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十年，台灣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他代表了社會經歷了整個不同的政治價值理念的試驗，卻也讓台灣民間社會，在思考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有機會扮演了倡議者與實踐者的角色，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換位思考的檢證。
大量原先NGO的參與者，以不同的形式被招呼到體制裡去：有的是擔任政務官，有的是擔任各式各樣的「委員會」的委員。然而，整個社會是有機的，是多元的，甚至是大部分仍是相信「發展至上」的，因此整個大型的社會價值革命的機遇下，卻只能淪為民間與公部門間「上下其手、裡應外合、弄假成真」的一些小戰役，即使是一個辛苦而漸進的拆解過程，但在政治現實下，快速歸位。而且，一個個不當開發案的推動與否的對決，從以前在立法院、行政院，甚至總統府的責任政治，成為環保署前，環評審查會的一隅鬥爭。當然，這些歷練過程，讓NGO熟悉政治體制裡的遊戲規則，以及可操作性。
比起政治環境變化，環境的真實問題，必須分為立即性的環境災難，以及慢性環境問題兩方面。前者最大的NGO，是老天爺，一次又一次的超大尺度人禍式的天災，讓很多過去環保團體的預言，加碼真實的上演；而後者，卻一次一次的躲在「拼經濟」的後面，把毒廢水排放、空氣污染總量、健康風險、最佳可行技術、模型等等，巧妙的以「專業者論戰」的方式，陷入學術混戰，沒能進一步成為政策中清楚的環境主張與突破點。
這十年來，透過預算審查刪減的監督方式漸漸式微，於是立法院回歸法律法案的利益拉鋸層面，漸漸淡出個案戰場，這當然也是因為環評成了可以「相對講道理」的地方。而且，越來越多的偽民間投資，譬如公共工程的BOT案，官入民股的轉投資開發，公民營銀行混搭貸款的民間投資，比比皆是，因此環評似乎成了唯一可以交手的場域。
台灣的環境資訊越來越豐富多樣，但滲透性還是有限；反倒是強勢企業，更多的細膩企業漂綠，正在加速進行，譬如「資源回收再利用」正以「循環經濟」之名，成為事業廢棄物的廣開後門。這個以營利為主的「非政府組織」，也漸漸成了永遠的「掌權者」，以及環保運動真正要面對的對手。但在面對巨大企業的過程中，環保運動並未開拓出更廣闊的博奕空間與形式。
而與這有重要關聯性，必須嚴肅的面對另一個問題，就是台灣的「消費者運動」的媚俗化。
曾幾何時，最早開始引領台灣公民社會的消費者意識與運動，似乎退到個人權益遠大於公共利益。也因此，「價格便宜」成為號召消費者的最優先基準，生產鍊條每一環節的企業責任的要求，在台灣幾乎沒有構成強有力的社會壓力。譬如水、油、電的價格，譬如不斷推陳出新的電子產品其代工生產鍊的廠商各種環境污染和勞工安全問題等等，無法深入討論到其中結構性不公，進而展現消費者精準的抵制力量，成為環境運動的基礎群眾與後盾。
與這形成對比的，是逐漸上升的在地全球化的反省。2005年香港反WTO的洗禮、過去十年整體社會對農村價值的的再反省、城市問題後引領的青年返鄉，以及越來越粗暴的圈地圈水，源自于土地、糧食、社會貧富、世代不公的意象，正在重新集結，反而成為環境運動裡面最素樸且令人振奮的力量。
這個在以社區大學為平台的潛在消費者群組，在農業、農民、農村、農產品的鏈條上，已展現了強大的正向力量。而這些力量，如何能透過更多公民討論的方式，或自然成型，或被組織，而成為具有清楚意識的消費制裁力量，展現出具反省力與震懾力的消費者運動與環境運動，值得努力和期待。
台灣過去十年，也還經歷了更劇烈的中國崛起、亞洲經濟整合等問題，兩岸、區域環境、經貿問題的糾結正在快速加劇。尤其政府以及企業部門，壟斷了這方面的話語權，形成「台灣唯有經濟發展以防邊緣化」、「社運團體還在扯後腿」的制式印象。從東協加三、兩岸經貿、自由貿易區FTA談判，似乎台灣全民變成「如何讓我們比較好賺錢」的啦啦隊，而忽略了這其中可能的社會衝擊、環境與勞工標準倒退、不當補貼特定產業種種社會矛盾。台灣的民間團體，如何透過更廣泛的對話與交流，與各國的草根進步力量合作，揭露其中的環境不正義真相，及可能造成的區域跨國界人民的可能損失，避免形成各國爭相下修標準迎合跨國企業，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另一個嚴肅課題。
台灣過去每一個十年的環境與運動變遷，不少是歷史的重複，但明明處處皆是騷動，經濟成長至上卻始終穩固霸佔著主流價值。或許環保運動必須更積極搶佔「發展」與「分配」的務實論述，才能順勢開展各種「過好日子」模式的博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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