國慶被誤殺過了13年後，才被翻案。

續枉續縱的「法官法」

不同於「速審法」形成的政治誤殺，同樣受迫於社會吶喊的「法官法」，則是另一場司法縱容的延續。高達100條以上的「法官法」，在去年「關說法官」蕭仰歸事件以及白玫瑰運動後，幾乎崩盤的司法體制，迫使政府得正面處理眾人期盼20年以上的「法官法」催生。但這個法案，在林峯正眼中，同樣是個50分的法官法。

儼然「自律」崩潰的司法體制，在「法官法」的需求中，主要是透過引進「他律」及「透明」的機制，避免司法體制的持續墮落。然而，原本將蕭仰歸停職半年，也就是「放他半年無薪假」的公懲會，雖然在「法官法」中被改為「職務法庭」，但委員組成拒絕了任何外界介入的空間，同由封閉系統中的資深法官擔任，更將公懲會的15至17人，縮減至5人，官官相護的空間反而更可預期。這法界墮落、收賄、草率的體制，是否得以藉此改善，林峯正的說法相當保守：「變好的機會非常小。」光是從官方「什麼都可以談，就是這個組成鐵板一塊沒得談」的堅持底下，職業法官懲戒法官，就像是讓媒體自己任NCC一樣，什麼都好談。林峯正為此憤怒地說：「法官是可以判人家死刑的耶！」

鐵板還有另一塊，也就是無法保證法官道德、長年遭民間質疑的奶嘴法官考試，同樣不得取消，林峯正表示，在經過民間團體大量溝通後，最多只肯接受「十年內降至20％」的條件，甚至不得寫在「法官法」中，得採用「附帶決議」的方式通過。令人難以接受的，這個原因竟是因為「考試院會反對」，「從這裡你就可以看到，考試院跟人民的權力，到底是誰比較重要？」

在這些連續出包的人權相關法案後，緊接著出爐的，是「人民觀審制度」。司改會表示，最初民間團體提出「陪審制度」的思考，便是為了「法官法」的缺失，希望能由不同方向引入「他律」及「透明」的方式，似是得以讓如同蘇案、陸正案或江國慶案等被刑求，或者證據不足的真相，成為被看見、甚至重視的審判依據。但是，日本花了十年的規劃、磨合，韓國甚至先試辦三年的陪審，台灣政府卻只花了為期一年「人民觀審制度研議委員會」，甚至在國外研究者報告完畢的半年後，就逕自宣布委員會結束，讓台灣委員錯愕於無可研究、討論的同時，司法院研擬出的「人民觀審制」草案，成為林峯正口中「人民參觀審判」。

規劃中，不僅人民沒有實際審判權，成為「假的權力下放」，更可能因為法官必須對不認同的觀審民眾「意見」做出回應書，促成現今正義鄉民暴動的輿論能量再加成。作為全球唯一人民沒有審判權的陪審制度，林峯正描述：民眾是從頭參與到尾，如果民眾的理由強過法官的意見，特別是「觀審制度」乃針對「重大刑案」設置，下午法庭審判完畢，晚上就輪到媒體審判，到時候只能等著司法信任的崩盤，無疑是「引火上身」的「觀審制度」。

政府接連三則對人權呼籲的政治回應，樣樣半套，人權依舊被套牢。在加速殺人的「速審法」後，「法官法」無以制衡司法的不可信，而原本透過人民參審制度，也再度淪為僅可列名的政績。兩年前的「人權大步走」以及「打造世界級人權環境」的宣言，換來三個法律名稱，以及持續被國際關注的政府殺人事件。已成定局的江案、已定讞的陸案，還有未來待定的蘇案，二十多年了，台灣究竟換取了什麼教訓？

【採訪／郭凡嘉】                            聯合文學2011.0617

書寫「假的世界」

自1993年開始，他多次往返中國與日本。他坦言，最初是為了尋找幼時在台灣生活的記憶。透過踏上中國的土地，他才開始能夠將童年時所體驗的台灣書寫出來。《國民之歌》正是透過這樣間接的媒介──中國，所創作出來的。爾後，他也將自身所體驗的中國寫成紀行散文《我的中國》。2008年夏天，他旅行至甘肅省天水，在當地因為口渴為求礦泉水，卻喝到「假水」。「假水」這樣的名稱以中文的聲音進到他的腦海，轉成日文的「kasui」再解成日意的「karinomizu」。在這樣語言互換的過程中，李維英雄發覺語言產生了新的意義。在假的世界，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是假造的這片遼闊大陸上移動後，回到日本當他試圖將這樣的經歷寫成小說《假水》（2008年由日本講談社出版），更使他意識到，自己是使用相對於真實漢字的「假的文字」──平假名與片假名，寫下「假的世界」。

使用日語書寫中國，李維英雄說，在這個時代或許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千年前的日本人憑藉著漢字創造了假名，並且承認自己所創造的文字是「假名」，「並非真正的文字」。千年之後的他，藉由這樣的文字，記錄下充斥著非真實的世界。他接著解釋到，對於這樣的行為，或許「以周邊的語言來表達中心」是絕佳的注解。

李維英雄提到，在五、六十次行走於中國大陸的歷程中，他甚至發現於北宋時代移住於河南省開封一帶的猶太人，被賜姓「趙」、「李」的遺跡。「這些屬於歐洲周邊的人民，確實地變成了中國人，且在中國生活了近千年之久，卻仍保有原本宗教的事實，使我大受震撼。」對照起自身的存在，在日本是從來不承認「美裔日本人」或「中裔日本人」這樣的說法的，或許正因如此，迫使李維英雄必須過度地思考所謂「日本人」的意義。但在開封的遺跡中處處可見被翻譯成中文字的以色列、亞伯拉罕或《舊約聖經》等字句，「這樣的行為甚至等同於他們將自己的存在翻譯成中文，並在中國活下來的證據。」這樣的震撼也讓他重新體認到，唯有繼續以日文表達自我、翻譯自我，才是自我認同的方式。

錯位的家國視角

2006年，相隔四十多年的時空他再度踏上台灣，然而卻發現幼時曾生活過的那個台灣已不復存在。對於台灣，李維英雄卻始終抱持著「在不是自己國家的土地上，有自己的家」的情感，並珍視這樣的國土與家的「錯位」。對於有人批評這是否是一種帝國主義或後殖民主義？他只說，身為一個孩子，對於「家」的所在與成員是無法選擇的。然而這樣的「錯位」，國族與家族的層層交錯，也正是使他篇篇小說，貼近實際生活與幽微隱私心境的原點。當我們聊到，大部分的台灣人在海外被問到是否是中國人時，都會強調自己是台灣人，但在外國人身分證件上，卻不以台灣被承認時，李維英雄說，正因如此，他在台灣人身上看到了一種新的自我認同與不安定的新鮮感。

即便行走於中國，李維英雄始終是透過中國的景色看見台灣，也總是不知不覺地對照起自己記憶中的台灣。他甚至說，「若是沒有台灣的經驗，或許我也不會開始以日文創作。台灣已成為我在美國與中國大陸及日本的『中間點』一般的存在了。」

訪問結束，告別了李維英雄的日式庭園與木門。我不禁想，我們所居住的世界本非清晰而絕對的，思想或情緒因文化的相對性而產生的差異、變數、錯位、無法翻譯的字句，本來就存在於我們活生生的日常中。李維英雄的小說，早已使他成為越界文學的先驅者。他已為我們開啟了一道大門，正要引領我們翻越重重國境之路。

（聯合文學六月即將出版李維英雄著、張明敏譯《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為完整收錄日本出版之三部中篇小說《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國民之歌》、《千千碎片》合集。）

◎受訪作家簡介

李維英雄
李維英雄（英文Ian Hideo Levy），1950年出生於美國加州。日本古典和歌專家。先後任教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史丹佛大學。1982年英譯日本和歌集《萬葉集》獲贈全美國家圖書獎。其後，移居日本，專事日文寫作。1992年發表第一篇日文小說《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獲頒野間文藝新人賞，成為第一位以日文寫作獲獎的美國作家。1996年以《天安門》提名角逐日本文學最高榮冠的芥川賞。2005年《千千碎片》獲贈大佛次郎賞。2007年獲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贈與國際文化獎，獎勵他多年來對海外介紹日本文學的貢獻。2009年描寫現代中國世相的《假水》得到伊藤整文學賞。現除寫小說、評論、翻譯外，並任法政大學國際文化學部教授。（阮斐娜／文）

本文作者簡介

郭凡嘉
1982年出生於台灣台北。台灣大學畢業，現為東京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生。生活行走於東京。熱愛文學，並熱愛與孩子有關的一切事物。關注於在日外國兒童之教育議題。

※延伸閱讀：
‧李維英雄──翻越大和國境第一人(上)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六月號320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採訪／郭凡嘉】                               聯合文學 2011.0617

五月的東京，已穿越寒冷難耐的嚴冬，進入微涼的雨季。這樣的一個週末午後，穿過東京都中心喧鬧的商店街，彎進路旁的小徑，處處綻放著粉色與桃紅的杜鵑花。在日本生活的這幾年，時常不自覺地在腦海中將東京的街景與台北重疊。杜鵑花，應是屬於台北三月的顏色吧。繞過一間神社，來到一座兩層樓高的公寓前面，老舊的木造大門上甚至沒有電鈴。很難想像在這樣純日式住宅的門後住著的是擁有「首位西洋出身之現代日本文學作家」頭銜的李維英雄（Ian Hideo Levy）。

儘管這早已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年代，儘管我們歷經了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赫塔．慕勒（Herta Mueller）的《風中綠李》，甚至也看見哈金、郭小櫓等人在國際文壇上發光發熱，儘管在異國以非母語的文字寫作的行為本身，逐漸成為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共同經驗，當實際看見一個西方臉孔，運用著流利的東方文筆與東方語言，或許心裡仍會興起一絲好奇吧。而李維英雄，正是這樣一位帶著純粹西方人的面孔，卻又擁有一個十足東方味名字的存在。敲了敲木門，李維英雄開門迎來，他小小院子裡擺著一個日式石燈籠。而我知道，如此的異文化衝擊之旅，正要展開。

古典的與現代的

年少時期隨著漢學博士的外交官父親離開美國，五歲於台北、六歲於台中、十一歲時於香港等地皆棲身過一段不短的時間。高中時又到日本就學，並在日本文學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回到美國，李維英雄決定於大學專攻日本古典文學，並特別鍾情於傳統和歌文學。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課程修了後，他先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與史丹佛大學，並同時從事英譯日本和歌集《萬葉集》的工作。1982年他所英譯的《萬葉集》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的殊榮，也讓他下定決心辭去史丹佛大學的教職，自此移居日本。

這樣輾轉且重複地跨越不同國境與多重語言的李維英雄，談起自己的創作之路，我問他是否也受到了《萬葉集》的影響呢？他說，英譯的經驗固然重要，但他並不覺得自己的作品是「萬葉集性」的。在美國的二十多年間，歷經求學、從事教職、英譯《萬葉集》，對他來說都是「累積創作題材及創作動力」的行為本身。與其說「英譯」《萬葉集》，他反而覺得那更像創作。並非模仿《萬葉集》的模式與音律，而是試圖以自己的英文之聲讓這些千年前的和歌復活，他如是說。

對於《萬葉集》，這本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他說，「在這日本首次以文字被寫下來的文學作品中，我能感受到日本古人那彷彿從毫無文字的荒野中，突然發現了高樓大廈一般新鮮的文字悸動。而這或許和我第一次使用日語創作《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那文字間的興奮與迷惘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吧。」此外，於台北、台中、香港各地輾轉度過的童年時代，「在亞洲多數人的凝視中長大的金髮小孩」這樣東方人群中唯一白人的差異自覺，那永遠的他者、永遠的旅人的飄流與不安定感，彷彿也成為李維英雄文學中的共同基調，散見在他的作品中。

租借的語言

然而以一個外國人的身分進入日本文化、甚至以日文創作，絕非一件容易的事。韓籍在日文學作家李恢成在1972年獲得芥川賞時，便說這是他「身為一個非日本人、或是不被視為日本人作家終於獲得認同的證明」。對於李維英雄這首位西洋出身的日本文學作家，許多人在他創作初始都說，何不就安於翻譯一途？對於「日語的所有權」，他回想過去人生中有三十年間皆往返於美國與日本，由於是「外人」（Gaijin，即日語外國人之意）的身分，只能輾轉於東京各處租屋，而不能擁有土地與房產的經驗。這對應於他自身使用日語的經歷，每每聽到帶著西方面孔的他說出日文，皆免不了驚呼讚歎，但這樣的稱讚卻更使他意識到自己的異質性，「彷彿是和我說，我們借你日文的使用權，但最終日文仍然不是屬於你的一般。對我來說，日語所有權的問題是從這般生活最基本之處發生的。」他接著說，「但即使是母語話者，真正能夠master一個語言的人又有多少呢？即使是日本人，誰能熟記所有的漢字、成語或慣用句呢？所有的人不都是只能擁有一個語言的租地權罷了嗎？若我成為一個西洋出身的日本文學作家這件事本身是有意義的，那麼或許便是能讓大家意識到，其實根本沒有所謂的『日語所有權』，所有的人都不過是擁有『租地權』而已。」

另一方面，由於童年時期隨父親轉居各地的浮游暫時性，也引發了李維英雄對生命的不確定性與母國語言文化的疏離感。相對於中文，對於選擇了日文這件事，他解釋，美國與中國有許多共通之處。同為多民族的大陸性國家，也同樣是以自國為世界中心的帝國主義強權文化。即使生活於1950年代的台灣，當時他的生活周遭充滿了來自中國的所謂「外省人」，他認為自身所經歷的台灣，不過是像中國殖民地一般的存在，而其中所包含的文化也非中國文化的全貌。

或許是對於這樣強權文化的一種反抗，身為一個來自被視為美國文化中心、甚至世界中心「華盛頓」的美國人，李維英雄最終在屬於相對周邊島國的「新宿」發現了心目中的文化中心，用周邊島國語言的日語書寫生活、並在日本群眾中找到歸屬，他甚至不覺得必須帶著自身國籍的「美國之眼」來創作。對於所謂的「自我認同」，至今李維英雄仍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然而一個作家使用了一個語言，便等同於背負了此語言的歷史，或是與此歷史的對峙。這種固有性是無法、也無需避免的。在李維英雄的身上，我們看見了這樣勇敢接受固有歷史、甚至勇於投身於此歷史的姿態。

終極的異鄉人記憶

相隔了二十年，李維英雄在三十歲之後以自身青春期生活於日本的經歷寫下了《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書中主角班傑明最後義無反顧地離開了那幢位於台灣的日本殖民時代所留下來的日式榻榻米房子，離開了只說英語的母親與反對他學日語的父親，呈現了一種結束與重整，和一個全新的開始。他說，「經歷了日本戰後迅速發展的階段，正好抓住了百年近代化的尾巴，所有的文化都在那十年間迅速地毀滅與重整，也使我能夠寫下這樣的小說。若我遇見的是七○年代的東京，或許就沒有這篇小說了。」

而後1993年，李維英雄因某個契機首度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在北京所耳聞的「國語」，倏然無限勾憶起他幼時的台灣記憶。就如同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寫道，主角來到蓋爾蘭特王府門前，因為回想起浸泡在茶水中瑪德萊娜小蛋糕的味道，突然想起威尼斯，失去了的時間便彷彿在一瞬間被抹煞，孩提時代的時間得以現在進行式被喚醒一般。離開中國語圈三十多年的時間，彷彿一瞬間因「國語」而被弭平，李維英雄更發現到自己在這片大陸上不自覺地搜尋著台灣的「家」的記憶。回到日本，他寫下《國民之歌》。

在2001年，李維英雄從日本返美探親時遭逢911恐怖事件，在美國封鎖國界的狀況下，他被拒於本國之外，被迫滯留於加拿大。這樣悵然若失的個人體驗使他寫下《千千碎片》。我們可以發現，李維英雄的創作過程便如同他個人生活方式，那便是永遠的移動與追尋。

往返於客居之國與祖國之間之際，母語及第二語言不自覺地在腦海中瞬間來回穿梭，或許是多數長久生活於異鄉的人們共同的體驗。每當重返台灣，除了腦子裡總無法順利互換的兩種語言，我總會覺得眼前的情景不夠真實。因為我的日常並不存在於台灣這塊島嶼，但回到日本，卻總又強烈地意識到這不是自己的國家。我問李維英雄，《千千碎片》是否正是在這種心境下寫出來的？他說，或許正是透過文化、語言的不可譯性及越界的迷失感，造就了他對母語及第二語言的疏離，才能對911事件維持一種批判性的距離吧。

如此純粹的不安定感，失去中心的自我、語言、及國家認同的迷失，便成為李維英雄小說的基調。這樣的寫作是否是成為了尋找自我的一趟旅程呢？李維英雄回答，「與其說是尋根，不如說是在追尋回憶吧。以一個終極的異鄉人，將自我投注到各種不同的文化和語言中，我試圖在碰撞的化學反應中尋找答案。」然而行旅中國大陸時，被問及自己的國籍與自我認同時，他也不得不回答自己是「常住於日本的美國人」。對此李維英雄解釋，「我不相信所謂的民族、或是國家認同，唯一相信的只有語言。不過或許是因為我一直沒有進到現實的社會，走的路和一般大眾不同，才能如此相信吧。」他笑道。當二十一世紀非母語書寫的現象逐漸增加，或許民族與國家的認同，正是全球作家們需要重新質疑及尋求解答的議題所在吧。

※延伸閱讀：
‧李維英雄──翻越大和國境第一人(下)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六月號320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