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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liu — 週六, 2010-12-11 15:08

文/陳韋臻

她坐在咖啡店小木桌前,看上去顯得無比瘦小,我實在很難想像這樣弱小的身軀,面對著今年三、四月時台灣媒體大聲嚷嚷人神共憤者執行死刑時,怎麼拿出比她更巨大的毅力,寫、寫、寫、再寫,就為了想說清楚死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面對網友、媒體對於死刑犯的憤恨與詛咒卻得始終平靜?這樣寫下來,幾個月內十幾篇的報紙投書,再寫出一本書,每篇投書最少花上兩天修修改改,文章可能花上超過一個月的時間,她斤斤計較使用文字,用來書寫對於人命始終學不會斤斤計較的國家體制。張娟芬說:「如果說,今年死刑釋憲是廢死運動的失敗,那麼出書就是我拿來面對失敗的方式……」

2004年,張娟芬寫完《無彩青春》,蘇建和案三人替她上了司法誤判的一課;她沒有大聲嚷嚷誤判底下的無辜生命之重量,沒有拿著書籍作為成就像是無辜死刑犯的代言者,卻是開始問自己:「那我反不反對王文孝的死刑?」她說,那時候她沒有答案,就如同當年她參加替死聯盟(替代死刑推動聯盟,現稱廢除死刑推動聯盟)讀書會時,她以「搗蛋者」形容自己,「我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這不是反對死刑的好理由』,像在找碴一樣。」但與廢死聯盟接觸過程中,關於死刑的討論空間,才讓張娟芬從當年的「搗蛋者」,到了今年三月法務部長王清鋒廢除死刑言論,在社會上形成颶風駭浪下,成為廢死運動的成員之一。

相較於以往作為廢死聯盟成員的外圍者,今年三月死刑執行進入白熱化,「王清鋒下台,就一定會殺人……那時候我覺得社會回應的方式讓我太過震驚了,那麼不理性。我不介意一個人支持死刑,但那時候彷彿每個人都把心裡最醜惡的一面翻出來,用最激烈的方式講最可怕的話……我對台灣的感覺,在那個時候受到最大的震撼……」於是,張娟芬選擇走入廢死聯盟內部,她形容這一整年,廢死運動就是她的生活,從積極參與、內部開會討論,再到社論一篇篇上報,最後是這本書《殺戮的艱難》。

作為一名作家,張娟芬認為自己始終在做同一件事,從早期《姐妹戲牆》中對個案、法律的理解、消化、書寫,到《殺戮的艱難》中理解不同死刑犯案件,訪問、書寫,對她來說似乎並無差異。也許真正的差異,其實在於社會觀感對於死刑如刺蝟的尖銳態度,以及對廢死無盡的恐懼,導致同樣都是人權的問題,卻生成截然不同的反應,而後者,幾乎是沒有商量餘地的社會對立。提起今年三月的社會現象,對照著她與廢死聯盟接觸的過程,她說:「與他們討論過程中,我不用立刻選邊站,也沒有政治正確的帽子壓在我頭上。」因此,2005年所寫的〈殺戮的艱難〉單篇文章中,呈現出對於死刑如舞蹈般的回返思緒,成為這本新書的開頭,她語氣誠摯地說:「我也希望讓讀者有思考它的空間,可以有自己的結論。我不反對支持死刑的人,但我希望台灣能夠有空間去好好思考死刑這件事。

我的論點不是生命的可貴。
我的論點是殺戮的艱難。
唯其如此,我們才保住了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
-《殺戮的艱難》,頁47

在這個歷史時刻點與這種狀態下,訪問「作家張娟芬」突然變成很困難的一件事,難在我們並無法只將她視為一名自我書寫的「作家」,也無法讓她代言廢死運動;而在訪問過程中的提問與回應,也呈現出奇特的「作家訪問」狀態,所有的書寫與運動幾乎是綁在一起,書中三大部分的「書寫策略」,也是繞著死刑在台的情況而生。當她說出:「在我第三部份的寫作時,基本上大勢底定,就只等著看什麼時候收屍而已。」此時,我突然意識到,其實這整串的「張娟芬」,只是在揭露一名公民對於公共議題的思考過程然而,台灣真正的現況是,死刑議題幾乎還稱不上公共議題,因為它跳過了公眾的辯論、討論過程,直接綁著民粹跳到了結論。這時候,作為一名廢死運動的公共知識分子,究竟如何看待自己?隱匿匍匐於書中字行中的「生命的價值」,又與個體何干?

對此,張娟芬意外地頓了一下,然後誠實地說:「我不知道生命的價值到底是什麼。但我想,應該有最基本的尊嚴。在思考死刑的時候,我比較多在想的是,我該怎麼對待別人,我的權力到哪裡?我可不可以吐一個壞人口水?……我不太是為了死刑犯,而是為了我自己,我不想做一個會吐他口水的人……」張娟芬語畢,我怔愣了一會兒,然後我突然意識到,作為一名「反死刑支持者」的我,其實並未將自己與死刑連結在一起過。我支持廢死是因為「即使是罪大惡極者,都應當保有生命權」,我支持廢死是因為「個人都不能動用私刑以報復,為何國家可以動用公權力行刑?」我支持廢死是因為「我們的政府不僅毀田、毀民宅,還可以殺人!」通篇都沒有「我」的存在,因此我只能作為一個「反死刑支持者」,但不是運動者,因為我沒有主體認同。

如此向下,也許張娟芬之所以言「殺戮的艱難」,正是將自己與殺戮行徑合嵌的結論。她這麼說道:「廢死運動的主體不是死刑犯,也不可能是,我們根本沒辦法動員到他們,他們很多的價值也是殺人償命。死刑雖然不是關乎我們的生命,但我們在乎是因為,如果我認為國家沒有權力殺人,在民主國家中,國家殺人我也有一份,它是公權力,它在殺人就是用我的名義去殺人。這種人才是廢死運動的主體。」同樣的邏輯,連結到社會上經常採取「死刑犯也認為自己該死」的態度,就成為支持國家以公民的名義「加工自殺」,「這就像是如果有人要跳樓,要我幫忙推一把,我才不要!為什麼我要幫忙推?想死自己去死。」

於是,一則公共議題,以往反死刑總是被銜接上「正義」、「寬容」、「慈悲」的大愛氛圍,突然轉向成為小我的問題。但小我作為一名公民時,「我」究竟要賦予國家權力到什麼極限,其實轉個方向思考,正是我的權力極限何在?死刑從來都不艱難是因為,收屍的不用是我,即使是我賦予國家手中拿著斷頭刀……

平地一聲雷 我們被一陣恐懼籠罩
彷彿監獄大門即將潰堤 死刑犯人將淹沒我們的街道
-《殺戮的艱難》,頁259-260

今年三月的寫照,正如同張娟芬在跋中如此所寫。社會大眾如此恐慌死刑犯人滿街跑,只因為殺不了他/她;白冰冰的眼淚一再地流,吳敦義代表神明蓋章「人神共憤」。

沒有人可以代替神明,但有人可以代表受害者家屬。受害者家屬照顧的問題,成為張娟芬在網路上經常被質疑的問題。張娟芬嚴肅地說,「難道不廢死就不用照顧嗎?我有朋友在英國路上被搶,幾天後政府機關打電話來問要不要諮商,免費的,我聽了好羨慕……受害者家屬保護與維持死刑是兩個問題,受害者家屬保護,不是用死刑當做這個制度的替代品……」然而,實行困難又耗費金錢的受害者家屬保護制度,始終被排除在台灣政府機關的門外,死刑成為台灣人唯一的安全感來源

報復的需求、安全感的來源,牢牢將死刑鎖在台灣這塊早已經歷過多歷史傷痛的土地上;就如同轉型正義從未在台灣真正被落實,因此我們只能持續憤恨與對立。白冰冰與何海新的眼淚,其實背面控訴的,應當是台灣受害者家屬支持與保護制度的空乏,傷痛的無法出走與憤恨的無處宣洩,在成為死亡受害者家屬的悲慟之後,繼續成為受害者保護制度匱乏底下的受難者。

如果死刑作為一把正義的旗幟,那麼在此邏輯底下,何以同樣今年爆發江國慶性侵女童案遭槍決卻為無辜誤判的案例時,這些正義捍衛者未曾現身抗議?媒體也輕輕放下?張娟芬的看法是,當加害者是國家機器時,大家都不發聲了。但其中牽涉到的,何止國家機器作為加害者?默不作聲的民眾難道不是加害者的共謀?張娟芬向下分享她的思考過程,說道:「與廢死聯盟看《鐵案疑雲》時,我覺得電影很好看,但我認為,誤判不是反對死刑的好理由。然而,特別是支持死刑的人,必須要認真面對誤判這件事情,必須面對判錯了怎麼辦?」十年內,台灣的冤獄賠償金將近四十七億,關錯人可以賠錢,殺錯人怎麼賠命?張娟芬舉例,倘若一間工廠有一種機器會夾斷工人手指,另一種會夾斷工人的頭,你會不會說既然手指都會斷了,那就用會把頭夾斷的吧?!「死刑就是把人家頭夾斷,為什麼風險比較小的你卻不要?」是的,連藝術修復都懂得「不可逆」的規則,為何我們在對待人命的態度,卻連藝術品都比不上?

行文最後,借張娟芬的口,問一問讀者,「國家如果要蓄奴,你/妳同不同意?」她的答案是:「蓄奴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殺人的刑期是十年起跳。蓄奴都不行,怎麼能殺人?何況,蓄奴不會討論誰是奴隸,奴隸多壞都是你家的事,為什麼國家能不能殺人,就跟這個人是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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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韋臻 — 週四, 2011-08-18 20:15

文/陳韋臻

在(上)篇中寫了「速審法」、「法官法」以及即將出爐的人民觀審制度後,原本企圖直接進入台灣三大冤案(蘇建和案、江國慶案、邱和順案)的審判疑慮,以及廢死團體的著力與運動過程。然而,提筆前,我心生一念,跑去閱讀三個案子的裁決書,結果讓我無比沉重,沉重不只在裁決書中描述受害者死亡的狀態,也在於被告之將/已死。這兩者不衝突:當我們面對受害者之死有所不忍,同樣地,被告遭處死的生命重量也會壓在我們身上。

如同判決書中絕對不會費力描述被害人的個人善惡,光是一個「被殺死」的事實,就足見殺人犯的「喪盡天良」及「人神共憤」──這也是為何在社會輿論下,「被告」這麼快速等同「殺人犯」的原因。但,真正壓垮我的重量,是另一個讓我困惑至極的背謬邏輯:在我們面對被國家殺死的人命時,為何「被殺死」的事實,卻反過來成為一個「正義實現」的終點?特別是,當我們大聲嚷嚷「殺人者死」,卻無視審判過程的荒謬與殘害被告人權的暴力,我想,我們甚至比動私刑還要來得「不正義」。

「死刑」只是「殺人」的美名

在此突顯的一個事實是,「殺人」從來就無關乎「正不正義」,而是「有沒有權力」的問題。在這個層次上,我們都必須面對一個事實:「死刑」只是「殺人」的另一個名字。

在訪問三大冤案律師團成員尤伯祥律師時,討論到「廢死」理由,他這麼解釋:「文明社會都接受一個定律:除了正當防衛,任何人都沒有殺人的權力。我們的國家,是透過締結社會契約的形式組成,在社會契約底下,我們讓渡一部份的權力給國家,但如果我們自己沒有殺人的權力,我們便無權讓渡殺人權力給國家。

從去年開始王清峰反死刑的言論,乃至依「速審法」明年五月將釋放羈押超過八年的「被告」們,在台灣社會投下的震撼彈,不只是起源於《史記》中劉邦「殺人者死」這句話在兩千年後的餘韻,更在對殺人犯重出江湖的恐懼。這種透過社會整體想像「正當防衛」而來的死刑正當化,在尤伯祥眼裡,是侵害他人生命權的「過度預防」,「正當防衛無論如何都是在當下危難的狀態才可能發生,我們不可能預想防衛。」

不要說社會輿論只是促成社會正義的實現(如果那兩顆子彈就是所謂的社會正義),實際上,在王清峰被拉下台後的社會情境,不只剝奪「死刑定讞」的生命權,也確實、直接地影響了作為一名「被告」的權益。尤律師回憶道,邱和順案訴訟過程中,原本態度中立的法官,只因為王清峰下台事件,態度即大幅轉變為「對被告極端仇視」,甚至創下「被告視訊開庭」的首例。法官當下解釋,此舉的原因是「為了考慮被害人家屬心理」。尤伯祥憤慨地說:「視訊從來就只會用在證人身上,不會用在被告身上,法官這樣說,是預先宣告被告有罪。」這個從社會輿論、檢警司法,乃至於法官,一律將「被告」視為「犯人」的默契,正是三大冤案的幕後推手。

「被告」成為「死刑犯」的法官寫作

這三個案子有一個共通特性:都是刑求下的自白定罪,沒有其他證據。」尤伯祥開門見山這麼說,接著談到這些判決、更審輪迴的法官時,先是分別提到各案刑求下的自白,接著說:「什麼叫偶有分歧?偶有分歧就是共犯自白矛盾、兜不攏,什麼叫大體相符?根據最高法院關於判決的標準,只要你有認罪就是大體相符。至於犯罪過程、爭議、合理、真實,對法官來說都不重要,這是最荒謬的地方。

我們都曾經有一種想像,法官是智慧的長者,辨別真實、揭露真相,但聽聞尤伯祥所說,我只能默默祈求:這輩子別變成被告。如果我像邱和順一樣,遭到警察刑求自白,暗暗妄想到了法官面前再翻供,百分之百我就是下一個邱和順。

尤伯祥解釋,法官對工作的認知,之所以與大眾期待產生落差,究其因在於司法體制中的升遷與考核。在考核方面,一名法官的考核標準,依照兩點:「結案率」與「維持率」,前者是在審限前寫出判決書,後者是判決書是否會被上級法官駁回。因此,社會期待法官將正義展現給大眾,但法官卻是「時間到了要把判決書寫出來」,和「不違背上級法官」。在這樣的狀態底下,尤伯祥不諱言,法官所做的事情,便是精進「寫作技巧」,剪剪貼貼、片段引用,把卷證資料與自白書不相符之處相互融合,「判決內容好不好、社會大眾能不能接受、審判過程中有沒有粗暴對待當事人,都不是重點。」尤伯祥甚至提到,過去他曾與一位待過司法院刑事廳的二審法官聊天,對方分享了他的工作認知就是「修補裝飾,一審判決送上來什麼地方寫不好,他幫它改好。」

另一方面,「一審法官升二審,得要司法院人審會中的先進同意;二審要到最高法院,必須最高法院每個頭都接納」,因而形成下級法官揣測上級做出判決的司法邏輯。如同延宕了二十年的蘇建和三人案,「最高法院裡的老頭,有幾個是拚過蘇案死刑的?二審法官如果要判蘇案無罪,就得冒著得最老法官的危險,因為翻下來,維持率就沒有了……以前曾經有良心、敢開先例判蘇案無罪的法官,後來就鬱鬱不得志。」

這個將司法體系視同行政官僚體制的科層化與考核依據,是尤伯祥眼中司法墮落的問題核心、法官冤判的背後邏輯,也是「法官法」無能解決的困境,「慢慢地,法官的良心跟生存本能會達到一個微妙的平衡,但這平衡的落點絕不會是社會大眾的期望。」

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在邱和順案最高法院判決書中,即使有當時警察提及刑求的對話證據(註),法官卻仍舊可以寫出:「(警察對話)雖屬忘形粗俗,但難憑此即推認邱和順有遭台北市刑大員警之刑求。」甚至,根據無罪推定,指紋無法指認邱和順犯案的邏輯,也能被法官寫成「難憑以為上訴人等未涉陸○案之認定」(指紋不符無法證明被告未涉案)。又或者蘇建和案裡,自白中顯示,被告深夜摸黑卻可以搶劫、看見女主人「略具姿色」,甚至得以「邊姦邊殺」的判決書?!這就是尤伯祥描述的:「過程中法官不關心什麼是真相,關心的是他的寫作技巧……只要高分就好,至於堂下被告有沒有經過我的判決權益受損,跟我無關。

與兩顆子彈面對面

就是這樣的司法體制,構成了尤伯祥反對死刑的第一要件,「台灣司法體制如此,卻把判人死刑這麼大的權力交給它?」但回顧起台灣廢死運動之路,尤伯祥也直接評價:「過於菁英化……畢竟現在這個國家,除了兩顆子彈之外,沒有給任何具體的被害人保護機制,現在連這兩顆子彈都要拿掉,難怪會反彈。」

這樣的評價,回到廢死運動身上,可能不盡然全是全非。始終在提倡受害者保護制度的廢死聯盟、早在1996年就透過探監、書寫,企圖透過輿論轉化的死囚平反大隊,或者更早介入被壓榨、歧視而殺人的湯英伸案、反共人士馬曉濱等案子,以個案救濟的台權會,行走至今,回顧十多年的廢死路,無不感慨萬分。

曾經在八零年代湯英伸、馬曉濱以及九零年代蘇建和案,透過紀錄片、書籍、媒體投書,喚起社會大眾對於「死刑」的止步與深思,這條運動與對話的路程,在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與台權會秘書長蔡季勳眼中,是個緩慢但始終前進的過程。但似乎就在2003年蘇案無罪判決後,「危機感消失、社會同理心減弱,因此社會動員優先度減低,投注對象轉換」,形成一個轉折。往後,隨著零六年開始至零九年的停止執行死刑期間,廢死聯盟與台權會除了持續個案救濟與釋憲準備,包括 ICCPR(兩公約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推動。

2000年至今,58條人命跟著廢死運動的腳步持續消失,運動團體持續救濟、倡議,甚至在今年更緩下腳步,回頭與民間各團體對話,開拔了八十場的演講,「很慢,但很扎實」。這個在現況中,幾乎是別無選擇的緩慢路徑,與51個死刑排名的加速,我不知如何理解,甚至不知道,從現在開始換算,是不是也像歐洲一樣,要透過兩百年的思考、對話,再來一個二次大戰的人性慘況,才得以將斷頭刀取下?

(註)判決書中引用錄影車上錄影:警員出現「乎,一直教伊說,叫伊愛按ㄚ呢講,乎,幹你娘勒,挫起來,邱和順伊千想都想不到這一點」、「大概也沒有想到這一點」、「乎,伊就變作『檢方的證人』,乎乎乎,夭壽,不叫他承認不行」、「這個就是咱台北市刑大成功的地方」、「乎,夭壽,這樣!乎,擠成這樣,不承認不行,你給拍,你看,ㄟ早一個A也翻供,ㄟ早一個A也翻供」等對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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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韋臻 — 週四, 2011-08-11 18:15

文/陳韋臻
圖/台權會提供

我還記得,去年底訪張娟芬談《殺戮的艱難》時,她還在說:「(國家)蓄奴都不行,怎麼能殺人?何況,蓄奴不會討論誰是奴隸,奴隸多壞都是你家的事,為什麼國家能不能殺人,就跟這個人是誰有關?」才過半年,今年的第12個死刑已遭定讞。在此之前,我們分別經歷了1月江國慶冤案重新偵破、4月蘇建和案三人由最高法院撤銷無罪發回更審,以及7月底陸正案疑犯死刑定讞。如果說,2010年王清峰因廢死下台、4人遭政府殺死是台灣廢死運動的谷底,那末2011年,除了政府在3月4日連續殺死五條人命,還附贈上半年新增12個死刑犯,累積51位等著被政府處死的名單,今年絕對是編年史中新一篇的斑斑血淚。

為此,《813前夕,我的國家又殺了人!》,不僅先嘗試理解台灣政府在面對人權訴求和政治壓力底下,祭出何等人權相關法案作為政治回應,更將重溯蘇案、江案、邱案三大冤案的審判過程,以及廢死運動在十年內面臨的社會情境。透過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以下簡稱司改會)、台灣人權促進會(以下簡稱台權會)以及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以下簡稱廢死聯盟)這三個團體的不同關照與切入,揭開兩公約簽署後,「人權」持續作為「政績」的立法真相,以及在這些法條底下,持續萎靡的人權樣貌。

加速殺人的「速審法」

面對今年813蘇案即將屆滿20年,也是江國慶被槍殺的日期,甚至24年陸正案在此前夕,缺乏證據的狀況下,邱和順依舊遭到死刑定讞,一而再、再而三的國家殺人劇碼,逼得我們再次書寫「反死刑」,卻異常沉重且無奈地不知該如何再度談論,「能說的、該說的,都已經說過了。」這是編輯會議上我們的困境,但回到廢死運動團體身上,何嘗不是?然而,他們更直接地面對每個個案在各種政治決定後,真實被鏟殺的生命。我們要問的不是「殺人償命」,因為倘若以這種邏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都有其正當性可言(別忘了我們日前觀看伊朗男遭「以眼還眼」刑責時不可置信的震撼),我們首先的提問是,國家機器的權力極限何在?而台灣政府面對「司法人權」的呼喚時,又到底做了什麼政治回應?

我們已無須再論死刑的不可逆原則,也不須再說公權力殺人的國家結構(詳見《破報》復刊640期:從《無彩青春》陷入《殺戮的艱難》-專訪作家張娟芬);換個方向,我想先問的是,在政府一心妄想「人權成就」的政治動能下,究竟端出什麼政策,以名為「政績」?

司改會執行長林峯正接受採訪時,劈頭就說:「邱和順就是『速審法』的受害者。」向下細究,已經纏訟了24年、更審11次的陸正案邱和順,在最早檢警蒐證瑕疵以及刑求導致證據匱乏的窘境中,「沒有任何新證據」,最高法院卻得以在兩個月內時間判處邱和順死刑確定,說到底,是法院無力承受明年五月將依「速審法」(刑事妥速審判法)釋放邱和順的壓力,因而乾脆草率宣判,讓邱和順成為「速審法」施行前的第一位受害者。

在林峯正看來,「速審法」的出現,是簽署兩公約底下,並著「流浪法庭30年」的荒謬司法劇出現的政治回應。這則僅有14條條文,且多數為「道德宣導」的「速審法」,不僅未曾詢問過學者,甚至僅花了4個月擬定草案,8個月三讀通過,成為是台灣最快速通過的法案,也是林峯正口中「光有個法案名稱,行政、司法一起拼業績」的最佳典範,不愧是「速審」底下的「速審法」。

在這區區14條條文中,唯一有法律作用而非道德宣導的,就是羈押時間總長不得超過8年,並將檢察官上訴設下權限,以避如同陸正案這類無止盡上訴的情況但也正是這個羈押時間的限制,讓邱和順成為過去與現今司法下的雙重受害身分,原因竟只在粗率的立法並未做出任何配套措施,林峯正就說:「台灣拖延了十年以上的積案,大概累積了兩百件以上,真正有羈押期限的規定是好的,但是沒有任何配套措施,導致將過去的積案與現今的未來案混為一談,沒有辦法分開處理,才會讓適用到個案的結果這麼扭曲。窮究到底,就是法案「急著要過」底下的假進步,純粹是政府「要個法案名稱」作為政績,並持續忽視「速審法」第六條無罪推定的「道德宣言」,結果可能導致陸正案成為江國慶冤案的再翻版──別忘了,江國慶被誤殺過了13年後,才被翻案。

續枉續縱的「法官法」

不同於「速審法」形成的政治誤殺,同樣受迫於社會吶喊的「法官法」,則是另一場司法縱容的延續。高達100條以上的「法官法」,在去年「關說法官」蕭仰歸事件以及白玫瑰運動後,幾乎崩盤的司法體制,迫使政府得正面處理眾人期盼20年以上的「法官法」催生。但這個法案,在林峯正眼中,同樣是個50分的法官法。

儼然「自律」崩潰的司法體制,在「法官法」的需求中,主要是透過引進「他律」及「透明」的機制,避免司法體制的持續墮落。然而,原本將蕭仰歸停職半年,也就是「放他半年無薪假」的公懲會,雖然在「法官法」中被改為「職務法庭」,但委員組成拒絕了任何外界介入的空間,同由封閉系統中的資深法官擔任,更將公懲會的15至17人,縮減至5人,官官相護的空間反而更可預期。這法界墮落、收賄、草率的體制,是否得以藉此改善,林峯正的說法相當保守:「變好的機會非常小。」光是從官方「什麼都可以談,就是這個組成鐵板一塊沒得談」的堅持底下,職業法官懲戒法官,就像是讓媒體自己任NCC一樣,什麼都好談。林峯正為此憤怒地說:「法官是可以判人家死刑的耶!」

鐵板還有另一塊,也就是無法保證法官道德、長年遭民間質疑的奶嘴法官考試,同樣不得取消,林峯正表示,在經過民間團體大量溝通後,最多只肯接受「十年內降至20%」的條件,甚至不得寫在「法官法」中,得採用「附帶決議」的方式通過。令人難以接受的,這個原因竟是因為「考試院會反對」,「從這裡你就可以看到,考試院跟人民的權力,到底是誰比較重要?」

在這些連續出包的人權相關法案後,緊接著出爐的,是「人民觀審制度」。司改會表示,最初民間團體提出「陪審制度」的思考,便是為了「法官法」的缺失,希望能由不同方向引入「他律」及「透明」的方式,似是得以讓如同蘇案、陸正案或江國慶案等被刑求,或者證據不足的真相,成為被看見、甚至重視的審判依據。但是,日本花了十年的規劃、磨合,韓國甚至先試辦三年的陪審,台灣政府卻只花了為期一年「人民觀審制度研議委員會」,甚至在國外研究者報告完畢的半年後,就逕自宣布委員會結束,讓台灣委員錯愕於無可研究、討論的同時,司法院研擬出的「人民觀審制」草案,成為林峯正口中「人民參觀審判」。

規劃中,不僅人民沒有實際審判權,成為「假的權力下放」更可能因為法官必須對不認同的觀審民眾「意見」做出回應書,促成現今正義鄉民暴動的輿論能量再加成。作為全球唯一人民沒有審判權的陪審制度,林峯正描述:民眾是從頭參與到尾,如果民眾的理由強過法官的意見,特別是「觀審制度」乃針對「重大刑案」設置,下午法庭審判完畢,晚上就輪到媒體審判,到時候只能等著司法信任的崩盤,無疑是「引火上身」的「觀審制度」。

政府接連三則對人權呼籲的政治回應,樣樣半套,人權依舊被套牢。在加速殺人的「速審法」後,「法官法」無以制衡司法的不可信,而原本透過人民參審制度,也再度淪為僅可列名的政績。兩年前的「人權大步走」以及「打造世界級人權環境」的宣言,換來三個法律名稱,以及持續被國際關注的政府殺人事件。已成定局的江案、已定讞的陸案,還有未來待定的蘇案,二十多年了,台灣究竟換取了什麼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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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http://e-info.org.tw/node/69454

作者:李紋

在生態村中平靜的家居生活。早上8點鐘,鬧鐘才響了一回,26歲的柔伊(Zoe)一反賴床舊習,裹在蘇格蘭難得的夏季寒流低溫中,替同行夥伴做了熱騰騰的早餐。「在台灣,這絕對是不可能的事!」柔伊笑著說,「我媽看到一定會捏捏自己,確定不是在做夢!」

因為想知道生態村如何落實永續生活哲學,柔伊和幾個朋友參加了芬霍恩基金會辦理的「體驗週」(experience week)活動。她表示,在台灣不管是政府或民間都在談「永續」,但沒有人能確切知道永續的生活究竟長什麼樣子。是過得像電影《阿凡達》裡的納美人一樣? 還是到最後科技會凌駕一切,我們會住在由精密電腦控制能源的屋子裡?

「我一向注重環保,深知這個世界需要改變……」捧著熱茶坐在窗前,欣賞從山毛櫸滴落的串串雨滴,柔伊說:「對於永續生活,我有許多的嚮往和想像,但現實中,外在的世界沒有改變,我還是一樣受電視廣告誘惑,上街shopping,買了許多不必要的東西;永續?彷彿只是抽象概念,抽象到似乎沒有實現的可能。但奇怪的是,來到芬霍恩之後,我漸漸能夠描繪自己想過的生活樣貌,並開始付諸實行。」

Learning by Living

芬霍恩生態村裡蟲鳴鳥叫、樹影婆娑的美景並非用金錢打造而成,而這裡的生活態度也非一朝一夕形成。芬霍恩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伊芳‧康尼爾(Yvonne Cuneo)表示,為了讓更多人瞭解生態村的生活哲學,所以規劃了一系列體驗活動,除了練習冥想、靜默之外,還讓人們參與生態村裡的例行事務,藉此體會社 區運作的核心價值和方式。

生態村中菜園一景。

伊芳說:「有時候講很多大道理是沒用的,我們並不想說服別人百分之百贊同這樣的理念,而是透過讓人們身歷其境,感受社區生活的氛圍,然後體會為什麼我們選擇這樣過生活。

而村子裡處處可見許多像柔伊一樣,來此體驗生活的個人或是家庭,時間最短一週,最長可達數月。如果想第一時間知道村子裡又來了哪些人,那千萬不能錯過吃飯時間。

食.零距離

社區食堂裡擠滿了飢腸轆轆的人們,大家亂中有序地拿盤子裝食物吃,一張長桌可能坐了來自日本、澳洲或巴西的家庭,雖彼此互不熟識,但都十分自然地打招呼、閒話家常,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一下子拉近許多,共同分享著食物香氣和笑語。

柔伊表示,生態村的用餐時間很有趣,可以觀察到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大家的互動,在這裡,國籍、性別和年紀都構不成藩籬,人際關係自然流動,像是一首輕快的歌。雖然食堂採自助式,但沒有人會拿過量的食物,不像在台灣的自助餐廳,廚餘桶裡總是有太多因吃不完而丟棄的食物。

伊芳說:「這是自然形成的默契、原則:盡情享受,但適度、不浪費。」生態村裡不斷實行著「減量、回收、再利用」的理念,食物來自村裡菜園有機種植生產的蔬菜,所產生的廚餘也拿來做堆肥及餵豬用,讓資源再次回歸自然循環中。

樂.在工作

在芬霍恩生態村,工作最高的指導精神是愛妳/你所做的工作(Work As Love In Action),並在服務眾人、體貼自己的狀態下進行。在參與生態村例行事務方面,體驗者可以選擇到下列三個地方去幫忙:1. 菜園、2. 廚房、3. 打理客房或公共空間。

芬霍恩生態村的特色之一是:進行任何工作前,會先手牽手圍成一個圈,進行融入(attunement)、”check-in”(即簡單自我介紹,並分享自己 的心情、狀態)。藉此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並初步認識所有即將一起工作的夥伴。之後會由領導者提供工作選擇和人數需求,參與者可以自行決定對什麼感興趣再開始工作。

這天,與柔伊一同來參與「體驗週」活動的黟伴伊蓮娜(Elaena)選擇菜園工作,同時決定參與一項挑戰性的任務:鏟馬糞。拿著頗具重量的農具,在馬場的集糞區一鏟鏟地放至小拖車,再搭著小拖車駛回菜園傾倒。工作告一段落,她興奮表示:「馬糞並沒有想像中的臭味,甚至帶有茅草的清香,而且在綠意環繞下,就算是鏟馬糞也開心得不得了。」

在生態村中勞動,連鏟馬糞也很開心。   糞主就是牠!

同一時間,同行的另一位參與者凱薩琳(Catherine)則在廚房裡忙著刷洗鍋爐,供應那麼多人吃食後的廚房簡直是一團混亂,髒盤子、滑溜溜的地板、沒吃完的剩菜……當廚房負責人登高一呼:「我們需要更多人手!」一些在外頭用餐的人們馬上自告奮勇跳進來幫忙,不知道誰打開了音樂,大家在哼哼唱唱中分工合作,偌大的廚房竟也在一個小時內就回覆整齊清潔的模樣。凱薩琳說:「我覺得這不像是工作,比較像是一場派對,屬於廚房的派對。」

伊芳指出,工作,對於芬霍恩生態村的人們來說,並不是件苦差事,他們遵循「關懷大地,關愛人群,公平分享」的精神,試圖樂在其中,也希望將這樣的態度傳達給社區以外的人。

永續,沒有標準答案

在追求理想生活的路上,芬霍恩生態村沒有既定的發展藍圖,但他們重視「人」的經營、喚醒內在知覺,讓你懂得照顧自己和他人、自然環境,並試圖凝聚更多共識,提供一處綠洲給渴慕不同生活的心靈們。

透過芬霍恩的生活體驗,人們練習觀照內心,並與他人建立連結、傾聽自然,完全是一種從「心」出發的溫柔永續觀。當體驗週結束,這些人回到各自的國家,或許會開始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會念念不忘生態村裡的美景和親切的人際關係,也或許不會。因此,永續仍沒有標準答案,如同伊芳所說:「我們不完美,但我們幸運地 擁有一個可以做很多嘗試和實驗的地方。」

利用生態旅遊是跟自然產生連結的好方式,圖為在芳苑溼地上以牛車來體驗採蚵生活及溼地生態。體驗連結自然可以不遠求

在台灣,雖然少有像芬霍恩生態村一樣擁有整套完整體系,提供人們從鍛鍊內心、反璞歸真出發,重新感覺自己和自然原是共生共榮的體驗機會,但不少民間單位如野蔓園、穀東俱樂部等,都開放有讓人與自然互動的場域。此外,有些組織也嘗試藉由生態工作假期、保育假期,或是各地社區特色深度旅遊等方式,希望讓參與者接觸土地、親近生態,進而採取關心、守護的行動。

其實老祖宗/原住民「看天吃飯」的傳統裡,都充分蘊含尊敬天地、順應自然的智慧,只是多數人皆脫離了這種曾經必須與自然、土地緊緊相依才能生存的生活。「我們所做的,只是重新喚回人與自然的連結。」最先將生態工作假期引進台灣的台灣環境資訊協會信託中心主任孫秀如如此表示。

台灣美景處處,圖為台東三仙台的壯闊海岸。

身處在這個崇尚消費的時代,能源及環境資源皆已拉響紅色警報,或許你我沒有機會千里迢迢遠赴蘇格蘭芬霍恩「體驗」,然而走一趟彰化芳苑大城溼地,看看招潮蟹、看看水鳥悠閒於天際盤旋,和駕著牛車緩緩前往泥灘地收取蚵仔的農民聊聊天,都可以讓我們對自己的生活產生某種程度的省思。也或許,你哪兒都不用去,只需停下腳步,聽一聽行道樹在風中窸窣的低語,仰望藍天上襯著白得發亮的雲朵,或許你將發現它們都傳達了同樣的訊息:「我們也不完美,但我們何其幸運,能生活在這座富足且美麗的小島上,怎可不加以珍惜?」

 

 

週三, 2011-08-17 12:07 — mau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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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莉雰

從芬霍恩生態村的主要道路向前遠眺,蘇格蘭高地的山稜散發野性,召喚身、心、靈被文明鑿刻的我們。畫面拉近,眼前開闊的芬霍恩海灣靜靜躺在大批水鳥翼下,這片令人屏息的靜默,時不時被牠們瞬間的振翅高飛劃破。

籠罩在這片美景中,生態村的社區成員每天都有排定的工作項目,規律而固定的心靈與身體勞動是他們的生活共識與社區文化。正是這樣的自然與人文,孕育了生態村的現狀。在這裡,美國和歐元區幾個重要經濟體的國債高築以及違約壓力顯得虛幻縹緲,在大多數人為了銀行家和政客捅簍子而焦頭爛額之際,村子裡的社區成員鮮少需為世界經濟和國內景氣困擾,因為他們擁有一套獨立的在地經濟系統,讓他們免於受到外在經濟擾動的衝擊。

讀者或許可以透過芬霍恩生態村的經濟模式,對世界現行體系進行反省,並思考經濟的本質以及如何透過經濟達到人與人、人與社區的連結。本文將簡介生態村中的一個重要組織「Ekopia」的運作,讓讀者了解生態村成員跳脫資本主義經濟的嘗試和努力。

Ekopia:生態的烏托邦

Ekopia負責人亞力士渥克 (Alex Walker) Ekopia由「生態」(eco) 和「烏托邦」(Utopia)兩字結合而成。成立於2001年2月,這個組織最大特色是以合作社的互助共利形式經營各項事業(因為在英國慈善機構不得有營業行為,因此芬霍恩基金會輔導成立30多個相關的慈善或營利組織用以服務、滿足生態村中各項的生活機能),目前擁有270位會員,以及超過85萬英鎊的資產。其成立宗旨在於社員間以「夥伴」相稱,藉由將社員彼此的利益相互鑲嵌在合作社當中 (matrix of interests),以平等關係進行互助,打破一般企業中,大股東與小股東之間的權力分層與階級控制。
身為營利機構,Ekopia經手社區各項大小工作,從經營社區特色商店、管理風力發電系統、發行社區貨幣(Eko)、建造給旅客體驗生態村的綠建築度假小屋,到社區土地房舍信託(Community Land and Housing Trust,透過取得土地房屋並以較為低廉的價格出租給基金會員工或一般社區居民,以實現住者有其屋的目標)等,幾乎衣食住行無所不包,以下介紹其中三項專案:

Ekopia在忙什麼?

一、「鳳凰商店」(Phoenix Shop)

離芬霍恩生態村入口不遠的鳳凰商店,以販賣不含添加物的有機食品、心靈叢書以及社區居民製作的手工藝品為主。正如一般的合作社,有興趣入股該店的居民,在繳交基本費500英鎊後,每次購物除可享9折優惠,每年營運若有盈餘也能分紅。目前商店的主要客源為芬霍恩社群成員,以及長、短期的參訪遊客。

鳳凰商店的有機蔬果遠近馳名;圖片來源:findhornbay據Ekopia負責人亞力士渥克(Alex Walker)表示,在「有機」概念尚未蔚為風氣之前,常有民眾不遠千里開車到鳳凰商店購買在地製作的健康食品;而TESCO等大型連鎖超商進駐前,鳳凰商店更堪稱北蘇格蘭最大的無加工食物(Wholefood)販售中心,儘管TESCO標榜便宜有機,卻仍不敵鳳凰商店在地生產、在地配送、在地消費的強項;另一方面,在網路普及率仍低時,鳳凰商店是附近居民向書商訂購書籍的重要媒介。

然而,近年來英國燃料與食物價格大幅上升,讓標榜「有機」及「在地」食品的大型連鎖超市開始有機可乘,再加上附近空軍基地關閉,更進一步導致客源減少,讓該店的食品銷售額銳減。同時,網路書店龍頭「亞馬遜」(Amazon)的誕生加上網路普及,導致鳳凰商店面臨和實體書店一樣的危機,對商店的營運更是雪上加霜。亞力士不諱言這四年來鳳凰商店一直處於虧損狀態,然而因社員們視它為社群血脈,決定再度挹注資金來挽救這間由「支持在地」與「減少生態足跡」理念打造而成的商店。

二、芬霍恩風力發電場(Findhorn Wind Park,以下簡稱FWP)

能源,是現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項重要資源,少了能源生活萬萬不能。為了實現電力自給自足的發想,芬霍恩基金會在1999年豎立第一支風力發電機,又在2000年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包含視覺景觀衝擊、對候鳥遷徙的衝擊以及噪音等項目)陸續設置三支風力發電機。在基金會伙伴組織「芬霍恩風力發電場」(FWP,Findhorn Wind Park)的管理下,不僅整個生態村供電得以自給自足,FWP亦透過轉換系統,將社區電網的剩餘電力出售給國家電網,藉此獲得收益。而風力發電也讓芬霍恩在全英國生態足跡評比時,獲得了能源使用零負擔的高度評價。

但亞力士渥克對這樣的成效仍不滿意,並表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下一步芬霍恩預備進行的工作。目前芬霍恩方面正考慮藉由推動能源的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來達成這項目標,基本概念是讓村民在風能充足時統一從事耗電勞務(例如辦公室電腦、影印機等設備,或居家的洗衣機、乾衣機、暖氣機等家電用品),希望藉此提高用電效率。不過他說目前仍需要相關單位進行學術研究,以數據釐清嚴格控管與用電效率間的關聯,同時也要克服讓居民統一用電的技術性問題

三、社區貨幣──Eko

Eko是芬霍恩自2001年開始發行、流通的社區貨幣,主要作用在於促進在地貿易與強化在地經濟,共計有1Eko、5Eko、10Eko、20Eko等四種幣值,與英鎊的兌換率為1:1,所以在芬霍恩生態村及其周遭的人們可放心將地區貨幣當做是國幣的替代品使用。

面額不同的Eko社區貨幣(正面) 面額不同的Eko社區貨幣(反面)

為了讓社區貨幣能有效在社區流通,創造更多當地的經濟活動以及經濟價值,基金會在發行使用貨幣前推動不少措施:除了基金會每月定期發給村內工作人員200Eko的零用金外,其他人可於村內的訪客中心兌換Eko,並用於消費在地生產的各項產品(例如食品、各項手工藝品、音樂創作等等)。

芬霍恩生態村的住戶,不僅可用Eko到鳳凰商店購買日常雜貨,也可用Eko向FWP繳交電費。除了上述這些基金會的伙伴組織外,鄰近地區亦有少數酒吧和店家接受顧客以Eko進行交易。這個社區貨幣的發行對芬霍恩基金會的貢獻有:

(1)Ecopia得以用較低利率,貸款給社區組織發展在地事業。目前Eko創造的剩餘利潤,即用於提供低利貸款給相關伙伴組織進行「社區風力管理」與「低價家屋興建計畫」;

(2)增進在地組織彼此交易,同時減少因進出銀行而產生的業務扣款

(3)鼓勵民眾思考「錢的使用」和「在地消費」等議題

(4)為非營利性質的基金會提供推行工作必要的資金。

亞力士渥克認為,要發行社區貨幣,務必創造一個順暢的流通系統,確保錢可以回到消費者口袋,才能增強社群成員使用社區貨幣的動機。未來,他表示希望能由擁有相關知識背景的人員接手管理Eko,以便為這個社區貨幣和在地微型經濟系統注入新的想法。

在怎樣的經濟體制下,才能活得像個「人」?

Ekopia,這個觸角伸及多種計畫的合作社組織,在看似繁雜的工作內容下,緊密地以「強化在地經濟」、「重新連結在地社群」以及「減少生態足跡」來凝聚社員和社群,並以實際行動挑戰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經濟。

芬霍恩為來訪者解說中Ekopia經濟模式 。從鳳凰商店目前遇到的經營困境顯示,所謂的「在地經濟」無法與世界運行體制隔絕,也絕不是讓社群成員在樂園般的封閉環境下生活,Ekopia的各種計畫更是免不了要和主流體制妥協(例如設置風力發電機和土地信託必然牽涉到的相關法條與稅制)。所以Ekopia提倡的「在地經濟」是:在積極深入瞭解主流體制後,發展出更符合社群利益的另一套遊戲規則,期望以這一套新法則衝撞主流後產生改變。

在「衝撞」的過程中人才得以進一步思考經濟體制下的「消費活動」和「貨幣交易」如何連結人與人、人與社群。也唯有在辯證的過程中,社群的價值、以致於人的價值才能被彰顯。蔣勳曾說:「要活得像個『人』才能看見美。」從經濟的角度思考,讀者們可以試著回答在怎樣的經濟體制下生活才能活得像個「人」,展現出人的價值和美好。或許Ekopia正是透過在地關懷,提供了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

週二, 2011-08-16 12:00 — mau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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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孟薰

編按:龍頭一開水就來,排水管另一端則連接著污水處理場或直接是河川大海,結果河溪變成排水溝,海洋成為全球的大垃圾場。人類的一滴水,竟讓遠方的海洋生物陷入生存危機!在注重生態、利用自然力量的芬霍恩,又是如何改寫這套水的故事?

水是構成萬物的基本元素,凡是人類所居住之處,一定都有水的存在。在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當中,水成了一扭開水龍頭即傾流而出的萬能透明液體,既可以拿來飲用,也可以用來洗去髒污、澆灌作物。但人們使用過後的水卻不受到大眾重視,如同乾淨的水來自管線配送,等到變成污水,也同樣透過管線默默送往遠離一般大眾視野所及的污水設施,再重新加以處理、淨化,最終放流到河川或是海洋中。

眾人參觀Linving Machine在芬霍恩(Findhorn)生態村,水的故事並非僅止於隱藏在城鎮一角、散發惡臭的污水處理場當中。相反地,這邊的人們效法自然系統中植物、土壤、岩石、空氣與微生物之間複雜的交互作用,以之設計一套能運用自然工作方式的污水淨化系統,他們將這套系統稱為「活生生的機器」(Living Machine,即生物淨水系統)。

利用生物活生生的力量

在當地負責管理這套「活生生機器」的人員帶領之下,我們有機會參觀芬霍恩的污水處理系統,了解其中的運作原理和處理細節。首先,我們看到污水淨化程序始於來自社區三百位居民的污水,這些污水透過管線,先送到埋藏在一座綠油油小山丘底下的3個大型水槽當中,在這兒,各類生活污水會受到充分「液化」,以減少水中的懸浮物在後續淨化程序中無法處理的狀況

這些充分「液化」的污水接著會在儲存槽的厭氧環境中靜置1.5天,然後藉由重力,自然導入整個系統裡最為關鍵的「溫室」當中處理。稱其為溫室並不為過,因為它的確是一棟全長30公尺、寬約10公尺的建物,以確保污水淨化過程能維持在攝氏8度左右。在溫室的前半段,所導入的污水會先注入長滿蘇格蘭當地原生種的蘆葦與芒草等的大型水槽(Open Aerobic Tanks),在這過程中,適當比例的氧氣也開始加入污水當中,讓水中的細菌與植物能有效地淨化水質。也正因如此,前半段的空氣中瀰漫著一絲刺鼻的臭味。

利用不同的植物,層層淨化污水 利用不同的植物,層層淨化污水

到了中段,這些經過加氧處理及植物、微生物初步淨化的水,會導向另外一個稱為淨化槽(Clarifers)的水槽。在這階段,來自上個階段污水中殺滅的細菌及其他懸浮固體,會沉降在埋藏於地下兩公尺的槽底。亦即理論上,這階段處理完的污水所含有的固態物質顆粒會大幅減少;而上述這些死亡細菌所形成的固態顆粒可以作為初級生物所食用,並會透過幫浦抽出到小山丘底下的大槽,與其他新注入的生活污水重新混和與液化,作為下一輪生物分解的養分。在這個水槽的表面,長滿類似浮萍、水芙蓉或布袋蓮之類的植物,以隔絕陽光接觸到植物層底下的水體,避免水中死亡的細菌發酵發臭。

從淨化槽流出的水,將導入3個前後相互連結、稱之為「生態流化床」(Ecological Fluidized Bed,以下簡稱EFB)的水槽,水會從第一個水槽溢流向後面兩個水槽,並透過在管線與槽中所舖設的沸石與其他水生植物進行最終階段的淨化程序。來自於淨化槽的水會透過機械幫浦讓水在低氧環境中循環,理論上已經讓水中含氧量趨近於零,因此在EFB的第一與第二個水槽,主要是透過植物進一步去除水中的氨含量,使之成為氮化物或氮鹽;最後一個EFB水槽則是用來於去除水中的氮化物。

利用簡單的儀器過濾污水(無添加化學藥劑)

這套可處理污水約在8000加崙左右、整個淨化程序耗時約4天的淨水系統,有著相當令人亮眼的數據表現(請見下表):

處理前

處理後

BOD: 250mg/l

BOD: < 10mg/l

TSS: 160mg/l

TSS: < 10mg/l

TKN: 40mg/l

TKN: < 10mg/l

NH4: 50mg/l

NH4: < 2mg/l

NO3: 0mg/l

NO3: < 5mg/l

TP: 7mg/l

TP: < 5mg/l

BOD:生物需氧量
TSS:總懸浮顆粒
TKN:量測水中含氮(Nitrogen)量水準
NH4:量測水中含氨(Ammonia)量水準
NO3:量測水中含氮化物(Nitrate)量水準
TP:水總含磷(Phosphorous)

Living Machine的管理人向大家說明,為了確保這座污水淨化系統能永續運作,在經歷過幾次慘痛教訓後,社區居民們也願意共同合作,致力不讓任何有害、有毒的化學物質(像是「通樂」、「穩潔」之類的清潔化學品)混入生活污水當中,避免破壞整個淨水系統中微生物與植物的作用,因為這些乍看之下微不足道的微生物與植物,實際上是一個個對於環境相當敏感的活生生的小機器,很容易就因為有毒化學品污染而一次死光光。

可以說,水在芬霍恩的故事,猶如鳳凰自火中重生,透過這種小巧、高效的生態淨水系統,以及居民上下一心的通力合作,曾經替人們提供多項服務而髒污的水再度獲得純淨。

以自然淨化污水的台灣經驗

在台灣,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新任主委李鴻源上台後,就曾對媒體表示要做好都市污水處理,不見得一定要透過舖設地下污水管線;他在台北縣副縣長任內,即曾推動在大漢溪沿岸設置人工溼地來淨化周遭城鎮(如樹林市)所排放的生活污水,藉由自然植物與微生物的自淨化功能來處理污水,並同時透過人工溼地作為生態復育、環境教育的場域。

舉例來說,鹿角溪人工溼地便是這樣一座佔地16公頃的近自然淨水設施,透過不同的單元(草澤溼地區、近自然式溪流淨化區、生態池區、漫流地區、次生林區、沉砂林區),理論上能處理12,000公噸的生活污水,而透過重力取水設計(也就是污水在上述六個功能單元,是透過重力位能的差異來移動的,沒用上半分電力在幫浦打水的這件事情上)省下約37萬多台幣的電費以及100公噸左右的CO2排放。

由以上例子可看出,類似芬霍恩這樣種活生生的污水處理機器,台灣也有,而且效能也不差。

只是或許我們仍應該試著去思考,在台灣,究竟有多少土地可以開發為人工溼地?因為人工溼地之所以有效,主要取決於讓污水可以在一段不算短的時間(3-6天不等)內於各個不同功能單元間滯留(retention),因而需要不小的土地才能做到。在鹿角溪案例中,是利用既有河川的高灘地來加以改造,但在其他河川或許不見得有類似的條件可以做到;因此如何在台灣寸土寸金的現實狀況下,以不耗能、儘量不使用大量化學物質進行污水處理,將會是邁向永續發展中水資源再生利用議題的一大挑戰。

根據芬霍恩生態村Living Machine的管理人表示,若需要處理城鎮乃至於城市規模的生活污水,只需要修改這套系統的部分(例如擴充污水處理量、提高系統對於更多污水中化學物品的耐受能力等),理論上亦可應用於更大規模的淨水作業。或許,在傳統污水處理系統與人工溼地之外,可以考慮讓這套系統移植到台灣,嘗試芬霍恩這套新穎有趣的污水處理系統,重新改寫水資源在台灣循環再使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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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http://e-info.org.tw/node/69330

作者:王莉雰、蔡孟薰

※ 編按:地球目前面臨的危機之一是:人類過度消耗資源,製造太多廢棄物,卻無法回收再利用。如果能夠減少消費,讓廢棄物進入自然的循環圈裡,得到再次利用的機會,離「永續」似乎也能更進一步。然而,永續並不容易,在生態村裡住了數十年的克雷格.吉布森(Craig Gibsone)先生,仍面臨一些掙扎,且來看看他的生活哲學。

克雷格.吉布森參訪芬霍恩(Findhorn)生態村的行程進入第三天,這日迎接參訪團的是蘇格蘭不正常到極點、冷冽的「盛夏」。原以為是我們不熟悉這邊的氣候,但氣溫冷到當地居民都需要打開暖氣;對我們這群來自亞熱帶的訪客來說,有幸經驗到夏季寒流的到來也相當難得。

不過在勁風冷雨中,蘇格蘭開闊原野中的色彩卻顯得豐富。在芬霍恩這個不算大的角落當中,住家或公共場域處處可見的林園裡,紫黑、橘紅、橙黃、嫩綠、堊白在灰色寧靜的背景襯托下,讓人不禁讚嘆自然用這種配色方式,展現純粹卻多樣的美感。

一行人來到在芬霍恩生態村已住了40幾年,一位樸門(註一)農學的實踐者──克雷格.吉布森(Craig Gibsone)先生的家。他將略長的白髮用黑色髮帶隨意固定,身上穿著褐色風衣。儘管風衣上頭的幾個小洞洩漏了風衣的年紀,但冷冽的大風貫穿小洞後帶起一陣衣角婆娑,反而透露了主人的率性。

帥氣的克雷格帶著興奮的語氣向我們介紹他的小菜園。在幾塊長條狀的土地上看似隨意但卻精心用籬笆區隔出不同的綠色小島中,偶爾可見野雞在庭園四處爬抓、啄食,儼然一副園中大總管的模樣。忽然,一個壯碩的小傢伙搶佔了大家的目光——牠是隻擁有人類兩個手指寬、一個手掌長、黑得發亮的鼻涕蟲。「其他農夫或許不歡迎牠,但我可不怕,因為菜園裡養的雞可以幫忙『清理』這些小傢伙。」克雷格對我們表示:「大自然裡的生物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和功能;用最少的人力介入,讓自成體系的自然自己生長,是這兒的規則。

鼻涕蟲鼻涕蟲的剋星

不要整齊劃一,要生物多樣充滿野趣

低頭看著克雷格田園中巨大的紅色大黃、白蘿蔔、高麗菜,以及一些不知道中文名的各式蔬果,這才令人發現原來這是一片不施肥灑藥、不除雜草、隨意撒種、在自然選擇下長成一片欣欣向榮的生態園。在解說中,克雷格語帶驕傲地說:「這一株是自生自長(volunteer)的、那一株也是……還有那一株……」對於人們試圖用經營診所的心態馴化(domesticate)大自然,將原本充滿野性、多樣性且生態平衡的環境弄得整齊劃一,克雷格相當不以為然。他說他的菜園模擬(mimicry)了自然界的狀態,要和自然共同創造(co-create)一個生態平衡的小園地。

 

在他的細細解說中,我們了解這就是樸門農學的精髓──強調仿效自然、順應自然的生長模式。因此他在耕種時並不翻土,以免破壞底層的生態系統,取而代之的是採用覆蓋的模式,這麼做除了可讓農作產生的副產品(如麥桿、枝葉等)再次回歸成為大地養分循環的一部分,此外也可藉由覆蓋紙板、布料的方式,來抑制雜草的生長,如此一來,就不需花時間施肥、除草。對克雷格來說,整個過程他只需要付出少量的勞力,放手讓自然接手該發生的事情,也因此他可以將時間花在其他像是捏陶、藝術、釀酒等的活動當中。

近年來在台灣大地旅人、亞曼園等組織的推廣下,樸門已經是漸為國人所知的「農藝手法」(agriculture practice),但克雷格先生更近一步將這項設計手法,融為成為生活中緊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他的家、他的農園所有設施,都仿效了大自然的生態系統來設計;對大自然來說,沒有任何生物是無用、多餘的,所有東西都有其重要性,並能重新回歸、再利用,因此也就不會產生任何的浪費。

收集雨水、收集太陽

結束戶外參訪,一行人來到克雷格自行搭建的住家,同樣是毫無浪費的樸門精神的體現!其呈圓桶狀的外觀,讓人想起電影魔戒中哈比人所居住的哈比屯,小巧可愛到極點。這棟啤酒桶屋(Barrel House)因主要建材來自廢棄威士忌酒廠釀造用大酒桶的木材而得名,酒桶木材自身的弧度,塑造了建築外觀獨特的曲線。

 

關於這棟建築的故事遠不只如此,克雷格表示,他的房子有將近75%的建材來自半徑12公里內的回收材料,只有少部分用於修飾裝潢的材料來自於外地進口。而生態綠建築常見的手法,在此一項都不少:隔熱的牆壁、建築南向大面積開窗、屋頂設置雨水回收管線、太陽能板也同樣安裝在屋頂之上,同時也在室內安裝熱交換系統(Heat Exchange System),讓太陽能板所收集的熱能轉換成廚房和洗澡用熱水;整棟房子可說是將各種被動節能(Passive Energy Saving)技術運用到了極致。

然而克雷格對自己的表現並不滿意;像是他每年要花整整一個月的時間砍木頭、搬木頭,讓暖爐提供一整個冬天的溫暖,「我的生活有75%使用再生能源,但鋸木頭的時候我仍然必須用汽油讓機器運轉。如果我不用機器,得花上3個月……」他腦海中一直思索著:「我還能怎麼辦?」

不只有他面臨這樣的難題,事實上,所有人在實踐永續生活的路上,都會碰到這樣的掙扎和兩難;卻缺乏如他產生進一步思索改進的反省。

內省的深刻實踐力

當台灣政府大力喊出「節能減碳」作為政策宣導重點,也有愈來愈多企業和人民對「環境永續」這四個字朗朗上口。然而事實上,我們的國家政府和企業,一旦面臨經濟和環境之間的抉擇時刻,大多還是選擇犧牲環境來成就表象的經濟繁榮;我們的人民,多數依然停留在各種高度消費的非永續行為層次。中間是否哪個環節出了問題,讓大家彷彿衍生出說一套、做一套的分裂人格?

在這次樸門農居參訪行程中,從頭到尾,從未聽克雷格喊出「節能減廢」或「低碳永續」這類詞句,但是從他的農園與啤酒桶屋,任何的設施,全都模仿著大自然生態,沒有任何的浪費,這種脈絡強烈的一致性,來自於貼近大地的生活態度全面的實踐;這同時也顯示了他將「照顧大地」的精神(註二),內化為一種生活哲學,因此才能戒慎恐懼又誠實地逼自己面對慾望、做出取捨,時時反省自己和大自然的關係。

台灣的問題或許在此,我們對所謂的節能減碳、環境永續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卻缺乏內化為一種生活態度和哲學,亦即失去實踐的能力和各種反省的可能。

在到芬霍恩之前,參訪團心底懷疑著這個所謂的「生態村」到底有多注重生態平衡?這兒的居民真能脫離資本主義毫不永續的高消費社會到什麼地步?從克雷格身上,我們還體認到這些問題或許應該先反求諸己:「我」有多注重生態平衡?「我可以」脫離資本主義高消費社會到什麼地步?或許還可以進一步問:「我能」怎麼做?

每個人的答案一定不同,就像克雷格菜園裡有著各式各樣的生物,大自然從來也不要求一個每個人都一樣的生態,怕的是一個不願意思考和不願意面對的心態。個人如此,政府部門亦如此(待續)。

※ 註一:樸門(Permaculture)近年在台灣一群有心人士的推動下,成為另一種農作選項和生活哲學。樸門設計,則是把自然生態系中各種有用的關係,運用在設計基礎中,尊重各種生態原理,仔細觀察自然界的能量流動模式,因而發展出高效率的系統。

註二:樸門有三大原則:照顧大地(Earth Care)、關愛人群(People Care)、公平分享(Fair Share),這三個樸門原則在芬霍恩每個角落都看得到實踐的蹤影。

在「關愛人群」方面,生態村中對於靜默、冥想以及在工作與分享中建立連結非常重視,「在愛的實踐中工作(Work as love in action)」這句被奉為座右銘的話,強調人們必須對於自己所做的工作有所熱愛,否則造成個人/靈性層次的不永續發展。依文中主角克雷格為例,他藉由參加生態村中早晨在聖所(Sancture)舉行的冥想會,與其他人佇立在靜默中來展開一天的生活。

樸門中的「公平分享」則是關於人們如何交換、交易,是帶有道德意味的經濟學,這點我們將在下星期的專文中來詳加說明。

 

 

週五, 2011-08-12 11:16 — 賴品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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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紋

參訪團來到蘇格蘭芬霍恩生態村,發現生態村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居民,就像個小型地球村,大家能在此共同追求永續生活,是因為生態村中具有「在多元中看見一致」的特色。雖說具備一致性,但對由形形色色居民組成的社區來說,做決定仍是一項困難的事。因此遇到需決議的議題時,芬霍恩基金會利用「共識決」,徵求大家的同意後執行,而支持率必須達到90%門檻,決議才能通過,大部分的決議不以個人利益為優先考量,以社區福祉為重。對少數不支持者,則必定尊重其反對權利,傾聽其理由,留有討論空間。

廢水也可以變清水柔中帶剛的技術:回收、淨化再利用

雖然強調永續需從傾聽自己、感受自然等「軟性」途徑著手,但不表示芬霍恩忽略了硬體技術,舉凡節能減碳、回收利用的設備,在生態村皆十分普遍。1989年,他們造了第一座風力發電機,至今共有4座,100%供給村子使用,有餘電時,還可賣給國家。

除了風力發電,生態村的廢水回收也堪稱一絕,他們利用不同植物,層層淨化,將臭氣沖天的灰水(grey water)及黑水(black water),轉換成乾淨的水,用來沖洗馬桶或澆花。而隨處可見援用樸門(Permaculture)概念經營的花園、菜園,讓社區裡處處生機,環境及生物都極富多樣性。

隨處可見的自然建築建築方面更是百花爭鳴,在此,我們幾乎沒見過一幢「不綠」的房子,這是因為想在生態村裡蓋房子,必須徵得基金會的同意,房子的設計要有足夠對外窗,確保充足日光來源;蓋房子的過程中,則不得使用有毒的塗料或材料。除此之外,使用太陽能板、地熱發電、綠屋頂、回收建材等,在生態村裡都不稀奇,還有人用回收的巨大威士忌釀酒桶造屋呢!

種種節能再利用的硬體設施,都出自一群有共識的人,想減少對環境衝擊的溫柔心腸。2007年,芬霍恩獲得全英生態足跡最低社區之榮耀。

教育計畫和活動:傳播永續生活種子

儘管生態村的一切讓人感覺美好,但Yvonne也提到,芬霍恩並非把自己關在玻璃球裡,做著永續未來的美夢。他們希望能讓更多人了解這樣的生活態度,故積極推廣生活教育計畫(living education),除了為期一週至數月不等的體驗,也鼓勵家庭式體驗;或跟學校合作,讓學生有機會來此親近土地和自然,成效有時讓人驚豔。例如今年年初,一群來自倫敦的青少年來到生態村,進行為期8天的生活體驗。他們到園裡種菜,第一次踏在真實的土壤上、也學習如何在社區廚房裡幫忙。8天後,本來浮浮躁躁的這些孩子竟變得平靜乖巧,連老師都十分驚訝。Yvonne說,體驗的用意便是要「在親身工作、勞動的過程中,學習靜默,感受現在,練習與自己和與自然相處」。

除了在英國國內推廣,他們也積極到世界各國進行課程,盡可能散播永續生活的種子。

生活教育,透過工作,感受與土地的連結

不完美的桃花源

不管是在軟體或硬體上,芬霍恩生態村都展現了不凡的能量和成就,但它也和一般社區一樣,面臨某些問題,人口老化便是其中之一,居民平均年齡約6、70歲,為了不讓社區凋零,芬霍恩基金會透過種種工作坊、講座或教育計畫,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輕新血加入,為生態村注入新的活力、開創新的面貌。

而雖有自我靈性修行、社區共識守則幫助,想消除貪婪、嫉妒等劣根性仍非易事,生活在同一個社區,人際關係難免產生摩擦、齟齬。或是當某人不遵守規定,其他人也會起而效尤,這些都會破壞人與人、自然之間的連結和平衡。Yvonne指出,例如原本每戶限用一台車,但因為有人買了第二台、第三台,社區裡的車子就漸漸多了起來,除了增加能源消耗,車子到處停放多少也衝擊了環境、景觀。

居民間若真的發生嚴重衝突,社區的解決方式是找第三者進行仲裁,假設還是無法處理,則會進一步召開社區會議,讓起了爭執的雙方各自陳述,並邀請居民來參加公聽會、給予意見。有時候,雙方的怒氣會在討論、溝通的過程中,因為靜下心來「傾聽」,而漸漸消弭。

魏晉時期著名的詩人陶淵明曾寫作《桃花源記》,描寫一名漁夫無意間闖進了桃花源,看見了小村裡雞犬相聞的美好生活。但陶淵明並未告訴我們桃花源是怎麼形成的?村民們又是怎樣互動、處理公共事務?芬霍恩生態村雖然有它的問題、挑戰和困難存在,但恰如Yvonne所說:「我們不完美,但是我們努力把事情做到最好!」也因著這些不完美,讓芬霍恩生態村顯得更有「人味」,更值得我們探訪、學習。

※ 想瞭解更多芬霍恩生態村神奇的廢水回收利用系統、隨處可見的樸門設計精神,以及生活教育體驗的內容嗎?敬請鎖定明日專欄!

※ 本系列專文感謝 贊助刊出

週四, 2011-08-11 11:53 — 賴品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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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http://e-info.org.tw/node/69256

作者:李紋

離開BedZED社區後,參訪團認真思考起「人」與「社群」在永續生活裡扮演的角色,在不過度依賴科技的狀態下,人究竟要如何與自己、社群及自然萬物和諧共存?用什麼方法才能凝聚共識,讓人們願意一起努力,創造新的生活方式?

穿越幾千哩路,我們來到蘇格蘭,準備落腳芬霍恩生態村(Findhorn Eco-Village),進行為期5天的生活體驗。甫下車,冷冽清新的空氣撲面而來,放眼望去,綠影扶疏,三兩隻海鷗掠過天際,路上行人雖互不相識,但微笑、點頭、打招呼好像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幾天前參訪團在倫敦累積的疲憊和負面能量,似乎因為這樣自然而舒適的環境氛圍而瞬間減輕了。

當我們描述對生態村的第一印象,芬霍恩基金會(Findhorn Foundation)的工作人員,來自澳洲的Yvonne解釋,那是因為居住在此的人,願意用「心」傾聽一切,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整體環境開始改變,更加貼近自然循環復始,生生不息的法則。

聽起來似乎有些玄妙,不過追溯芬霍恩生態村的建立背景,不難看出此核心價值其來有自。

歷史背景:翻開芬霍恩的老相簿

芬霍恩生態村位於蘇格蘭東北角,依傍在莫瑞斐斯海岸( Moray Firth coast)邊,在1960年代,由Eileen Caddy、Peter Caddy和Dorothy Maclean創建,因為失業,3人帶著3個小孩居住在拖車屋(caravan)。為了生活,Peter嘗試在屋子附近的貧瘠土地上種植蔬果,他們透過冥想、靜坐、聆聽並遵循大自然的引導,最後竟神奇地種出了碩大的捲心菜、草藥和鮮花!

自此之後,芬霍恩的聲名逐漸遠播,許多人慕名而來,發展至今擁有兩個園區、約500多名定居住戶。1972年,生態村正式註冊為基金會,並開始積極舉辦大量活動(工作坊、體驗週課程、分享會、示範班等),力求推廣涵蓋「四大意義」的永續生活。這四大意義包括:個人修行/靈性提昇(personal/spiritual)、社交生活(social life)、生態保育(ecology)、經濟穩定(economy)。由這四大領域組成的永續生活,很清楚顯現其中所訴求的各項平衡:個人的和群體的平衡;生態與經濟的平衡。

Yvonne說,3名創辦人從沒想像過當初的拖車屋會開枝蔓葉,長成現在的樣子,他們僅是謙卑地與自然溝通。而我們問到將來的願景,Yvonne笑著說:「我們沒有計畫!(We have no plan!)」她指出,重點其實不在於「該做什麼」,而是「怎麼做」。都市生活的快速步調、冷漠的人際關係,以及隨時保持警戒狀態的大腦,讓人一刻不得閒,但卻也像失去靈魂的空殼,無法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Yvonne說:「我們發現,大部分人都活得不快樂。

所以目前基金會的宗旨是:教導、幫助人們活得更快樂。

個人修行:在靜默中,聽見自己的聲音

在芬霍恩,人們學習如何與自己、與自然和平共處,一天始於和身邊的人手牽手圍成一個圓,透過圓圈和身旁的人建立連結,再透過靜默、冥想、感受自己、感受自然、感受當下,傾聽內在並和別人分享,而進行任何團體活動前,都會有這樣的小小儀式。

我們不禁疑問,這些內在觀照的「靈性提昇」行為,究竟跟永續有什麼關係?Yvonne表示,誠實面對自己,是很重要的關鍵,也是基礎。因為必須先了解自己、知道如何善待自己,才能和善地對待自然。她還俏皮地表示:「想改變世界,一次一顆心(Changing the world, one heart at a time)。」效應會像漣漪般向外擴散,讓世界更加美好。

社區生活:在多元中看見一致

社區生活也是芬霍恩生態村的永續要素之一,但想成為社區一員是有條件的,最基本必須認同生態村理念,並遵守「共識守則」(common ground),才有資格成為社區的一員。守則包括:練習觀照內在靈性(spiritual practice)、願意服務他人、社區及這個星球(service),尊重他人與自己不同之處(respecting others),若不滿某人某事,應直接與當事人溝通,不在背後說長道短(direct communication)等,共14點。

生態村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居民,就像個小型地球村。每個人到此居住的動機都不同,但透過遵守社區共識,幫助人們思考,發現彼此追求的終極目標是殊途同歸。善待自己、他人和環境的共同目標,其實都得回歸到自己和自己相處、人和人相處,以及人和自然相處的練習上。Yvonne表示,這是生態村的特色之一:「在多元中看見一致性」(see the unity in diversity)。

※ 追求自己、他人和環境和諧永續的芬霍恩生態村,真的是處透過個人的靈性提昇就可以到達的桃花源嗎?在生活層面又該如何落實?敬請鎖定明日專欄!

※ 本系列專文感謝 贊助刊出

週三, 2011-08-10 11:57 — 賴品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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