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麥子不死

台灣各地因土地徵收問題而展開抗爭的居民，上週六（23日）在土城彈藥庫舉辦「農地保護與土地徵收」座談會，分享共同經驗之餘，並邀請專家學者暢談「土地徵收」的「公共利益」和「必要性」問題。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廖本全表示，面對一項開發計畫，應先評估它的必要性、選址是否恰當、環境衝擊如何，但政府常跳過這些步驟，直接替開發者索求土地，最後就是弱勢者受害。

現場即將因強制徵收而失去家園的居民，有包括北縣土城彈藥庫、彰化二林相思寮、竹東二重埔、苗栗後龍灣寶、竹南大埔等社區；在面對政策執行上的粗糙時，除了採取各種手段要求政府說清楚，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張聖琳也為居民打氣，她認為「無可救藥地覺得有希望」，爭取生存權利的動力才有辦法繼續下去。

土地徵收的公共利益與必要性

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徐世榮指出，土地徵收必須符合兩個前提，也就是「必要性」和「公共利益」。以科學園區的設置為例，全台工業園區閒置土地600公頃的狀況下，園區仍然一個接一個的開發，是否必要性已有疑問。而科學園區無法公開資訊、接受外界質疑，且不斷以出租率、進駐率、核配率等術語打迷糊帳時，主導科學園區規劃的國科會早已讓科學蒙羞。

即使缺乏必要性，科學園區仍像一頭怪獸一樣不斷吞食土地。徐世榮認為，就算是政府需要土地進行建設，土地徵收也是最後的手段，以日本為例，公務人員儘量不徵收私人土地，除非用盡其他可行方法。

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顏愛靜也表示，在德國《聯邦建設法典》明確表示「徵收是最後的手段」。但是在台灣，政府對必要性問題避而不談，同時以徵收作為唯一手段，得到人民的土地。

在土地徵收的「公共利益」條件上，廖本全表示，「政府以政治考量做為評定土地價值的標準，再以『公共利益』的名義進行包裝，徵收土地」，但這樣的徵收根本毫無「公共性」可言。

所謂的公共利益，常常只談到經濟利益，廖本全指出，就算只談經濟利益，例如能夠提高多少GDP或者帶動多少就業率，這也只是收益的公共性，而缺乏對「分配」的公共性進行討論。也就是，一個開發案可能拿走一戶人家的土地和房子，去換取較高的GDP，但這些所得卻僅分配給少部分人，而不是社會中的多數人，造成更大的分配不公。土地的價值被窄化到只剩下「經濟利益」，而公共利益的詮釋權，又掌握在政府手裡。立基在奪取他人土地而獲利的「公共利益」，早就失去所謂的公共性。

政商勾結下的地皮炒作

徐世榮指出，台灣的土地徵收制度是在戒嚴時期建立的，經過這麼久制度卻沒有與時俱進。而制度背後更強大的結構性因素，就是政府受產業和地方派系牽制，需要經由土地利用計劃的變更來收編地方派系。也就是為地方炒地皮大開方便之門。所以才會出現，中科四期土地徵收這類，拿走別人的家，卻要在科學園區內蓋住宅區出售的狀況。

顏愛靜也表示，擔任區域計劃委員會期間，曾有同為委員的官方代表跑來向他道歉，「以經被下命令了，不能投反對」。顏愛靜指出，這些官方的委員是一個極大的問題，面對高層上面還有高層的狀況，政策往往凌駕專業。政府說要過，審查委員反對也無用。

持續發聲 堅持到底

面對粗糙的制度和粗暴的政策，全國律師公會主任委員詹順貴表示，許多審查委員能夠看見的資料都是申請單位準備的，所以委員不了解問題，因此民眾必須把正確的資訊傳遞出來。不斷在所有能夠發聲的場合表達意見，讓審查委員看見不一樣的訊息。

只有這樣，未來若是在審查會中投票通過了，民眾還能經由訴訟和行政救濟等方式繼續抗爭。以中科三期為例，環保團體不服環評結論因此上訴，就在同一天最高法院判決定讞，環評撤銷。

張聖琳表示，抗爭是一條漫長的路，但是不要因為自己的戰場消失就離開位置，而是應該進行橫向的串連，集結更多力量才能避免同樣的事情再度發生。就像對抗癌症一樣，只有無可救藥的認為我們有希望，才能繼續下去。

土地成為商品進入市場換取貨幣，而在交換過程中逐步消失的，是土地上所承載的文化和歷史，以及居住在其上的人們，對「家」的想像。無法尊重這些無形之物的政策，也早已失去他們豎起旗幟高聲呼喊的「公共利益」與「必要性」。

*節錄自 環境資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