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立報
■羅德水
台北市國語實小日前傳出體罰事件，引起各界許多討論與媒體廣泛報導，觀諸各界反應，顯然對此次校園體罰事件有著不同的觀察與看法，此處不擬再探究箇中是非曲直，倒是整起事件的過程匯集了一般校園體罰案件中的常見的要素，對於吾人落實友善校園，應有正面的借鏡。
此次體罰事件可以簡單這樣描述：一個平時認真教學的班導師，在情緒失控下以打巴掌的方式體罰疑似有過動傾向的學生，事後，一如以往常見的校園體罰事件，受害學生的家長尋求民意代表協助、學校與教育局則對該名教師進行懲處並暫停其導師職務、教育部則一如往例的宣示：「學校出現體罰行為，就不配稱作學校。教育部會要求校方應成立專案小組審慎處理，貫徹不適任教師應有的責罰，別做出外界認為社會觀感不佳處置。」比較引人注意的是，在受害學生家長提出告訴之後，又有不少家長連署要求學校讓該名教師回原班任教。
整起體罰事件，已進入行政與司法程序，不過，值得各界思考的是：究竟是什麼壓力讓一個受家長肯定的教師突然情緒失控？面對特殊學生的特殊需求，教育體系應該提供哪些協助？面對特殊學生，教師如何進行輔導管教？此外，受害家長為何非得商請民意代表出面？學校與教育體系當真無法有效處理體罰事件嗎？最後，教育行政體系除了要求教師不得體罰外，又提供了什麼支援與協助？
首先，教師應具備正向管教專業知能：
儘管當前的教育大環境確實對教師並不友善，許多教育同仁甚至因此大嘆教師難為、不如歸去，然而，以正向管教取代傳統的管教方式，不僅法有明文，也是社會各界甚至是教育人員本身長久以來的理想。
就法制面而言，除教師法規定，教師有「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之義務外，教育基本法更明訂：「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職是，即便教育現場內外環境不利於教師，作為一個專業的教育人員，教師仍應發揮其專業教育知能，掌握正向輔導管教之原則與具體措施，切忌在盛怒中進行管教，以免造成無可彌補之過失。更何況，教師一旦有體罰情事，不僅必須面臨行政懲處，與民、刑事責任，情節嚴重者更將依法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代價不可謂不高。以此案為例，一個情緒失控下的體罰，就有可能因此使得一個辛勤教學十多年的教師自此離開教職，足為全體教育人員借鏡。
其次，教育體系應提供特殊生個別化之照護：
這次遭教師體罰的學生，係疑似有過動傾向的特殊生，凸顯了現行教育體系無法提供特殊學生適性化與個別化教育服務、從而增加教師輔導管教壓力的現實，值得正視。
其實，《特殊教育法》業已在去年10月進行全文修正，明訂：
身心障礙教育之實施，各級主管機關應依專業評估之結果，結合醫療相關資源，對身心障礙學生進行有關復健、訓練治療。（特殊教育法第23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提供學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有關評量、教學及行政等支援服務。各級學校對於身心障礙學生之評量、教學及輔導工作，應以專業團隊合作進行為原則，並得視需要結合衛生醫療、教育、社會工作、獨立生活、職業重建相關等專業人員，共同提供學習、生活、心理、復健訓練、職業輔導評量及轉銜輔導與服務等協助。（特殊教育法第24條）
我們期待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儘速落實特殊教育法相關規定，一方面讓特殊學生獲得適性化的學習與照顧，一方面也減輕第一線教師面臨的輔導管教壓力。
必須再指出的是，在教育體系還無法為特殊學生提供完整、適性化的教育服務之前，單就輔導管教措施而言，面對不服一般管教措施之學生，第一線教師仍可尋求學校相關人員協助，依教育部公佈之《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相關規定，教師至少可以請求學校學務處與輔導室進行「特殊管教措施」。
亦即，依一般管教措施所為之管教無效或學生明顯不服管教，情況急迫，明顯妨害現場活動時，教師得要求學務處（訓導處）或輔導處（室）派員協助，將學生帶離現場。必要時，得強制帶離，並得尋求校外相關機構協助處理。各處室人員將學生帶離現場後，得安排學生前往其他班級、圖書館或輔導處（室） 等處，參與適當之活動，或依規定予以輔導與管教。
若前揭特殊管教措施尚無法奏效，學校可進一步要求學生監護人到校協助進行輔導管教措施，並得視情況需要，委請班級（學校）家長代表召開班親會，邀請其監護權人出席，討論有效之輔導管教與改進措施。此外，為有效協助校園之中輟及高關懷群個案，學校應視需要，開設高關懷課程，由校長擔任高關懷課程執行小組召集人，小組成員得包括學校各處室主任、相關業務組長、家長會代表、導師等。高關懷課程編班以抽離式為原則，依學生問題類型之不同，以彈性分組教學模式規劃安排課程（如學習適應課程、生活輔導課程、體能或服務性課程、生涯輔導課程等），每週課程以5日為限，每日以7節以下為原則。
至於學校應如何處理不適任教師？以及教育行政體系如何具體落實友善校園的理想？限於篇幅，留待下週再行討論。
（下週續，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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