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麥子不死

堅持那條難走的路 陳芳明 VS. 徐銘謙
 文■彭昱融 　圖■天下雜誌提供
 
1984年，加州聖荷西。36歲、流亡的青年詩人陳芳明，正苦苦思念遠方的故鄉島嶼，一字一句寫下《謝雪紅評傳》。
2009，嘉義奮起湖。少了謝雪紅與陳芳明的悲壯，36歲的徐銘謙正和20位年輕志工，以生態工法一階一階打造自然步道。
這一年，60歲的陳芳明，回望自己一甲子的生命軌跡，從讀詩轉向歷史、投身政治後又回歸文學，見證了一整個時代轉折的他，靜靜寫下了《昨夜雪深幾許》。
徐銘謙則把自己到北美阿帕拉契山學習步道工法的經驗，融成《地球上最美的問號》，投身實踐環境運動的新典範。
他們都選擇了樹林中那條人少的路，而他們身後蜿蜒的足跡，就像留給台灣這塊土地的詩。
陳芳明：我從來不知道自己有一天會研究台灣歷史和涉入政治。你永遠不知道人生何時會走上林中蜿蜒的岔路。
1974年，我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留學。我在海外看到國民黨不斷打壓黨外運動、鄉土文學，心情非常苦悶，逼使我開始追尋，開始和華盛頓醫院醫師沈富雄、詩人楊牧組讀書會，讀連雅堂的《台灣通史》。我自己也在圖書館大量閱讀台灣看不到的近代史，那種震撼只能用雷霆萬鈞形容，內心的風暴也讓思想漸漸轉變。
1975年，我在美加邊境遇到有生以來第一場雪。我站在「和平拱門」（Peace Arch）前的茫茫雪地，第一次發現自己的護照不被承認，過去被教育中華民國是國際四強，原來這是不真實的夢想。
國境拱門上方寫著「Children Of A Common Mother」，我知道母親指的是英國，孩子則是指美加兩國。然而，我的母親是誰？我又是誰的孩子？
同年，我加入國際特赦組織，人權工作是我在苦悶之中認識世界的方式。每個月我都會收到世界各國政治犯的新聞訊息，巴西、中南美等等，我的工作就是寫信給他們的外交部要求釋放。有一天，其中一欄居然是台灣，我才驚訝發現，原來台灣也有政治犯。那是白雅燦寫一封公開信批評蔣經國，因此被判無期徒刑。
以前深信台灣是自由中國，從此我幻滅了，像大夢初醒一樣開始了解228等被隱蔽的歷史，發現自己對台灣有這麼多虧欠。開始把台灣當自己的土地，思考怎麼讓台灣成為真正自由開放的社會，這樣才能讓台灣活下來，也被世界接受。這是我投入政治運動的原因。
我支持黨外民主運動，不是因為他們是本省人，而是因為他們追求自由民主，一如我肯定胡適、雷震、殷海光一樣。
這份虧欠引申出了贖罪感。在海外儘管窮得要死，還是寫文章來贖罪，支持黨外雜誌，真心希望台灣進步。1979年，辦事處不讓我續簽護照，理由是「你自己知道」。我第一次從美國去日本的時候，只好拿一張臨時出境證，國籍欄上寫著「ＮＯ」。解嚴後雖然有了護照，但護照號碼前面是「Ｘ」，不准回來。一直到1989年我才回到台灣。
國民黨威權時代，台灣歷史被視為政治禁忌，長期被貶抑和邊緣化。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歷史幾乎等同於228事件的記憶，許多重要人物、原住民反而被歸入遺忘的行列。談起228往往不是為了反省，而是為了凸顯國民黨如何迫害，成了變調、偏頗的歷史記憶。真正要問的是為什麼會發生228？其實是因為反貪腐。真正要紀念228，就要根除貪腐。
選擇性的看待歷史，表面上似乎是在彰顯，卻造成了嚴重的遮蔽。同樣的歷史，不會重複兩次；但是同樣的錯誤則會重複，而且可能不只兩次。
台灣過去一直處於邊緣：清朝的邊疆，日本的外地，戰後又成為反共跳板，從來不是文化主體。但經過這60年的發展，主體性慢慢建立起來。
如果生活在大陸，疆域太大，恐怕一輩子也不會遇到山東人或山西人。但在台灣這塊小小土地，山東、江蘇、湖南、江西人可能就住在隔壁，這是台灣很精彩的地方，為我們灌注了什麼文化都可以消化融合的能力。
中國大陸禁止的東西，台灣都可以接受。大陸出了張愛玲全集，但《秧歌》跟《赤地之戀》兩本還是不准，高行健的作品早在他得獎前台灣就已發行。解嚴之後台灣文學蓬勃發展，原住民、同志、女性、環保文學，那麼小的地方卻可以容許這麼多事情，我為這塊土地感到驕傲。
過去台灣吸收外來文化，但現在台灣已經逐漸成為華人世界文化輸出最強的地方，台灣的文化生產和輸出力，未來將在華人世界扮演重要角色。台灣的民主文化，也已經是華人世界的重要指標和榜樣。
我這輩子最難忘的就是見證了台灣從封閉進入開放。現在台灣民主有些亂，但其實這就像是新生命誕生前的陣痛。美國等了兩百年，黑人才當上總統，台灣從解嚴到現在才20年，要努力的還很多。
做為一個歷史現場的人是很痛苦的，但要堅持下去。也許我們在歷史隧道裡只看到一點光，但只要朝著光走，就有希望。
我相信台灣不是只有藍綠，而是多采多姿。這也是我在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的教育理念，讓每一個族群寫出來的文學，都是重要的文學。我開台灣魯迅學，讓學生知道中國新文學有一個魯迅，而台灣作家又是怎麼接受他。我也讓台灣文學跟日本文學、韓國文學對話。
我希望用開放自信的態度，讓下一代學生站在台灣多元的基礎上，長出最開闊大氣的視野。
徐銘謙：過去我從沒想到自己會投入環境運動。
2002年，我在電視上看到一支休旅車廣告，強調開著這台休旅車，溪流將只是「一個小水坑」。
我開始思考，這樣的廣告對民眾的旅遊觀是錯誤示範，想起許多休旅越野車破壞溪床的活動，於是我寫了一篇〈穿林跨溪、靠我雙腿〉投書報紙。沒想到引起廣大迴響，環保團體發起一人一信運動，灌爆了汽車公司信箱，這則廣告也被迫停播。
踏出行動第一步後，環保團體和議題找上我。當記者問我，四輪傳動車到底造成什麼破壞？我一開始也答不完整。於是我開始研究廣告、探險節目、車商車隊背後的文化……，就這樣捲入了保衛古道、反對高山纜車、反對蘇花高，一連串運動。
隔年，我注意到政府以青苔過多為由，要把160年歷史的陽明山坪頂古圳，原本屬於大屯山系的安山岩石階，換成花崗岩石階加水泥。花崗岩必須從越南耗費油料運來，還用水泥封底，施工期間更會造成周遭生態破壞。於是我們發起「刷青苔，救古道」活動，帶著菜瓜布去刷石階，成功傳達出以維護取代重建的觀念。
然後我們開始到處參加公聽會、說明會、寫信陳情。但我意識到反對僅能暫時阻擋個案、緊急的環境破壞，甚至悲壯收場，不可能搶救每一條步道。我們必須提出新典範（paradigm）取代舊觀念，來感動、說服民眾，才能從根源阻止荒謬工程一再發生。
於是我再次開始尋找答案。步道鋪面和生態工法，不用石頭可以用什麼原料？不用工程可以怎麼做？偶然機會下，聽前輩提到一條夢想步道：美國阿帕拉契山徑，全長三千五百公里，數十年來全靠志工維護無鋪面的自然步道網。於是我下定決心要去追尋。
在阿帕拉契山徑四個月裡，我開始學習像山一樣思考。前後參與了7個計劃，每天在維吉尼亞山裡和來自不同州、不同口音、不同階級的伙伴一同工作，從步道清理、木樁邊坡、排水設計這些基本功開始，學習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施工方法。
有一次為了砍去一棵阻礙步道的樹，讓我掙扎很久。用斧頭奪去一個生命的過程，每砍一下樹幹，都是一個堅定的回應，每砍一下我對自然又有不一樣的認識。
停下斧頭，讓震動發麻的手臂休息時，我才開始了解自然作家李奧帕德所說的「土地倫理」。創造與毀滅、生與死並非好壞分明的對立價值，而是共同構成了自然的完整與穩定。我也體會到，只有實際動手做，才能真正了解自然，以及自己在自然裡的位置。
阿帕拉契的經驗也讓我了解，新的社會運動必須是正向、解決問題導向的，透過行動創造人與人互動的情境。
某天晚上，志工伙伴裡不相信全球暖化的共和黨員，和另一群宣導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民主黨支持者，爭得面紅耳赤，長夜漫漫、手邊又有工具，我很擔心會發生衝突。
沒想到隔天起來，大家還是合力工作，完全不因昨晚的衝突而區分彼此。望著他們一起揮汗工作的畫面，我突然想到那時候正發生在台灣的紅衫軍，如果能創造一個場域，讓一群人一起用雙手為腳下步道打拚，義工們也許各自是男人、女人、福佬、客家、原住民、外省，一起面對面動手做，認識完整的彼此，而不是藍綠標籤下的人。「超越標籤」，認識彼此的力量，大概就是哈伯瑪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哲學家）所描繪公民社會的實踐圖像吧！
回台灣後我投入「千里步道」運動，開始向林務局和民間社團推廣阿帕拉契山步道志工的經驗。步道志工提供一個中性而超越的場域。透過行動體會人與自然的連結，從一個自然消費者提升到尊重而融入自然的人；從個別的散步路人，提升為關懷社會與自然的公民。
在每一個行動、體驗後，我看到人們發生改變、事情真的變好，因此找到持續下去的動力。
台灣的山林與自然生態多樣性，就跟人民一樣多元草莽、生機無限。看起來亂糟糟底下，卻有著最最活躍的公民社會，活潑而源源不絕的創造力。
台灣在步道的觀念，始終發展得比較前面。比如登山風氣、自助旅行觀念，轉而引導步道公民運動、關懷鄉土、公益旅行等，這些具有公益性質的個人行動，與國際接軌的速度比華人世界其他國家更快。未來兩岸交流更密切，台灣的登山客、背包客應該深入大陸，帶進更多公益旅行的概念。
本文轉載自天下雜誌《超越60》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