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靠近土地 就愈接近平等
 
連日清 VS. 連加恩除了行銷全球的電子產品,除了征戰全球的中小企業,台灣,在哪裡被看見?是隨著73歲的「蚊子博士」連日清在兩千年到聖多美協助防治瘧疾的身影,也隨著第1屆外交替代役男連加恩在西非布吉納法索發起「垃圾換舊衣」、鑿水井、辦孤兒院的喝采被看見。非科班出身,卻投入蚊蟲研究60年的連日清,有著研究人員的執著和嚴謹。從年輕時代就深入蠻荒之地採集蚊子、參與台灣抗瘧聖戰、走遍東南亞、非洲、中南美洲研究蚊蟲的連日清,翻開蚊子檢索表,82歲的他,心心念念的,還是怎樣將分類做得更好。去年底,連加恩辭去榮總醫師的職務,報考了疾管局的防疫醫師。這一年來,他密集地上流行病學的課程,也在局內各單位實習,跟著防堵H1N1的流行;8月中,他計劃調到花蓮分局,更接觸地方,更接近村落,更接近平等。從連日清到連加恩,顯現的是台灣專業人員投入公共衛生,為台灣,甚至世界健康努力的精神,完整的流傳了下來。文■謝明玲 圖■天下雜誌提供連日清:日本統治時,對瘧疾有相當的關心。因為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時派兵平定北部的叛軍。跟之前牡丹社事件一樣,日本兵死於瘧疾的,比被槍彈打死的還要多得多。所以日本佔領台灣後,就非常重視瘧疾。那時我們老師常派同事去採蚊子,要用雙重蚊帳,小的蚊帳睡一個人,引誘蚊子進來,然後每個小時把垂簾放下來,把蚊子關在裡面,然後把進去的蚊子採光,這樣一直做到天亮。日本人對基礎研究做得非常好。那時候已經鑑定出15種瘧蚊,到目前一種都不再增加,我怎麼找都找不到,他們做得太徹底了。戰爭結束時,瘧疾又回來了。當時台灣6百萬人口,1年的病患就有150萬人,5分之1。因為日據時期衛生都是警察管的,所以光復不久,我們到家去,民眾還是非常聽話。民眾本來很歡迎噴藥,可是因為噴藥有很多麻煩的事,如靠地面的東西統統得搬到中央來,移動家具很麻煩;還有噴了之後,貓會死,台灣人的習性就是死貓掛樹頭,那時南部縱貫路沒有柏油路,兩邊的路樹都是種芒果,每一顆樹都掛一隻死貓。後來又有問題。我們發現瘧蚊沒對DDT發生抗藥性,可是熱帶家蚊和臭蟲有。有個恆春的部落臭蟲猖獗得不得了,他們因此反對噴藥,後來我們摻BHC,BHC沒有了抗藥性,這樣就勉強讓他們接受。所以推動公共衛生的時候,民眾的抗性不能忽略,忽略就做不成。其他像是風一吹,粉劑會飄,養蠶的蠶吃葉片會死;還有中南部有些地方,黏土是紅色的,因為紅土有鐵質,DDT碰到鐵質會分解,變成沒有毒的東西,所以那些地方我們一年要噴兩次。台灣經驗豐富,什麼困難都遇到了。我們也要衛生所人員訪問病患,我們一定要求不能給藥就走了。帶藥去,把病人叫出來,拿一杯水給他,讓他把藥放在嘴巴,喝下去,再檢查嘴巴裡有沒有藥留在裡面,衛生所負責,盯得很好。我在聖多美普林西比推動時,一切作業都按照在台灣的作業方式,稍微修改。我主張在那裡噴亞滅寧。我在高雄登革熱防治的時候,就主張在家裡噴亞滅寧,讓殘效殘留在壁面。2003年我在聖多美時,他們也同意在6千人住的普林西比島上全部噴藥。那裡有個公家醫院,有50個床鋪,之前統統都滿了,而且有的床鋪睡2個、3個;藥一噴之後,兩個月以後空蕩蕩。第二年,我們就全國性噴藥,但有很多問題,打DDT的時候,粉劑留在壁面明顯看得見;可是亞滅寧打上去沒有顏色,怎麼檢驗?我們就用活的蚊子貼在那裡看會不會死。這是因為台灣有經驗,才可以想到該用別的方法檢驗。還有像藥噴得好不好,6個月以後有沒有抗藥性等,也是問題。台灣瘧蚊大概兩個月生3代,要產生抗藥性大概要10代以上,所以我判定抗藥性不是每個月應該做,6個月做一次就足夠了,這都是我自己定的。從前在聖多美要活過五歲很難,都因為瘧疾死掉了,那是最大的死因。為了做研究,沒想到會救那麼多人,這是最愉快的一件事。 連加恩:我是陽明第20屆畢業。陽明早期都是公費生,我們的role model(典範)裡沒有多少學長是賺大錢的。我們的第一屆學長,可能都還在衛生所裡面。陽明有個十字軍,是所有陽明人一定會參加的。我們大一參加時,暑假去過西螺、宜蘭、魚池,幫老人家做衛教和慢性病篩檢。我是台北小孩一路長大,也沒去過鄉下,路上老人家不認識你就叫你進來聊天,第1屆、第2屆老學長在那邊當衛生所主任的人也會來跟我們聊,我們就會了解到城鄉差距、資源分配不均這些議題。我想過,如果將來繼續有機會參加國際醫療的話,除了很會看病之外,應該懂一些如衛生流行病學、醫療政策管理、醫療資源分配。這裡面有更形而上的東西就是social justice(社會正義)。經過這幾年的書、演講等,我不認為這是我一個人的功勞,或許我contribute(貢獻)一小小的百分比,就是大家更重視第三世界的議題、非洲的議題。我的故事被知道的廣度,還有被囑目的程度跟我實質的貢獻與付出不成正比,有點太超過了。但也許就藉著媒體放大效果,而變成一個議題,就會有很多人得到靈感,想去做一些事情。漸漸的,我們社會會有一個第3勢力:就是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不會去問多少,對我有什麼幫助,就這樣去做。例如,我剛回來的時候去高醫演講,隔了3年又去一次。有個女生告訴我說她聽我的演講後,決定去走口腔外科。牙醫裡面最苦的就是口腔外科,是最像醫生的牙醫系畢業生。我遇到她的時候她是R4或R5,非常辛苦,很長的工時,壓力非常大,但她說是因為聽我演講,她才去走的。我讀了台灣公共衛生發展史。為什麼台灣可以根除瘧疾?但聖多美碰到瓶頸?小兒麻痺也是,現在世界上還有奈及利亞北邊、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這些國家還在持續延燒。我們去看台灣歷史,再去看其他國家現在的困境,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這是很有趣的對照。我來到局裡才知道,我們小時候常聽到的公筷母匙、3麻1瘋,當年參與在裡面付出心血,甚至發明這個名詞的人,甚至都還是我們每天上班會遇到的人。我們這次進駐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有機會聽到高層說,SARS的時候如何,我們這次因為做了哪些事情,而防止了SARS的哪些副作用,哪些管理的混亂。其實我們有累積的經驗,很快的就可以在這次發揮出來。我們的東西是累積性的,而且就在這些人的腦子裡,就在文件夾裡。這些是很龐大的資產,它是國家的資產、社會的資產,也是國際社會的資產。用social justice的觀念,我們這裡有這麼龐大的資產,分享其實是我們的責任。以前我們強調進入國際社會是一個權力,但其實進去之後變成我們的義務,我們怎樣參與在國際社會上,把我們所有的提供出來跟國際社會分享。我常鼓勵學生,不要再問說我是學這個系的,去那邊我能做什麼。我會說,沒關係,就去就好;也不要說一定要做什麼,反正就去看看,去接受衝擊,最好是震驚到吃不下飯也沒關係。因為這些衝擊會變成一些動力,會變成一些想法,變成一些讓你不一樣的元素。這幾年偏遠地區醫療還有服務社團更蓬勃發展了。現在醫學生比我在學校的時候,更有機會在寒暑假,去到加爾各達德蕾莎修女的垂死之家;也有清大的學生去加納教電腦;今天還有個人跟我說,他們50個人去東帝汶蓋房子教英文。NGO、教育部、外交部、衛生署、私人醫院,其實有各方人馬,大家都想把台灣帶出去,我們的學生也不能太滿足於整個暑假都在玩線上遊戲,或去速食店翻漢堡。我們的國家在走向開放,我覺得要鼓勵大家說,我們真的有東西可以output,有東西可以參與。即使現在還沒有那麼成熟,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自我期許。本文轉載自天下雜誌《超越60》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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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麥子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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