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N-Z：
因為自己曾經參加過幾場野草莓的靜坐活動，知道他們不論在哪裡都不歡迎政治人物發表演說，當學校有老師要關心靜坐活動時，也都知道為了讓學生運動保持其獨立性，盡可能不參與任何運作相關的活動，所以若說他們因為政治操弄的緣故而主張反政府，我想這可能是誤解，據我所看到的，他們反對的是主政者的驕傲與蠻橫，也是一群非常關心社會的青年和學生，若能像學會活動一樣有機會認識他們，我想應該會對此改觀。此外，因為台灣的政治現實，他們都想對政治人物以及組織制度保持距離，他們在靜坐的同時也舉辦座談以及播放相關的歷史，向民眾與社區開放，希望能夠讓大家分享和討論，而每一個學校的靜坐活動，都是由底下每個參與者投票決定如何實行下一步，這是因為他們珍視民主以及個體的價值使然，然而這一波學生運動面對的是更為複雜的政治與社會運作，因而至今仍少見人們對他們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這就是我提出媒體操弄的理由，因為在電視上看到的和自己去靜坐時觀察到的實在有許多出入。
以下附上野草梅運動的主要訴求。
JETA
我們為何要修改集會遊行法？
一、集會遊行法的重要性
集會遊行的目地，就是到公共場所，表達自己的意見，屬於「言論自由」的實踐。大法官在釋字509號曾說：「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受憲法第11條之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
二、集會遊行不是毒蛇猛獸
最近許多政治人物及媒體，將群眾的暴力行為與集會遊行的制度混為一談，但卻沒有提出嚴謹的論述，利用這種打爛仗的做法，來抹煞社會上改革的聲音，實在很不道德的。
不論集會遊行採「許可制」或「報備制」，皆屬於集會遊行「前」的問題，至於遊行當中的群眾暴力，是集會遊行「中」的問題，兩者並不相關，不應混為一談。
絕大多數參與集會遊行的群眾，都不希望發生暴力事件受傷或負法律責任，因此不會主動對人施暴。至於少數發生於集會遊行中脫序事件，皆有刑法及社會秩序維護法可制裁滋事份子。因此，我們並不須要對集會遊行法感到過度恐慌。
三、「許可制」的規定給予政府浮濫的權力，應改為「報備制」
依現行集會遊行法（以下簡稱集遊法）第八條規定，對於室外集會遊行法的舉行採取「申請許可制」，人民欲集會遊行，表達訴求，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亦即，政府有權力事先審查人民「什麼話可以說，什麼話不可以說」。
可是，政府的權力是由人民所賦予，政府不應限制人民「該說什麼話」，因為有多元言論的社會，才能彰顯民主的可貴。況且，集會遊行法往往是社會上的弱勢階層，表達其訴求的最後手段，防止少數意見受多數意志的侵害，亦為憲法核心價值。若給予政府事前的權力，無異是給其「選擇性審查」的機會，將不想聽的言論認定為「有明顯事實足認有危害公共利益」，而禁止其上街表達訴求，如此，將嚴重侵害少數意見的人權。
「許可制」的集會遊行制度，也會使得集會遊行的發動者限於某些特定政治團體，因為一般民眾並不知道如何向主管機關申請集會遊行，易流於某些政黨掌控集會遊行的發動權，導致許多不受到特定政黨重視的少數意見無法表達。若改採「報備制」，一般民眾只須向主管機關告知，即可上街表達訴求，徹底反應出社會上多元聲音。
因此，我們主張修改集會遊行法的「許可制」規定，改為「報備制」，人民只須向主管機關報備，即可舉辦集會遊行，徹底實踐憲法所保障集會、言論自由。
四、檢討「禁制區」的規定
依現行集遊法規定，總統府、行政院、考試院、法院、國際機場、外國使館、官邸機關的週邊範圍，接不得集會遊行。但在責任政治的要求下，總統府、行政院及考試院等行政機關，往往最該負單政治責任，為何反而禁止人民在該處集會遊行、表達訴求？
德國的集遊法，其集會遊行的管制區只有猶太人紀念館、聯邦議會、邦議會及聯邦憲法法院等四個「非行政機關」，至於「行政機關」的週邊範圍，皆可舉行集會遊行，監督政府的施政。
五、刪除集遊法裡的刑法條文
依現行集遊法29條規定，對違法的集會遊行，不依命令解散經制止不從者，其首謀，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依這條法律，未經申請的集會遊行，雖然沒有對人施強暴脅迫，其領導人也有可能被處以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刑度過重，易流於統治者打壓異己的工具。且但刑法第149條已有針對「意圖為強暴脅迫之聚眾不解散」設有處罰規定。因此，現行集遊法第29條不僅刑度過重，違反罪責原則，且屬疊床架屋，應予刪除。
依現行集遊法第30條規定，集會遊行時汙辱公署或公務員者，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保護公務員的規定看四合理，但刑法第140條已有「侮辱公務員罪」，可針對此種行為人處六個月以下徒刑。同樣侮辱公務員行為，為和平時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集會遊行時卻要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這無異是對集會遊行的歧視，是反對聲音如寇讎，因此，集遊法第30條違反評等原則，應予刪除。任何發生於集會遊行中的違法行為，接依刑法及社會秩序維護法處斷即可。
為什麼我們要求政府官員道歉、下台？
一、違反比例原則的警察權力即是違法警力
行政程序法第七條規定：行政行為（包括軍警行為），有多種同樣目的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損失均衡。此即大家耳熟能詳的「比例原則」。此為政府對人民採取任何行政行為時，所應遵循的標準，其目的在於保障人權。
遺憾的是，在陳雲林先生來台期間，我們看到的是警察在距離陳雲林先生很遠的天橋上，搶下民眾的國旗或其他旗幟；任意毆打、拘捕表達反對意見者；衝入距離圓山飯店100公尺遠的上揚唱片行，命令老闆將音樂關掉，並拉下鐵門；任意在高速公路上攔車盤查。對女學生推擠、掐脖子等粗暴行為。
維護陳雲林先生安全的方法很多，但為何要採取如此粗暴手段？導致反對聲音更加激烈反彈，引發十一月六日的流血衝突。政府這些作為不僅違反比例原則的違法行為，更讓我們不禁懷疑，政府是否藉保護陳雲林先生之名，行打壓少數聲音之實？
二、對警察施暴的群眾有刑法制裁，對人民施暴的國家機器卻無人負責
十一月六日於圓山飯店滋事的群眾，多已遭警方逮捕，將負法律責任，其領頭的民代，也以被約談。但隱身於警察背後的諸多國家暴力，卻沒有官員或員警就此負責。我們反對暴力，但更令我們感到恐懼的是政府對人民施以非法的暴力，尤其是當政府的施暴行為不被輿論重視、沒有官員負責的時候，令我們更沒有辦法接受。對警察施暴的人民可以依法制裁，但對人民施暴的國家機器卻無人負責，如此，恐怕台灣人的法制將會回到戒嚴時期，朝向知名小說「一九八四」的情節邁進。
三、不可一再姑息
國家機器侵害人權的事件，多半是漸漸發生的，對於國家的暴力，若姑息了第一次，很快就會有第二次；今天我們失去了說話的自由，漸漸地，也會失去「不說話的自由」，再來要失去的恐怕是人身的自由、行動的自由，甚至是思想的自由。
因此，我們要求相關的政府官員，針對陳雲林先生來台期間所發生的國家暴力，負起政治責任，馬英九總統及劉兆玄院長應公開向受害民眾道歉；警政署長王卓鈞及國安局長蔡朝明應下台，以示負責。如此，將來國家執行公權力時，才會有所警惕，知道要遵守「比例原則」。
或許抗議陳雲林先生的那些人是少數聲音，與我們無關，但誰也不能保證，自己將來部會是社會上的「少數聲音」，今天你冷漠地看著國家對他人施暴，恐怕明天就是別人冷漠地看著你被國家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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