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靠近土地 就愈接近平等
連日清 VS. 連加恩除了行銷全球的電子產品，除了征戰全球的中小企業，台灣，在哪裡被看見？是隨著73歲的「蚊子博士」連日清在兩千年到聖多美協助防治瘧疾的身影，也隨著第1屆外交替代役男連加恩在西非布吉納法索發起「垃圾換舊衣」、鑿水井、辦孤兒院的喝采被看見。非科班出身，卻投入蚊蟲研究60年的連日清，有著研究人員的執著和嚴謹。從年輕時代就深入蠻荒之地採集蚊子、參與台灣抗瘧聖戰、走遍東南亞、非洲、中南美洲研究蚊蟲的連日清，翻開蚊子檢索表，82歲的他，心心念念的，還是怎樣將分類做得更好。去年底，連加恩辭去榮總醫師的職務，報考了疾管局的防疫醫師。這一年來，他密集地上流行病學的課程，也在局內各單位實習，跟著防堵H1N1的流行；8月中，他計劃調到花蓮分局，更接觸地方，更接近村落，更接近平等。從連日清到連加恩，顯現的是台灣專業人員投入公共衛生，為台灣，甚至世界健康努力的精神，完整的流傳了下來。文■謝明玲 圖■天下雜誌提供連日清：日本統治時，對瘧疾有相當的關心。因為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時派兵平定北部的叛軍。跟之前牡丹社事件一樣，日本兵死於瘧疾的，比被槍彈打死的還要多得多。所以日本佔領台灣後，就非常重視瘧疾。那時我們老師常派同事去採蚊子，要用雙重蚊帳，小的蚊帳睡一個人，引誘蚊子進來，然後每個小時把垂簾放下來，把蚊子關在裡面，然後把進去的蚊子採光，這樣一直做到天亮。日本人對基礎研究做得非常好。那時候已經鑑定出15種瘧蚊，到目前一種都不再增加，我怎麼找都找不到，他們做得太徹底了。戰爭結束時，瘧疾又回來了。當時台灣6百萬人口，1年的病患就有150萬人，5分之1。因為日據時期衛生都是警察管的，所以光復不久，我們到家去，民眾還是非常聽話。民眾本來很歡迎噴藥，可是因為噴藥有很多麻煩的事，如靠地面的東西統統得搬到中央來，移動家具很麻煩；還有噴了之後，貓會死，台灣人的習性就是死貓掛樹頭，那時南部縱貫路沒有柏油路，兩邊的路樹都是種芒果，每一顆樹都掛一隻死貓。後來又有問題。我們發現瘧蚊沒對DDT發生抗藥性，可是熱帶家蚊和臭蟲有。有個恆春的部落臭蟲猖獗得不得了，他們因此反對噴藥，後來我們摻BHC，BHC沒有了抗藥性，這樣就勉強讓他們接受。所以推動公共衛生的時候，民眾的抗性不能忽略，忽略就做不成。其他像是風一吹，粉劑會飄，養蠶的蠶吃葉片會死；還有中南部有些地方，黏土是紅色的，因為紅土有鐵質，DDT碰到鐵質會分解，變成沒有毒的東西，所以那些地方我們一年要噴兩次。台灣經驗豐富，什麼困難都遇到了。我們也要衛生所人員訪問病患，我們一定要求不能給藥就走了。帶藥去，把病人叫出來，拿一杯水給他，讓他把藥放在嘴巴，喝下去，再檢查嘴巴裡有沒有藥留在裡面，衛生所負責，盯得很好。我在聖多美普林西比推動時，一切作業都按照在台灣的作業方式，稍微修改。我主張在那裡噴亞滅寧。我在高雄登革熱防治的時候，就主張在家裡噴亞滅寧，讓殘效殘留在壁面。2003年我在聖多美時，他們也同意在6千人住的普林西比島上全部噴藥。那裡有個公家醫院，有50個床鋪，之前統統都滿了，而且有的床鋪睡2個、3個；藥一噴之後，兩個月以後空蕩蕩。第二年，我們就全國性噴藥，但有很多問題，打DDT的時候，粉劑留在壁面明顯看得見；可是亞滅寧打上去沒有顏色，怎麼檢驗？我們就用活的蚊子貼在那裡看會不會死。這是因為台灣有經驗，才可以想到該用別的方法檢驗。還有像藥噴得好不好，6個月以後有沒有抗藥性等，也是問題。台灣瘧蚊大概兩個月生3代，要產生抗藥性大概要10代以上，所以我判定抗藥性不是每個月應該做，6個月做一次就足夠了，這都是我自己定的。從前在聖多美要活過五歲很難，都因為瘧疾死掉了，那是最大的死因。為了做研究，沒想到會救那麼多人，這是最愉快的一件事。 連加恩：我是陽明第20屆畢業。陽明早期都是公費生，我們的role model（典範）裡沒有多少學長是賺大錢的。我們的第一屆學長，可能都還在衛生所裡面。陽明有個十字軍，是所有陽明人一定會參加的。我們大一參加時，暑假去過西螺、宜蘭、魚池，幫老人家做衛教和慢性病篩檢。我是台北小孩一路長大，也沒去過鄉下，路上老人家不認識你就叫你進來聊天，第1屆、第2屆老學長在那邊當衛生所主任的人也會來跟我們聊，我們就會了解到城鄉差距、資源分配不均這些議題。我想過，如果將來繼續有機會參加國際醫療的話，除了很會看病之外，應該懂一些如衛生流行病學、醫療政策管理、醫療資源分配。這裡面有更形而上的東西就是social justice（社會正義）。經過這幾年的書、演講等，我不認為這是我一個人的功勞，或許我contribute（貢獻）一小小的百分比，就是大家更重視第三世界的議題、非洲的議題。我的故事被知道的廣度，還有被囑目的程度跟我實質的貢獻與付出不成正比，有點太超過了。但也許就藉著媒體放大效果，而變成一個議題，就會有很多人得到靈感，想去做一些事情。漸漸的，我們社會會有一個第3勢力：就是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不會去問多少，對我有什麼幫助，就這樣去做。例如，我剛回來的時候去高醫演講，隔了3年又去一次。有個女生告訴我說她聽我的演講後，決定去走口腔外科。牙醫裡面最苦的就是口腔外科，是最像醫生的牙醫系畢業生。我遇到她的時候她是R4或R5，非常辛苦，很長的工時，壓力非常大，但她說是因為聽我演講，她才去走的。我讀了台灣公共衛生發展史。為什麼台灣可以根除瘧疾？但聖多美碰到瓶頸？小兒麻痺也是，現在世界上還有奈及利亞北邊、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這些國家還在持續延燒。我們去看台灣歷史，再去看其他國家現在的困境，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這是很有趣的對照。我來到局裡才知道，我們小時候常聽到的公筷母匙、3麻1瘋，當年參與在裡面付出心血，甚至發明這個名詞的人，甚至都還是我們每天上班會遇到的人。我們這次進駐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有機會聽到高層說，SARS的時候如何，我們這次因為做了哪些事情，而防止了SARS的哪些副作用，哪些管理的混亂。其實我們有累積的經驗，很快的就可以在這次發揮出來。我們的東西是累積性的，而且就在這些人的腦子裡，就在文件夾裡。這些是很龐大的資產，它是國家的資產、社會的資產，也是國際社會的資產。用social justice的觀念，我們這裡有這麼龐大的資產，分享其實是我們的責任。以前我們強調進入國際社會是一個權力，但其實進去之後變成我們的義務，我們怎樣參與在國際社會上，把我們所有的提供出來跟國際社會分享。我常鼓勵學生，不要再問說我是學這個系的，去那邊我能做什麼。我會說，沒關係，就去就好；也不要說一定要做什麼，反正就去看看，去接受衝擊，最好是震驚到吃不下飯也沒關係。因為這些衝擊會變成一些動力，會變成一些想法，變成一些讓你不一樣的元素。這幾年偏遠地區醫療還有服務社團更蓬勃發展了。現在醫學生比我在學校的時候，更有機會在寒暑假，去到加爾各達德蕾莎修女的垂死之家；也有清大的學生去加納教電腦；今天還有個人跟我說，他們50個人去東帝汶蓋房子教英文。NGO、教育部、外交部、衛生署、私人醫院，其實有各方人馬，大家都想把台灣帶出去，我們的學生也不能太滿足於整個暑假都在玩線上遊戲，或去速食店翻漢堡。我們的國家在走向開放，我覺得要鼓勵大家說，我們真的有東西可以output，有東西可以參與。即使現在還沒有那麼成熟，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自我期許。本文轉載自天下雜誌《超越60》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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