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麥子不死

文／陳韋臻
圖／台權會提供

我還記得，去年底訪張娟芬談《殺戮的艱難》時，她還在說：「（國家）蓄奴都不行，怎麼能殺人？何況，蓄奴不會討論誰是奴隸，奴隸多壞都是你家的事，為什麼國家能不能殺人，就跟這個人是誰有關？」才過半年，今年的第12個死刑已遭定讞。在此之前，我們分別經歷了1月江國慶冤案重新偵破、4月蘇建和案三人由最高法院撤銷無罪發回更審，以及7月底陸正案疑犯死刑定讞。如果說，2010年王清峰因廢死下台、4人遭政府殺死是台灣廢死運動的谷底，那末2011年，除了政府在3月4日連續殺死五條人命，還附贈上半年新增12個死刑犯，累積51位等著被政府處死的名單，今年絕對是編年史中新一篇的斑斑血淚。

為此，《813前夕，我的國家又殺了人！》，不僅先嘗試理解台灣政府在面對人權訴求和政治壓力底下，祭出何等人權相關法案作為政治回應，更將重溯蘇案、江案、邱案三大冤案的審判過程，以及廢死運動在十年內面臨的社會情境。透過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以下簡稱司改會）、台灣人權促進會（以下簡稱台權會）以及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以下簡稱廢死聯盟）這三個團體的不同關照與切入，揭開兩公約簽署後，「人權」持續作為「政績」的立法真相，以及在這些法條底下，持續萎靡的人權樣貌。

加速殺人的「速審法」

面對今年813蘇案即將屆滿20年，也是江國慶被槍殺的日期，甚至24年陸正案在此前夕，缺乏證據的狀況下，邱和順依舊遭到死刑定讞，一而再、再而三的國家殺人劇碼，逼得我們再次書寫「反死刑」，卻異常沉重且無奈地不知該如何再度談論，「能說的、該說的，都已經說過了。」這是編輯會議上我們的困境，但回到廢死運動團體身上，何嘗不是？然而，他們更直接地面對每個個案在各種政治決定後，真實被鏟殺的生命。我們要問的不是「殺人償命」，因為倘若以這種邏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都有其正當性可言（別忘了我們日前觀看伊朗男遭「以眼還眼」刑責時不可置信的震撼），我們首先的提問是，國家機器的權力極限何在？而台灣政府面對「司法人權」的呼喚時，又到底做了什麼政治回應？

我們已無須再論死刑的不可逆原則，也不須再說公權力殺人的國家結構（詳見《破報》復刊640期：從《無彩青春》陷入《殺戮的艱難》－專訪作家張娟芬）；換個方向，我想先問的是，在政府一心妄想「人權成就」的政治動能下，究竟端出什麼政策，以名為「政績」？

司改會執行長林峯正接受採訪時，劈頭就說：「邱和順就是『速審法』的受害者。」向下細究，已經纏訟了24年、更審11次的陸正案邱和順，在最早檢警蒐證瑕疵以及刑求導致證據匱乏的窘境中，「沒有任何新證據」，最高法院卻得以在兩個月內時間判處邱和順死刑確定，說到底，是法院無力承受明年五月將依「速審法」（刑事妥速審判法）釋放邱和順的壓力，因而乾脆草率宣判，讓邱和順成為「速審法」施行前的第一位受害者。

在林峯正看來，「速審法」的出現，是簽署兩公約底下，並著「流浪法庭30年」的荒謬司法劇出現的政治回應。這則僅有14條條文，且多數為「道德宣導」的「速審法」，不僅未曾詢問過學者，甚至僅花了4個月擬定草案，8個月三讀通過，成為是台灣最快速通過的法案，也是林峯正口中「光有個法案名稱，行政、司法一起拼業績」的最佳典範，不愧是「速審」底下的「速審法」。

在這區區14條條文中，唯一有法律作用而非道德宣導的，就是羈押時間總長不得超過8年，並將檢察官上訴設下權限，以避如同陸正案這類無止盡上訴的情況。但也正是這個羈押時間的限制，讓邱和順成為過去與現今司法下的雙重受害身分，原因竟只在粗率的立法並未做出任何配套措施，林峯正就說：「台灣拖延了十年以上的積案，大概累積了兩百件以上，真正有羈押期限的規定是好的，但是沒有任何配套措施，導致將過去的積案與現今的未來案混為一談，沒有辦法分開處理，才會讓適用到個案的結果這麼扭曲。」窮究到底，就是法案「急著要過」底下的假進步，純粹是政府「要個法案名稱」作為政績，並持續忽視「速審法」第六條無罪推定的「道德宣言」，結果可能導致陸正案成為江國慶冤案的再翻版──別忘了，江國慶被誤殺過了13年後，才被翻案。

續枉續縱的「法官法」

不同於「速審法」形成的政治誤殺，同樣受迫於社會吶喊的「法官法」，則是另一場司法縱容的延續。高達100條以上的「法官法」，在去年「關說法官」蕭仰歸事件以及白玫瑰運動後，幾乎崩盤的司法體制，迫使政府得正面處理眾人期盼20年以上的「法官法」催生。但這個法案，在林峯正眼中，同樣是個50分的法官法。

儼然「自律」崩潰的司法體制，在「法官法」的需求中，主要是透過引進「他律」及「透明」的機制，避免司法體制的持續墮落。然而，原本將蕭仰歸停職半年，也就是「放他半年無薪假」的公懲會，雖然在「法官法」中被改為「職務法庭」，但委員組成拒絕了任何外界介入的空間，同由封閉系統中的資深法官擔任，更將公懲會的15至17人，縮減至5人，官官相護的空間反而更可預期。這法界墮落、收賄、草率的體制，是否得以藉此改善，林峯正的說法相當保守：「變好的機會非常小。」光是從官方「什麼都可以談，就是這個組成鐵板一塊沒得談」的堅持底下，職業法官懲戒法官，就像是讓媒體自己任NCC一樣，什麼都好談。林峯正為此憤怒地說：「法官是可以判人家死刑的耶！」

鐵板還有另一塊，也就是無法保證法官道德、長年遭民間質疑的奶嘴法官考試，同樣不得取消，林峯正表示，在經過民間團體大量溝通後，最多只肯接受「十年內降至20％」的條件，甚至不得寫在「法官法」中，得採用「附帶決議」的方式通過。令人難以接受的，這個原因竟是因為「考試院會反對」，「從這裡你就可以看到，考試院跟人民的權力，到底是誰比較重要？」

在這些連續出包的人權相關法案後，緊接著出爐的，是「人民觀審制度」。司改會表示，最初民間團體提出「陪審制度」的思考，便是為了「法官法」的缺失，希望能由不同方向引入「他律」及「透明」的方式，似是得以讓如同蘇案、陸正案或江國慶案等被刑求，或者證據不足的真相，成為被看見、甚至重視的審判依據。但是，日本花了十年的規劃、磨合，韓國甚至先試辦三年的陪審，台灣政府卻只花了為期一年「人民觀審制度研議委員會」，甚至在國外研究者報告完畢的半年後，就逕自宣布委員會結束，讓台灣委員錯愕於無可研究、討論的同時，司法院研擬出的「人民觀審制」草案，成為林峯正口中「人民參觀審判」。

規劃中，不僅人民沒有實際審判權，成為「假的權力下放」，更可能因為法官必須對不認同的觀審民眾「意見」做出回應書，促成現今正義鄉民暴動的輿論能量再加成。作為全球唯一人民沒有審判權的陪審制度，林峯正描述：民眾是從頭參與到尾，如果民眾的理由強過法官的意見，特別是「觀審制度」乃針對「重大刑案」設置，下午法庭審判完畢，晚上就輪到媒體審判，到時候只能等著司法信任的崩盤，無疑是「引火上身」的「觀審制度」。

政府接連三則對人權呼籲的政治回應，樣樣半套，人權依舊被套牢。在加速殺人的「速審法」後，「法官法」無以制衡司法的不可信，而原本透過人民參審制度，也再度淪為僅可列名的政績。兩年前的「人權大步走」以及「打造世界級人權環境」的宣言，換來三個法律名稱，以及持續被國際關注的政府殺人事件。已成定局的江案、已定讞的陸案，還有未來待定的蘇案，二十多年了，台灣究竟換取了什麼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