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麥子不死

大江健三郎會議：由籌備到簽約

中國人以繁體字出版學術著作的例子，對他而言， 是兩岸放下各自的堅持，提供溝通平台的具體做法。 套用台灣目前甚囂塵上的概念，這樣的做法，是從「識正書簡」 更進一步到「識正書正」了……

兩岸共同研討大江文學的歷史性時刻

今年十月初，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將首度來台。 過去台灣的學術單位曾數度邀請他未果。 此次中研院文哲所邀請到他，其中的來龍去脈，學界都很好奇。 其實，文哲所曾於2005年透過大江先生的好友邀請他。 當時除了邀請他參加會議，他也有意到大學演講， 和年輕學生近距離接觸。可惜時機不對未能成行， 他特地親筆寫信給文哲所，表示遺憾，並期待未來有機會能來訪。 此次兩岸合作會議來台，算是圓了他的願望。

相較之下，大江先生曾七度訪問中國。 他與中國社科院外文所有長期的合作關係， 曾在他們安排下數度前往北京，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此次透過外文所與文哲所合辦的會議，與老朋友們一起前來台灣， 他特別感到欣慰。從去年十月分起，透過外文所的協助， 我們開始籌備會議， 所有與大江先生的聯繫均透過外文所的許金龍先生。 他是著名的譯者，曾翻譯十餘部大江先生的著作。 原來2005年春季我在北京清華大學講學時， 曾與許先生有過一面之緣。此次雙方合作，也算是有淵源。

去年十一月我前往北京兩周，與社科院外文所同仁洽談。 會議的相關規畫，雙方反覆討論後，敲定了大要， 一切以大江先生的期待為前提。據許先生說， 大江先生初次和他提起兩岸合辦會議的構想， 是去年七月底他訪問東京之時。大江先生希望有生之年， 能促成兩岸共同研討他的作品的歷史性時刻。

回台北後，我持續透過許先生商討會議細節，擬定了規畫書。 今年一月大江先生第七度訪問中國時， 由外文所將會議規畫書及契約草稿的日文版提交給他過目， 獲得認可。至此，會議的前期規畫算是圓滿完成， 接下來就由我直接與大江先生聯繫。今年4月27日， 我代表文哲所前往東京簽約時，是第一次親炙作家的音容。 透過他的談話，我體會到，如同許先生所說， 此次會議兩岸合作的架構，完全是老作家自己的心願。 下文慢慢道來。

溫馨的訪談

當天十點，政治大學吳佩珍助理教授及《聯合報》 的東京特派員陳世昌先生與我，一起抵達大江先生在成城的住家。 成城是東京的高級住宅區，區內道路整齊，房舍均為兩層樓洋房， 院落綠蔭扶疏。按了鈴，大江先生及夫人碎步奔出花木夾道的庭院， 迎接我們。進了屋子，坐在餐桌旁的大江光，圓圓的臉龐和身材， 雖已步入中年，仍是一派天真，高聲以華語向我們招呼：「你好！」

光是大江先生的長子，出生時頭骨異常，動過幾次矯正手術。 從小大江夫人發現他對聲音特別敏感， 於是商請著名音樂家武滿徹悉心教導。如今他雖智力仍如孩童， 卻已是知名的古典音樂作曲家，出了幾張CD。 光是大江心目中永遠的孩子，也是他創作的靈感， 許多作品中都有光的身影。除了散文裡所描寫的親子關係， 例如科幻小說《兩百年的孩子》（2003）， 就以光和大江其他兩個孩子為主角。

訪談前，佩珍和我都慎重其事。為了充分準備， 我們從前往台北機場的路上起，就不斷針對訪問時的提問交換意見。 她擔任翻譯，在訪問前我們兩人都必須做足功課。 尤其大江先生是很用功的，據說採訪者如準備不足，他會當面罵人。 更讓我們戰戰兢兢的是，大江四月初剛去了韓國開會， 由佩珍的韓國同學擔任翻譯。在會場中大江先生不知因何事不悅， 忽然起身當場走人，讓全場愕然，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我們兩人， 搭車、搭機、用餐、走路時的交談，睡前的閱讀， 無一不為訪談而備。訪談前一晚，佩珍閱讀到深夜， 到當天早上已是臉色發白。沒想到，見了面大江先生親切極了， 讓我們有如吃了一顆定心丸。從一件小事，就可看出他的平易近人。 在沙發上坐定，開始寒暄時，我們按日本人的慣例掏出名片。 他立刻起身要找自己的名片，可是忘了放在哪裡；茶几上方下方、 書架上、電視機和沙發旁，到處翻找，足足五分鐘之久。 我們勸他不用找了，他卻非找到不可。最後跑到書房拿出來， 總算能禮尚往來，也遞了名片給我們。實在是太客氣了， 我們在座三位客人，有誰不知他的大名和通訊方式呢？

交談時，大江夫人忙進忙出，佈茶水、遞蛋糕的。 她是導演伊丹十三（1933-1997）的妹妹。 伊丹從少年時代起就是大江的好友，以《蒲公英》、《女稅務員》 等影片奠定名聲。夫人善於繪畫，大江為兒童所寫的書，包括《 自己的樹下》（中譯《為什麼孩子要上學》）、《給新新人類》、《 寬鬆的紐帶》及《康復的家庭》，插圖均由她手繪。 文哲所在會議前將舉辦兩周的大江文學展， 我們特別要求提供夫人的插圖。大江先生一共交給我們四十張照片（ 包括諾貝爾獎的獎牌和獎章照片）、十種作品手稿、三張光的CD（ 在展場播放）、五張夫人的手繪畫作。在簽約時他連點交都不要求， 卻只是特別聲明：無論如何，夫人的畫作必須歸還。 可見他多麼珍惜夫人的才華。

認為兩岸和平是亞洲的希望

去年在北京洽談會議時，許金龍先生曾提出，大江先生喜歡青銅器， 希望來訪時安排到故宮博物院參觀。 其實故宮的青銅器收藏不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文物館， 後者有商代帝王大墓出土的鹿鼎、牛鼎，是真正的稀世寶物， 所以我建議也參觀史語所博物館。在訪談時，我特別問大江先生， 為何獨對青銅器感興趣？他回答，日本人喜愛中國文物， 很早就開始收集中國的青銅器，他和夫人都看過，覺得很美。 藉此為楔子，他開始談論中日文化交流對日本的意義， 還舉了空海為例。過程中我了解到， 兩岸會議的架構在他心目中的意義。

空海（774-835）是著名的學者， 也是日本佛教真言宗的開山祖師，謚名弘法大師， 民間稱他為遍照金剛。他於西元804年以遣唐使的留學僧侶身分， 遠渡重洋到中國求法，至806年回國。對大江而言， 空海到中國學習後的著述弘法，影響深遠。他認為， 千餘年來日本人努力學習中國事物，對日本的自我形塑有莫大影響， 是日本人成為日本人的原因。然而， 他說這個故事的目的不僅止於此， 重點是提到一部中國學者所編撰的《文鏡祕府論彙校彙考》（ 2006）。《文鏡祕府論》是空海留學中國期間編撰的著作， 綜合有史以來各家的詩論。此書在中國失傳， 直至清末才由日本傳回中國。盧盛江的《彙校彙考》 讓大江先生覺得驚奇，因為日本人自己還沒有出版過這樣的研究， 中國人卻出版了。更讓他感佩的是， 這四冊書不是目前中國通行的簡體字，而是以繁體字印刷的。 這樣的學術著作，中國人以繁體字出版，對大江而言， 不僅維繫了學術的傳承，更考慮到台灣、香港、 馬來西亞等使用繁體字的全球華文社群，甚至歐美、 日本等全球中文研究者閱讀繁體字的習慣。大江先生說， 這部書連他自己查字典讀個一、兩個小時，也能讀到兩頁左右。 中國人以繁體字出版學術著作的例子，對他而言， 是兩岸放下各自的堅持，提供溝通平台的具體做法。 套用台灣目前甚囂塵上的概念，這樣的做法，是從「識正書簡」 更進一步到「識正書正」了。

由中國出版繁體字論著的例子，大江先生開始進入正題， 談到他對此次中研院兩岸合作會議的期許。對他而言， 兩岸研究者以他為研究素材進行討論， 讓他成為兩岸學術的溝通平台，是他最大的光榮。他表示， 他關心兩岸關係，但是兩岸必須自己化解問題， 他或任何外人都不能干涉。他只能以一介小說家的身分， 略盡棉薄之力。他說道：「我認為維持亞洲和平最重要的， 就是中國跟台灣的關係。中國跟台灣之間， 如能持續著良好和平的關係，就是亞洲的希望。」

對大江先生而言，日本人必須面對自己在亞洲所犯的過錯， 包括逼迫沖繩人民集體自殺，和殖民台灣導致兩岸分化的罪行。 此次台灣之行，在他心目中，也是為日本人贖罪之旅。 目前沖繩案件正等待最高法院裁決，他全力應戰。 大江先生親切而平易近人，但是對大是大非，則擇善固執， 絕不妥協。

對我和佩珍而言，真乃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大江先生博覽群籍，貫通古今，翻譯是絕大的挑戰。 訪談時他天馬行空，從空海到加藤周一，從蘿莉塔到薩伊德， 從客家小說到美國華裔作家湯婷婷，若非嫻熟日本和歐美文學批評， 難以應對。佩珍留學日本時專攻日本文學， 又曾在芝加哥大學修習碩士，翻譯時應答如流，圓滿達成任務。 我們告別時，大江先生一面請我們慢慢走，一面拉著光匆匆往外跑， 趕赴醫院。光邊跑邊回頭，對我們用華語高聲說：「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