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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郭凡嘉】                            聯合文學2011.0617

書寫「假的世界」

自1993年開始,他多次往返中國與日本。他坦言,最初是為了尋找幼時在台灣生活的記憶。透過踏上中國的土地,他才開始能夠將童年時所體驗的台灣書寫出來。《國民之歌》正是透過這樣間接的媒介──中國,所創作出來的。爾後,他也將自身所體驗的中國寫成紀行散文《我的中國》。2008年夏天,他旅行至甘肅省天水,在當地因為口渴為求礦泉水,卻喝到「假水」。「假水」這樣的名稱以中文的聲音進到他的腦海,轉成日文的「kasui」再解成日意的「karinomizu」。在這樣語言互換的過程中,李維英雄發覺語言產生了新的意義。在假的世界,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是假造的這片遼闊大陸上移動後,回到日本當他試圖將這樣的經歷寫成小說《假水》(2008年由日本講談社出版),更使他意識到,自己是使用相對於真實漢字的「假的文字」──平假名與片假名,寫下「假的世界」。

使用日語書寫中國,李維英雄說,在這個時代或許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千年前的日本人憑藉著漢字創造了假名,並且承認自己所創造的文字是「假名」,「並非真正的文字」。千年之後的他,藉由這樣的文字,記錄下充斥著非真實的世界。他接著解釋到,對於這樣的行為,或許「以周邊的語言來表達中心」是絕佳的注解。

李維英雄提到,在五、六十次行走於中國大陸的歷程中,他甚至發現於北宋時代移住於河南省開封一帶的猶太人,被賜姓「趙」、「李」的遺跡。「這些屬於歐洲周邊的人民,確實地變成了中國人,且在中國生活了近千年之久,卻仍保有原本宗教的事實,使我大受震撼。」對照起自身的存在,在日本是從來不承認「美裔日本人」或「中裔日本人」這樣的說法的,或許正因如此,迫使李維英雄必須過度地思考所謂「日本人」的意義。但在開封的遺跡中處處可見被翻譯成中文字的以色列、亞伯拉罕或《舊約聖經》等字句,「這樣的行為甚至等同於他們將自己的存在翻譯成中文,並在中國活下來的證據。」這樣的震撼也讓他重新體認到,唯有繼續以日文表達自我、翻譯自我,才是自我認同的方式。

錯位的家國視角

2006年,相隔四十多年的時空他再度踏上台灣,然而卻發現幼時曾生活過的那個台灣已不復存在。對於台灣,李維英雄卻始終抱持著「在不是自己國家的土地上,有自己的家」的情感,並珍視這樣的國土與家的「錯位」。對於有人批評這是否是一種帝國主義或後殖民主義?他只說,身為一個孩子,對於「家」的所在與成員是無法選擇的。然而這樣的「錯位」,國族與家族的層層交錯,也正是使他篇篇小說,貼近實際生活與幽微隱私心境的原點。當我們聊到,大部分的台灣人在海外被問到是否是中國人時,都會強調自己是台灣人,但在外國人身分證件上,卻不以台灣被承認時,李維英雄說,正因如此,他在台灣人身上看到了一種新的自我認同與不安定的新鮮感。

即便行走於中國,李維英雄始終是透過中國的景色看見台灣,也總是不知不覺地對照起自己記憶中的台灣。他甚至說,「若是沒有台灣的經驗,或許我也不會開始以日文創作。台灣已成為我在美國與中國大陸及日本的『中間點』一般的存在了。」

訪問結束,告別了李維英雄的日式庭園與木門。我不禁想,我們所居住的世界本非清晰而絕對的,思想或情緒因文化的相對性而產生的差異、變數、錯位、無法翻譯的字句,本來就存在於我們活生生的日常中。李維英雄的小說,早已使他成為越界文學的先驅者。他已為我們開啟了一道大門,正要引領我們翻越重重國境之路。

(聯合文學六月即將出版李維英雄著、張明敏譯《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為完整收錄日本出版之三部中篇小說《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國民之歌》、《千千碎片》合集。)

◎受訪作家簡介

李維英雄
李維英雄(英文Ian Hideo Levy),1950年出生於美國加州。日本古典和歌專家。先後任教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史丹佛大學。1982年英譯日本和歌集《萬葉集》獲贈全美國家圖書獎。其後,移居日本,專事日文寫作。1992年發表第一篇日文小說《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獲頒野間文藝新人賞,成為第一位以日文寫作獲獎的美國作家。1996年以《天安門》提名角逐日本文學最高榮冠的芥川賞。2005年《千千碎片》獲贈大佛次郎賞。2007年獲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贈與國際文化獎,獎勵他多年來對海外介紹日本文學的貢獻。2009年描寫現代中國世相的《假水》得到伊藤整文學賞。現除寫小說、評論、翻譯外,並任法政大學國際文化學部教授。(阮斐娜/文)

本文作者簡介

郭凡嘉
1982年出生於台灣台北。台灣大學畢業,現為東京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生。生活行走於東京。熱愛文學,並熱愛與孩子有關的一切事物。關注於在日外國兒童之教育議題。

 

※延伸閱讀:
李維英雄──翻越大和國境第一人(上)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六月號320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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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郭凡嘉】                               聯合文學 2011.0617

五月的東京,已穿越寒冷難耐的嚴冬,進入微涼的雨季。這樣的一個週末午後,穿過東京都中心喧鬧的商店街,彎進路旁的小徑,處處綻放著粉色與桃紅的杜鵑花。在日本生活的這幾年,時常不自覺地在腦海中將東京的街景與台北重疊。杜鵑花,應是屬於台北三月的顏色吧。繞過一間神社,來到一座兩層樓高的公寓前面,老舊的木造大門上甚至沒有電鈴。很難想像在這樣純日式住宅的門後住著的是擁有「首位西洋出身之現代日本文學作家」頭銜的李維英雄(Ian Hideo Levy)

儘管這早已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年代,儘管我們歷經了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赫塔.慕勒(Herta Mueller)的《風中綠李》,甚至也看見哈金、郭小櫓等人在國際文壇上發光發熱,儘管在異國以非母語的文字寫作的行為本身,逐漸成為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共同經驗,當實際看見一個西方臉孔,運用著流利的東方文筆與東方語言,或許心裡仍會興起一絲好奇吧。而李維英雄,正是這樣一位帶著純粹西方人的面孔,卻又擁有一個十足東方味名字的存在。敲了敲木門,李維英雄開門迎來,他小小院子裡擺著一個日式石燈籠。而我知道,如此的異文化衝擊之旅,正要展開。

古典的與現代的

年少時期隨著漢學博士的外交官父親離開美國,五歲於台北、六歲於台中、十一歲時於香港等地皆棲身過一段不短的時間。高中時又到日本就學,並在日本文學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回到美國,李維英雄決定於大學專攻日本古典文學,並特別鍾情於傳統和歌文學。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課程修了後,他先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與史丹佛大學,並同時從事英譯日本和歌集《萬葉集》的工作。1982年他所英譯的《萬葉集》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的殊榮,也讓他下定決心辭去史丹佛大學的教職,自此移居日本。

這樣輾轉且重複地跨越不同國境與多重語言的李維英雄,談起自己的創作之路,我問他是否也受到了《萬葉集》的影響呢?他說,英譯的經驗固然重要,但他並不覺得自己的作品是「萬葉集性」的。在美國的二十多年間,歷經求學、從事教職、英譯《萬葉集》,對他來說都是「累積創作題材及創作動力」的行為本身。與其說「英譯」《萬葉集》,他反而覺得那更像創作。並非模仿《萬葉集》的模式與音律,而是試圖以自己的英文之聲讓這些千年前的和歌復活,他如是說。

對於《萬葉集》,這本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他說,「在這日本首次以文字被寫下來的文學作品中,我能感受到日本古人那彷彿從毫無文字的荒野中,突然發現了高樓大廈一般新鮮的文字悸動。而這或許和我第一次使用日語創作《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那文字間的興奮與迷惘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吧。」此外,於台北、台中、香港各地輾轉度過的童年時代,「在亞洲多數人的凝視中長大的金髮小孩」這樣東方人群中唯一白人的差異自覺,那永遠的他者、永遠的旅人的飄流與不安定感,彷彿也成為李維英雄文學中的共同基調,散見在他的作品中。

租借的語言

然而以一個外國人的身分進入日本文化、甚至以日文創作,絕非一件容易的事。韓籍在日文學作家李恢成在1972年獲得芥川賞時,便說這是他「身為一個非日本人、或是不被視為日本人作家終於獲得認同的證明」。對於李維英雄這首位西洋出身的日本文學作家,許多人在他創作初始都說,何不就安於翻譯一途?對於「日語的所有權」,他回想過去人生中有三十年間皆往返於美國與日本,由於是「外人」(Gaijin,即日語外國人之意)的身分,只能輾轉於東京各處租屋,而不能擁有土地與房產的經驗。這對應於他自身使用日語的經歷,每每聽到帶著西方面孔的他說出日文,皆免不了驚呼讚歎,但這樣的稱讚卻更使他意識到自己的異質性,「彷彿是和我說,我們借你日文的使用權,但最終日文仍然不是屬於你的一般。對我來說,日語所有權的問題是從這般生活最基本之處發生的。」他接著說,「但即使是母語話者,真正能夠master一個語言的人又有多少呢?即使是日本人,誰能熟記所有的漢字、成語或慣用句呢?所有的人不都是只能擁有一個語言的租地權罷了嗎?若我成為一個西洋出身的日本文學作家這件事本身是有意義的,那麼或許便是能讓大家意識到,其實根本沒有所謂的『日語所有權』,所有的人都不過是擁有『租地權』而已。

另一方面,由於童年時期隨父親轉居各地的浮游暫時性,也引發了李維英雄對生命的不確定性與母國語言文化的疏離感。相對於中文,對於選擇了日文這件事,他解釋,美國與中國有許多共通之處。同為多民族的大陸性國家,也同樣是以自國為世界中心的帝國主義強權文化。即使生活於1950年代的台灣,當時他的生活周遭充滿了來自中國的所謂「外省人」,他認為自身所經歷的台灣,不過是像中國殖民地一般的存在,而其中所包含的文化也非中國文化的全貌。

或許是對於這樣強權文化的一種反抗,身為一個來自被視為美國文化中心、甚至世界中心「華盛頓」的美國人,李維英雄最終在屬於相對周邊島國的「新宿」發現了心目中的文化中心,用周邊島國語言的日語書寫生活、並在日本群眾中找到歸屬,他甚至不覺得必須帶著自身國籍的「美國之眼」來創作。對於所謂的「自我認同」,至今李維英雄仍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然而一個作家使用了一個語言,便等同於背負了此語言的歷史,或是與此歷史的對峙。這種固有性是無法、也無需避免的。在李維英雄的身上,我們看見了這樣勇敢接受固有歷史、甚至勇於投身於此歷史的姿態。

終極的異鄉人記憶

相隔了二十年,李維英雄在三十歲之後以自身青春期生活於日本的經歷寫下了《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書中主角班傑明最後義無反顧地離開了那幢位於台灣的日本殖民時代所留下來的日式榻榻米房子,離開了只說英語的母親與反對他學日語的父親,呈現了一種結束與重整,和一個全新的開始。他說,「經歷了日本戰後迅速發展的階段,正好抓住了百年近代化的尾巴,所有的文化都在那十年間迅速地毀滅與重整,也使我能夠寫下這樣的小說。若我遇見的是七○年代的東京,或許就沒有這篇小說了。

而後1993年,李維英雄因某個契機首度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在北京所耳聞的「國語」,倏然無限勾憶起他幼時的台灣記憶。就如同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寫道,主角來到蓋爾蘭特王府門前,因為回想起浸泡在茶水中瑪德萊娜小蛋糕的味道,突然想起威尼斯,失去了的時間便彷彿在一瞬間被抹煞,孩提時代的時間得以現在進行式被喚醒一般。離開中國語圈三十多年的時間,彷彿一瞬間因「國語」而被弭平,李維英雄更發現到自己在這片大陸上不自覺地搜尋著台灣的「家」的記憶。回到日本,他寫下《國民之歌》。

在2001年,李維英雄從日本返美探親時遭逢911恐怖事件,在美國封鎖國界的狀況下,他被拒於本國之外,被迫滯留於加拿大。這樣悵然若失的個人體驗使他寫下《千千碎片》。我們可以發現,李維英雄的創作過程便如同他個人生活方式,那便是永遠的移動與追尋。

往返於客居之國與祖國之間之際,母語及第二語言不自覺地在腦海中瞬間來回穿梭,或許是多數長久生活於異鄉的人們共同的體驗。每當重返台灣,除了腦子裡總無法順利互換的兩種語言,我總會覺得眼前的情景不夠真實。因為我的日常並不存在於台灣這塊島嶼,但回到日本,卻總又強烈地意識到這不是自己的國家。我問李維英雄,《千千碎片》是否正是在這種心境下寫出來的?他說,或許正是透過文化、語言的不可譯性及越界的迷失感,造就了他對母語及第二語言的疏離,才能對911事件維持一種批判性的距離吧。

如此純粹的不安定感,失去中心的自我、語言、及國家認同的迷失,便成為李維英雄小說的基調。這樣的寫作是否是成為了尋找自我的一趟旅程呢?李維英雄回答,「與其說是尋根,不如說是在追尋回憶吧。以一個終極的異鄉人,將自我投注到各種不同的文化和語言中,我試圖在碰撞的化學反應中尋找答案。」然而行旅中國大陸時,被問及自己的國籍與自我認同時,他也不得不回答自己是「常住於日本的美國人」。對此李維英雄解釋,「我不相信所謂的民族、或是國家認同,唯一相信的只有語言。不過或許是因為我一直沒有進到現實的社會,走的路和一般大眾不同,才能如此相信吧。」他笑道。當二十一世紀非母語書寫的現象逐漸增加,或許民族與國家的認同,正是全球作家們需要重新質疑及尋求解答的議題所在吧。

 

※延伸閱讀:
李維英雄──翻越大和國境第一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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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傅正明】
2011.06.18 03:49 am
 

 

那個失業青年的自殺及其喚來的革命,體現了一種詩化的突尼斯精神……

〈給世界的暴君〉預言革命

突尼斯前總統本˙阿里在突發的革命中倉皇登機出逃之際,我們可以借用突尼斯一位詩人的預言來設想他的處境:假如他的專機穿行在寒冬夜深的黑暗中,那麼,他這位「黑暗的戀人」此刻被黑暗摟在懷裡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滋味呢?假如他的專機在白天飛行,那麼,「明麗的天空和清晨的霞光」彷彿在嘲笑他一家人的狼狽。

這裡引用的詩行,出自突尼斯詩人艾-沙比(Abu al-Qasim al-Shabbi, 1909-1934)的〈給世界的暴君〉,寫於二十世紀初突尼斯被法國占領期間。2002年,這首詩已經被譜曲歌唱並製成錄影帶。詩中針對全世界所有的暴君所作的預言,已經在全球許多國家應驗了,並且再次在詩人的祖國應驗。

這次以突尼斯國花命名的「茉莉花革命」的導火線,是某個執法人員對一個青年小攤販施暴的事件。那個原本就因為失業貧困而積怨的青年,當場點火自焚,結果引發國內民眾示威,矛頭直指總統本˙阿里利益集團的暴虐和腐敗。艾-沙比和一位埃及詩人合寫的一首詩,即後來的〈突尼斯國歌〉,早就為這場革命提供了一種比政論更有意味的心理解讀,其中有這樣的詩行:

啊,祖國的捍衛者,快來加入這光榮的集會!
我們準備去死,假如必要的話,假如死了祖國就能活著!
這是我們血管裡的熱血激勵我們……

從這裡可以看到,那個失業青年的自殺及其喚來的革命,體現了一種詩化的突尼斯精神:在某種特殊的情境中,人的尊嚴高於其肉體生命,這是今天精神上的犬儒所無法理解的。反諷的是,詩中弘揚的愛國主義,與突尼斯統治者及其利益集團掛在口頭上的宣傳風馬牛不相及,正像在中國一樣,那些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當權者,實際上是最不愛國的。已經五次連選掌權二十三年的突尼斯總統阿里,在戒嚴多日後,終於選擇拋棄他自己的祖國,亡命國外,同時捲走大批財富。

據說,突尼斯第一夫人萊拉也是一個貪得無饜的女人,瘋狂利用特權壟斷多項企業斂財。「維基解密」的2008年美國駐突尼斯大使在密電中,曾把阿里家族形容為「准黑手黨」。儘管突尼斯在「世俗」體制和「自由經濟」等不少方面領先於阿拉伯世界,但其人權紀錄使得它仍然屬於暴政國家模式。由此引爆的革命立即觸發了阿拉伯世界民眾反政府的抗議活動,從葉門到埃及,從阿爾及利亞到約旦,到處都有一點就燃的乾柴烈火。

阿拉伯世界處在十字路口,革命後的突尼斯同樣面臨嚴峻的歷史考驗。混亂中的後革命問題,像1956年突尼斯獨立後的後殖民問題一樣,前景未明,需要突尼斯聯合政府以及各界的智慧和人道精神才能解決。

更傾向於社會改良

作為一位殖民地詩人,艾-沙比難免有民族主義情緒,但是,正如伊斯蘭學者斯佩特(R. Marston Speight)在專論艾-沙比的文章中指出的:「一個革命者的角色是不適合這個人的。」艾-沙比並不鼓吹革命暴力,他甚至懂得「革命的反諷」,因此更傾向於社會改良他同時是一位牧歌詩人,對鄉村和平生活的愛戀,對平民的關懷,尤其是對理想化的女性氣質的追求,滲透在他的詩集《生命之歌》中,因此被阿拉伯文壇譽為「突尼斯民族之光」。

在〈啊,愛情〉一詩中,艾-沙比這樣對「愛情」致辭:「在這黑暗的時代,你是我的火炬」。在〈生命的意志〉一詩中,他預言那些「不擁抱生命之愛的人,將在愛的氛圍中蒸發而消失」。在〈牧歌〉中,詩人嘲笑暴君的「清晨的霞光」呈現了另一副面孔:「清晨來臨,向沉睡的生命歌唱……幽暗的溪谷裡,霞光徐徐飄動」。但願這美麗的畫面,成為後革命的突尼斯的寫照。

艾-沙比的〈給世界的暴君〉的革命警告和詩的預言,今天更值得全世界的暴君、暴虐的統治者、不民主的或偽民主的統治者聆聽:

嘿,你們這些無道的暴君
你們這些黑暗的戀人
生命的敵人……
你們取笑無辜者的傷口;你們的手上沾滿他們的鮮血
你們一邊扭曲人生的美景並在他們的土地播種憂愁一邊悠閒地散步
等著吧,不要讓春天讓天空的明麗和清晨的霞光嘲笑你們……
因為黑暗,隆隆雷聲獵獵風聲正從地平線上逼近你們
小心呵,因為灰燼下有不熄的火種
播種荊棘的將收穫傷口
你們取下人民的頭顱掃落希望的花卉;用血淚澆灌沙灘的草藥直到寸草枯死
一股血流將把你們席捲而去你們將葬身燃燒的風暴中

受雪萊的影響

詩中的春天、雷霆、風暴、火種等意象,與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在〈西風頌〉的比喻頗為相似。雪萊同樣在詩中借「詩的符咒」吹響了「預言的號角」。艾-沙比不但酷愛阿拉伯文學傳統,也嚮往歐洲浪漫主義文學,因此可能受到雪萊革命精神的影響。一位不知身處何世的中國讀者說,〈西風頌〉只具有文學史的意義了。可是,突尼斯革命再一次讓我們看到艾-沙比的〈給世界的暴君〉像雪萊的〈西風頌〉一樣在暴政國家具有的現實意義。

真正能撲滅艾-沙比所預言的「不熄的火種」的,不是知識分子「告別革命」的獻媚的說教,更不是「播種荊棘」的統治者的維穩,而是暴政在革命壓力下的退卻,是相對的社會公正。

【2011/06/18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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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清文】         聯合文學2011.0617

在四十多年前,有一位女同事問我,她喜歡一個人,怎麼辦?

我說,讓他喜歡妳,讓他表示。後來,她有交到一個朋友,我不知道她用什麼辦法,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對象。

她問得很不具體,我也回答得很抽象。我這個人不可能成為愛情的橋梁。

我建議的那個方法,對卡門是不適用的。她先愛上荷西。她用表情,動作,姿勢,用行動,還用物品,一朵花,去引誘他。

在場,有一個軍官,荷西只是一個士官,她先去引誘軍官,看荷西會不會心動。

她唱出一連串愛情的歌。

有人唱出,什麼時候妳會喜歡我?

她回答,我不知道,會不會是明天,不過,我知道,確定不是今天。

她又唱,愛情是叛逆的鳥,你呼喚牠,牠不喜歡就不會來,求牠,威脅牠都沒有用。

愛情是波希米亞人,他們沒有王法,你不喜歡我,我可喜歡你,那時,你就要當心了。

愛情就是叛逆的鳥,你以為捉到牠了,牠卻飛走了。飛走的鳥,只好等牠。你不想等牠,牠飛回來了。

1845年,法國作家梅里美(Prosper Merimee, 1803-1870)寫了一本小說叫《卡門》,他過世之後,1875年法國作曲家比才(Georges Bizet, 1838-1875)將小說改編成歌劇《卡門》,不幸,同年他也過世了,只三十七歲。

歌劇《卡門》和小說《卡門》,情節有許多不同,人物方面,也有增減,最明顯的是加入荷西未婚妻米凱兒。這個純樸害羞的鄉村姑娘和大膽不羈的卡門正好是一個強烈的對比。

因為卡門對愛情的強烈意志,有人說她太任性。

她的確很任性,不過並不是沒有王法。

軍官幾次誘惑她,說荷西只是一個士官。她不心動。最重要的是第二幕,在酒店的五重唱。五個人就是卡門、她的兩個女友和兩個走私者。

走私者勸三個女人,加入他們的團隊。他們唱:做偷雞摸狗的事,有女人就方便多了。兩個女友答應了,卡門就是不肯。

卡門說現在不行,她正在戀愛中。她在等荷西。其實,第一次碰到鬥牛士的時候,她已意識到了,不過她還是愛荷西。

她放棄荷西,是因為荷西還想回去軍營。荷西心中是有王法的。她看不起他,認為他的愛情強度不夠。把愛看做次要。所以,她再度碰到鬥牛士,就轉向他了。

當她想離開荷西,走向鬥牛士的時候,她曾經用牌占卜,結果一直出現死。但是她還是走向鬥牛士。

卡門是任性,但是另外一面卻是堅持。

她的愛情是沒有雜質的。

《卡門》,我選的是歌劇。小說是由荷西的角度去敘述,歌劇的重點在卡門,她能唱,能演,也能舞。

以前,我讀法文,有一位老師選了歌劇《卡門》做教材。對一般人而言,聽這齣歌劇的機會比讀小說的多。它是人人喜愛的歌劇,不斷有不同的指揮,不同的樂團,不同的演唱者,在世界各地一再的演出。

◎作者簡介

鄭清文
1932年生。台灣重量級小說家。著有多部小說作品,並曾獲國家文藝獎、美國桐山環太平洋書卷獎等獎項。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六月號320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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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陳蒼多】
2011.06.18 03:49 am
 

有一個美國女人造訪柏林,想聽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演講。她買了前住德國議會的車票,並請了一位翻譯人員。

到達議會後不久,俾斯麥就站起來開始演講,但譯員只是坐在那兒專心聽著。女人急切地等著他翻譯,輕輕推他,但他還是繼續聽著,沒有反應。最後,這個女人再也受不了了,突然大聲說:「他在說什麼啊?」譯員回答:「我正在等待他的動詞出現。」

這則軼事出現在美國人柯雷格(Gordon Craig)所著的《德國人》一書中,作者說德語是一種可怕的語言,動詞要很久才出現,也許就是一例。這種情形當然會苦了翻譯人員。

【2011/06/18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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