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麥子不死

文／陳韋臻

在（上）篇中寫了「速審法」、「法官法」以及即將出爐的人民觀審制度後，原本企圖直接進入台灣三大冤案（蘇建和案、江國慶案、邱和順案）的審判疑慮，以及廢死團體的著力與運動過程。然而，提筆前，我心生一念，跑去閱讀三個案子的裁決書，結果讓我無比沉重，沉重不只在裁決書中描述受害者死亡的狀態，也在於被告之將/已死。這兩者不衝突：當我們面對受害者之死有所不忍，同樣地，被告遭處死的生命重量也會壓在我們身上。

如同判決書中絕對不會費力描述被害人的個人善惡，光是一個「被殺死」的事實，就足見殺人犯的「喪盡天良」及「人神共憤」──這也是為何在社會輿論下，「被告」這麼快速等同「殺人犯」的原因。但，真正壓垮我的重量，是另一個讓我困惑至極的背謬邏輯：在我們面對被國家殺死的人命時，為何「被殺死」的事實，卻反過來成為一個「正義實現」的終點？特別是，當我們大聲嚷嚷「殺人者死」，卻無視審判過程的荒謬與殘害被告人權的暴力，我想，我們甚至比動私刑還要來得「不正義」。

「死刑」只是「殺人」的美名

在此突顯的一個事實是，「殺人」從來就無關乎「正不正義」，而是「有沒有權力」的問題。在這個層次上，我們都必須面對一個事實：「死刑」只是「殺人」的另一個名字。

在訪問三大冤案律師團成員尤伯祥律師時，討論到「廢死」理由，他這麼解釋：「文明社會都接受一個定律：除了正當防衛，任何人都沒有殺人的權力。我們的國家，是透過締結社會契約的形式組成，在社會契約底下，我們讓渡一部份的權力給國家，但如果我們自己沒有殺人的權力，我們便無權讓渡殺人權力給國家。」

從去年開始王清峰反死刑的言論，乃至依「速審法」明年五月將釋放羈押超過八年的「被告」們，在台灣社會投下的震撼彈，不只是起源於《史記》中劉邦「殺人者死」這句話在兩千年後的餘韻，更在對殺人犯重出江湖的恐懼。這種透過社會整體想像「正當防衛」而來的死刑正當化，在尤伯祥眼裡，是侵害他人生命權的「過度預防」，「正當防衛無論如何都是在當下危難的狀態才可能發生，我們不可能預想防衛。」

不要說社會輿論只是促成社會正義的實現（如果那兩顆子彈就是所謂的社會正義），實際上，在王清峰被拉下台後的社會情境，不只剝奪「死刑定讞」的生命權，也確實、直接地影響了作為一名「被告」的權益。尤律師回憶道，邱和順案訴訟過程中，原本態度中立的法官，只因為王清峰下台事件，態度即大幅轉變為「對被告極端仇視」，甚至創下「被告視訊開庭」的首例。法官當下解釋，此舉的原因是「為了考慮被害人家屬心理」。尤伯祥憤慨地說：「視訊從來就只會用在證人身上，不會用在被告身上，法官這樣說，是預先宣告被告有罪。」這個從社會輿論、檢警司法，乃至於法官，一律將「被告」視為「犯人」的默契，正是三大冤案的幕後推手。

「被告」成為「死刑犯」的法官寫作

「這三個案子有一個共通特性：都是刑求下的自白定罪，沒有其他證據。」尤伯祥開門見山這麼說，接著談到這些判決、更審輪迴的法官時，先是分別提到各案刑求下的自白，接著說：「什麼叫偶有分歧？偶有分歧就是共犯自白矛盾、兜不攏，什麼叫大體相符？根據最高法院關於判決的標準，只要你有認罪就是大體相符。至於犯罪過程、爭議、合理、真實，對法官來說都不重要，這是最荒謬的地方。」

我們都曾經有一種想像，法官是智慧的長者，辨別真實、揭露真相，但聽聞尤伯祥所說，我只能默默祈求：這輩子別變成被告。如果我像邱和順一樣，遭到警察刑求自白，暗暗妄想到了法官面前再翻供，百分之百我就是下一個邱和順。

尤伯祥解釋，法官對工作的認知，之所以與大眾期待產生落差，究其因在於司法體制中的升遷與考核。在考核方面，一名法官的考核標準，依照兩點：「結案率」與「維持率」，前者是在審限前寫出判決書，後者是判決書是否會被上級法官駁回。因此，社會期待法官將正義展現給大眾，但法官卻是「時間到了要把判決書寫出來」，和「不違背上級法官」。在這樣的狀態底下，尤伯祥不諱言，法官所做的事情，便是精進「寫作技巧」，剪剪貼貼、片段引用，把卷證資料與自白書不相符之處相互融合，「判決內容好不好、社會大眾能不能接受、審判過程中有沒有粗暴對待當事人，都不是重點。」尤伯祥甚至提到，過去他曾與一位待過司法院刑事廳的二審法官聊天，對方分享了他的工作認知就是「修補裝飾，一審判決送上來什麼地方寫不好，他幫它改好。」

另一方面，「一審法官升二審，得要司法院人審會中的先進同意；二審要到最高法院，必須最高法院每個頭都接納」，因而形成下級法官揣測上級做出判決的司法邏輯。如同延宕了二十年的蘇建和三人案，「最高法院裡的老頭，有幾個是拚過蘇案死刑的？二審法官如果要判蘇案無罪，就得冒著得最老法官的危險，因為翻下來，維持率就沒有了……以前曾經有良心、敢開先例判蘇案無罪的法官，後來就鬱鬱不得志。」

這個將司法體系視同行政官僚體制的科層化與考核依據，是尤伯祥眼中司法墮落的問題核心、法官冤判的背後邏輯，也是「法官法」無能解決的困境，「慢慢地，法官的良心跟生存本能會達到一個微妙的平衡，但這平衡的落點絕不會是社會大眾的期望。」

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在邱和順案最高法院判決書中，即使有當時警察提及刑求的對話證據（註），法官卻仍舊可以寫出：「（警察對話）雖屬忘形粗俗，但難憑此即推認邱和順有遭台北市刑大員警之刑求。」甚至，根據無罪推定，指紋無法指認邱和順犯案的邏輯，也能被法官寫成「難憑以為上訴人等未涉陸○案之認定」（指紋不符無法證明被告未涉案）。又或者蘇建和案裡，自白中顯示，被告深夜摸黑卻可以搶劫、看見女主人「略具姿色」，甚至得以「邊姦邊殺」的判決書？！這就是尤伯祥描述的：「過程中法官不關心什麼是真相，關心的是他的寫作技巧……只要高分就好，至於堂下被告有沒有經過我的判決權益受損，跟我無關。」

與兩顆子彈面對面

就是這樣的司法體制，構成了尤伯祥反對死刑的第一要件，「台灣司法體制如此，卻把判人死刑這麼大的權力交給它？」但回顧起台灣廢死運動之路，尤伯祥也直接評價：「過於菁英化……畢竟現在這個國家，除了兩顆子彈之外，沒有給任何具體的被害人保護機制，現在連這兩顆子彈都要拿掉，難怪會反彈。」

這樣的評價，回到廢死運動身上，可能不盡然全是全非。始終在提倡受害者保護制度的廢死聯盟、早在1996年就透過探監、書寫，企圖透過輿論轉化的死囚平反大隊，或者更早介入被壓榨、歧視而殺人的湯英伸案、反共人士馬曉濱等案子，以個案救濟的台權會，行走至今，回顧十多年的廢死路，無不感慨萬分。

曾經在八零年代湯英伸、馬曉濱以及九零年代蘇建和案，透過紀錄片、書籍、媒體投書，喚起社會大眾對於「死刑」的止步與深思，這條運動與對話的路程，在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與台權會秘書長蔡季勳眼中，是個緩慢但始終前進的過程。但似乎就在2003年蘇案無罪判決後，「危機感消失、社會同理心減弱，因此社會動員優先度減低，投注對象轉換」，形成一個轉折。往後，隨著零六年開始至零九年的停止執行死刑期間，廢死聯盟與台權會除了持續個案救濟與釋憲準備，包括 ICCPR（兩公約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推動。

2000年至今，58條人命跟著廢死運動的腳步持續消失，運動團體持續救濟、倡議，甚至在今年更緩下腳步，回頭與民間各團體對話，開拔了八十場的演講，「很慢，但很扎實」。這個在現況中，幾乎是別無選擇的緩慢路徑，與51個死刑排名的加速，我不知如何理解，甚至不知道，從現在開始換算，是不是也像歐洲一樣，要透過兩百年的思考、對話，再來一個二次大戰的人性慘況，才得以將斷頭刀取下？

（註）判決書中引用錄影車上錄影：警員出現「乎，一直教伊說，叫伊愛按ㄚ呢講，乎，幹你娘勒，挫起來，邱和順伊千想都想不到這一點」、「大概也沒有想到這一點」、「乎，伊就變作『檢方的證人』，乎乎乎，夭壽，不叫他承認不行」、「這個就是咱台北市刑大成功的地方」、「乎，夭壽，這樣！乎，擠成這樣，不承認不行，你給拍，你看，ㄟ早一個Ａ也翻供，ㄟ早一個Ａ也翻供」等對話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