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蕭戎
在 2009年台灣設計博覽會的國際設計館裡，或許就因著其展示的簡陋而瀰漫著一股驕傲的氣氛，並且這氣氛就以英國展區為最──我們能想像台灣在國際設計展覽裡就只擺出兩台電視來播放影片嗎？倘若如此，我們或許還可能歸因於台灣官方在國際舞台上向來難以伸展的緣故。然而英國這個強國並沒有這樣的問題，但它卻也就僅僅提供了兩台電視與一部影片，作為其主要的、靜態展覽的內容。而也就是這部播送著五十年來英國的各種頂尖廣告、建築、服裝、設計、流行藝術、電視電影等作品的《Love & Money ─ 50 years of creative Britain》短片，充分地讓人嗅到國際館裡的那種驕傲氛圍。
電影：文化的產物
我們或許要不滿意這樣的呈現，但我們卻也無法無視於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的國力──因為無獨有偶地，同時間在台灣巡迴展出並吸引大批人潮的，正是紀念英國博物學家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200歲誕辰與《物種原始》出版150年的特展。或許我們要對這些展覽抱持著正面的態度，認為這將有助於開拓我們的視野；但我們或許也會在這種「文化力量」的展示下湧現許多悲哀。
無疑的，台灣自過去以來的經濟成就讓我們有越來越多認識這個世界的機會，台灣逐漸消費得起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產品──甚至也有競逐其中的頂級產品的能力。對於許多世界級的藝術表演、各式各樣的名牌的享受，都已經難不倒台灣人，至於那呼應著消費性電子產品的3D潮流的電影與聲光體驗，就更不過只是小菜一碟。
最近吸引著許多觀眾欣賞的電影《阿凡達》（Avatar）則是另一個鮮明的例子，台灣觀眾在該片於英國上映後不久──甚至還早了美國一天──就能欣賞到這部以許多先進電腦動畫技術打造而成的3D立體電影，當然，我們於是也就能夠很快地對這部電影做出討論，甚至是很快地給出許多批評。
對，我們會批評《阿凡達》這種非得要一個男人愛上女人才能產生不惜以寡擊眾、奮力一搏的劇情實在老套；我們會批評這種商業電影在闔家觀賞的期待下、主角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安排實在俗氣；我們會批評這種因為一方滿腦子只存在利益與征服，於是壓迫了原本過著幸福快樂、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生活的人們，進而造成兩方的衝突和犧牲的環保題材，幾乎是不必演、我們也早就看過的。
對，我們看過，我們其實很容易在國外的片子裡找到這種環保題材，但事實上這些環保題材都是舶來品；事實上我們連這種用膝蓋都可以想出來的腳本、這種聽到耳朵快要長繭的環保教條都拍不出來（噢，光是《海角七號》偷渡了一個BOT字眼就讓某些人高興不已）；
事實上這種在美國已經算是老掉牙的環境人權議題在台灣卻還只有小眾在苦苦耕耘、且未必為大眾所知（但我們卻批評它老套？）；事實上同樣在美國算是陳腔濫調的這種科學主義與浪漫主義、與有機論、與泛靈論、與有神論之間的衝突，它們都不是台灣常見與常被討論的議題（但我們卻對這種題材感到厭煩？）。
環境倫理思想的發展在西方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某些激烈的環保行動即是從這些思想轉化而來，至於會出現在電影這種娛樂產業裡的，其實已屬這思想洪流的末端。但我不明白，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我們連這思想洪流的「上游」都還看不到在哪裡，我們卻已經跟著美國人在對這種環保議題大打呵欠了。
我們或許真要感嘆，是什麼樣的文化會願意斥鉅資──相對地也有願意欣賞的觀眾──把《明天過後》、《不願面對的真相》、《企鵝寶貝》、《搶救地球》（Home）等影片推上大銀幕？又是什麼樣的文化明明空空如也，卻又還能神氣地嚷著「太多」？（我們想在大銀幕上喊出搶救地球之前，還得先面對搶救國片的問題）
浪漫主義與科學主義
總的來看，電影《阿凡達》主要是借用了英美環境倫理思想裡的兩個傳統，而這兩個傳統對西方世界的觀眾來說其實都並不陌生。首先，Na'vi人與其所在的 Pandora星球即顯露著一種浪漫主義的氛圍，他們重視人與自然物之間的情感上的交流，以致於兩者之間可以透過相互連結而獲致精神上的相通，而不僅僅只是我們所慣見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馴服與駕馭。
在這個意義上，納美人對自然的有情與地球人對自然的無情是區別開來的，後者是繼承了René Descartes（1596-1650）與Francis Bacon（1561-1626）的思維，他們要因著自然物缺乏「反思」能力的緣故而貶抑著自然──以致於自然就僅僅只是「東西」了。於是，馴服這自然而從中獲取資源、使自然對人類做出服務，這對人們來說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相反地，在Na'vi人所展示的那種浪漫主義──它其實類似於美國浪漫主義的相信──裡，它就不僅僅只是生態學意義上、萬物緊密地相互依存而已，它要──就如美國文學家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與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所敘述的──相信有一種在人的經驗之外的、宛如上帝那樣的力量──「超靈」（Oversoul）──存在於各種自然事物之中。
並且，透過人的直覺──而非理性或科學，人們就能夠從物理表象與事物的秩序中察覺到宇宙存有的趨勢傾向（Emerson，1983：7；Nash，1989：36），也能夠透過存在於自然世界裡的那種神祕力量而與其所相信的「上帝」相結合（Emerson，1983：10；Thoreau，2007：43）。於是在這樣的相信裡，人與自然物、神祇之間就具有了一種相通的可能。
倘若我們從電影內容來看，這種相信或許就要因著奇異的外星球與藍皮膚的外星人而變成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神話了。但事實上，這種理解自然的方式卻在真實的世界裡一度流行著，甚至直到今日我們還常常會聽到一種擬人的說法，它呼喚著我們要聆聽大自然的「話語」、期望我們去感受到在人類蹂躪施暴之下的大自然的「哀鳴與泣訴」；而我們自己有時候──特別是在我們接觸到自然時──也可能會「浪漫地」以為自己有一種超越性的、理解自然的能力或不可思議的親密關係。
而這正是電影裡╱真實世界裡的自然科學家與現世主義底下惟利益是圖的商人所不相信也不能理解的，那科學家頂多只能理解自然裡存在著一種相互連結的複雜關係，並提出其存在著值得進行研究的科學價值而已。誰能「證明」人與自然之間存在著這種超越性的連結呢？啊，那都是禁不起科學檢驗的！對他們來說，那都是一種蒙昧無知的、落後的相信──
所以，或許作為一種調侃，電影編劇即安排了科學家必須要在面對死亡時，才能相信這種超越性的力量，一如據傳Darwin在死亡之前也曾大聲呼叫上帝那樣（Zimmer，2005：350）。但跳脫電影內容，那種浪漫情懷仍舊是那在真實世界裡被高舉的科學所要嘲笑的對象，因為科學所要講求的是客觀明確，而不是個人與自然之間那神神祕祕的「個別關係」。
事實上，這樣的衝突也出現在台灣的自然保育歷史裡，蕭新煌在1980年代所分析的三類推動自然保育的群體裡，即點名了當時藝文界的呼籲多是訴諸於情感的、是充滿著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的（1987：93-94）。然而，我們現在卻可能越來越難再看到像韓韓與馬以工所著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這樣的書了。
在越來越多的環保訴求裡，它們都要提醒著破壞自然實際上可能帶來的各種利益損失、都要凸顯大型開發案背後的得失之間的不公平。就連在台灣海峽裡面臨著生存危機的中華白海豚，我們也只能著眼於它少得可憐的族群數量，以及警告物種滅絕最後可能會為人類自身帶來惡果。唉，除此之外，我們似乎很難再用我們對於自然的豐富「感情」來說服人、也很難再用自然之於我們的深刻「意義」來說服人了，因為，那不過就只是一種個人經驗而已。
於是，Na'vi人的無奈就不僅只是Na'vi人的無奈而已，它也是許許多多和自然之間存在著情感與意義關係、但這關係卻面臨著外力破壞且不被他人承認的人們的無奈。在這個儼然已被理性之光給點亮的、被啟蒙的世界裡，我們要如何收納自己在自然裡所經歷的那一點點奧祕？我們要如何辨明那不是因為濫情而來的幻覺或自我膨脹？我們能在什麼樣的理解之下正視也珍視這奧祕？
對此，一部擺明了是架空世界的科幻電影將無法回答這意義深遠的問題，但一個普遍信仰科學的世界也將很難容得下對這個問題的回應。
被壓迫與反壓迫的歷史
電影所借用的另一個傳統，是西方世界源遠流長的被壓迫與反壓迫的歷史──它是那麼地久遠而影響深刻，以至於我們可以說「將那被壓迫的對象從壓迫當中解放出來」似乎就要和「正義」畫上等號了。美國能夠理直氣壯地宣布脫離英國而獨立──而不必有什麼同文同種等等拖泥帶水的阻礙──與之後爭取黑人與婦女權利的這些抗爭運動，它們其實就是活生生的反壓迫的歷史，它們都是努力地在糾正一種錯誤的思考與對待。
研究英美環境倫理學史的Roderick Nash認為，這些抗爭運動就好像漣漪一樣一層層地向外散開，而在這個波峰至下一個波峰之間，其實都考驗著我們對於「什麼樣的對象應該被納入道德考量」的認識──殖民地人、黑人、婦女、印第安人，他們都曾經在「許多人認為合理」的情況下得不到平等正義的對待，於是他們得靠著不斷的說服與抗爭──甚至是戰爭 ──才得以獲致公義。
而就在這樣的傳統底下，西方思想界似乎也就很順理成章地──如果我們真能這麼說的話──將這種反壓迫與解放的思維延伸到了自然世界裡頭。
對此，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就曾說：「曾經，認為有色人種也是真正的人、並且應該受到像人一樣的對待的想法被視為是愚蠢的，但那愚蠢如今已經成為被肯認的真理。而如今，認為根據合理的倫理而做出對所有生命形式都應有一定的尊重的嚴肅要求，同樣也被認為是一種言過其實。但那時刻正在來臨，屆時，人們將會對於人類這個種族竟然要過這麼久才認識到自己對於生命的輕率傷害並不符合真正的倫理而感到驚訝」（2001：96）。
事實上，在這一波波道德擴張中最具刺激性的，就是要將大自然納入我們的道德考量裡，以致於我們也應該要道德地對待大自然。這種想法固然在西方引起相當大的爭辯，但這些爭辯終究都化為珍貴的資產，它就是透過這種方式、為西方的環境倫理思想與保護自然的行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必須注意的是，解放那被壓迫的對象是因為那對象「自身」就有不應該被壓迫的理由，而不是因為這對象對我們有什麼好處，以至於我們要解放他╱它。
於是，台灣許多號稱要保護自然環境的行動就不會等同於前者，因為這些行動往往是因著「自然對人類有利，所以我們應當保護它」的人類中心主義理由而發動的。但是在西方，這種因著相信生物「自身」擁有「權利」或「價值」而應當不受壓迫和破壞的抗爭行動卻是屢見不鮮的──有些甚至相當地激烈，他們會透過在樹木裡釘入釘子以破壞伐木用的鏈鋸，他們會對進行動物實驗的實驗室做出破壞並將動物放生，他們會對百貨公司縱火以使販賣的皮草失去經濟價值……
於是，那美麗的自然家園被毀壞的Na'vi人要集結起來──他們甚至還聯合了同遭迫害的自然界的生物──對抗壓迫者的情節，就不過是套入這傳統模式所得出的結果了，這樣的思考幾乎就是那個文化裡最安全穩妥的答案。
對西方世界來說，反壓迫是他們真真實實的歷史，而最終成為了娛樂事業的內容；而對台灣來說，那西方娛樂事業裡的反壓迫內容雖是我們透過媒體所慣見的，卻也是我們自身歷史裡所闕漏的──我們從來就缺乏這樣的思想與行動，就算有，它也從來就不是我們的共同記憶，因為我們是那麼樣地習慣活在「擱置爭議，只顧自己」的氛圍裡。
所以我們會讓發生在上個世紀的、恐有千人受害的桃園RCA污染事件延宕了十五年才終於要展開求償的訴訟程序；所以我們會在迎接新年的狂喜裡遺忘了一百多天前遭土石流埋沒的水災災民，毫不在乎他們的離開是出於天災，還是人禍；
所以我們會在對高科技產業的薪資與年終分紅的說不盡的羨慕裡，忽略在分配水資源與抗拒污染行動中失落的另一方；所以我們也會樂於踐踏二十年前為抵抗政府限制言論自由而以性命拼搏的血淚，而任由言論自由成為製造謊言、妖言與滿足偷窺邪癖的荒唐藉口。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我們連對被壓迫的「人」都意興闌珊時，就更不用說被壓迫的大自然了。
結語
我們該如何理解，一個在真實生活中對公義與受壓迫者毫無興趣的人，要抱怨著他對這種解放被壓迫者的電影情節實在太過熟悉並批評它是陳腔爛調？或許我們真的可以做這樣的抱怨，因為我們覺得那不過就只是一部電影，一種娛樂。對於它作為一部電影，其在內容安排上的確並沒有太突出的新意。
但問題就在於，它並不僅僅只是一部電影，而是一整個文化的體現──在這個層次上，相對於我們自身文化的荒蕪，它就總是「新的」。以致於任何敏感的台灣人總要在這種外來文化力量展示下，為自己的文化是那麼樣的貧弱不堪而感到悲哀！
從電影內容回觀自身，我們總要承認，台灣社會普遍對科學抱以極高的尊崇但卻缺乏相襯的反省與批判──我們往往渾然不覺這樣信仰科學會有什麼問題，同樣地也渾然不覺這信仰與「時下流行的」環保議題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衝突。我們也要承認這個社會長期以來對於追求公義多抱持的冷漠──我們常常只是在短暫的熱情捐輸上欲滿足自己的憐憫之心，但卻對長期的、根本的變革不感興趣，而只願袖手旁觀。
於是，台灣拍不出《阿凡達》這樣的電影就不僅僅是資金、技術的問題，事實上我們根本欠缺那樣的傳統、那樣的文化。當然，我們也大可批評《阿凡達》不過是一部充滿絢麗特效場景而欲搶搭「環保流行」的順風車的作品，但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也可以好好思考自己在這些年來的「節能減碳」口號中何嘗不是如此？
※參考文獻
Emerson, Ralph Waldo（1983）。Essays & lectures：Library of America。
Nash, Roderick（1989）。The rights of nature :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Madison, 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chweitzer, Albert（2001）。Revernece for life（A. Naish譯）。在L. P. Pojman編著，Environmental ethics: Reading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3rd版）（頁95-100）。Belmont, CA：Wadsworth。
Thoreau, Henry David（2007）。Letters to a spiritual seeker（湖濱書簡）（周亦培譯）。臺北市：聯經。
Zimmer, Carl（2005）。Evolution: The triumph of an idea（演化：一個觀念的勝利）（唐嘉慧譯）。台北市：時報文化。（原作2001年出版）
蕭新煌（1987）。我們只有一個台灣─反污染、生態保育與環境運動。台北市：圓神。
※ 本文轉載自小地方新聞網http://www.dfun.com.tw/?p=234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