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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門下的社會行動從夏伊都爾阿蘭姆的第三世界影像社會改革談起 

chrisliu — 週六, 2010-12-11 20:45

文/劉美妤 

 [破報]

翻開孟加拉攝影家夏伊都爾阿蘭姆(Shahidul Alam)的攝影集,一個屋頂上的老婦姿態凝重地在煮食;一個眼神憂傷的小女孩裹在斗篷裡;一群羊在山腳下散落成了綿白起伏的溫柔堆塊。他的視覺語言張力十足,他的天際總是開闊而詭譎得令人目眩,牆邊幽深的黑影總是充滿壓迫感。阿蘭姆是世界新聞攝影獎首位非白人的評審,但他並不是那種到世界各地擷取故事的攝影家──他在孟加拉深耕,影像多著眼於貧窮、災難、國家民主化進程中被錯待的人們,他和他所設立的Drik影像資料庫及南亞影像學院(Pathshala)長年致力於以攝影改善孟加拉的社會,將相機連同說故事的主權直接交給貧窮的婦女與孩童,他舉辦的Chobi Mela攝影節更匯集各國攝影者一同到孟加拉進行攝影的討論與創作。 

從倫敦大學化學博士走到當代第三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影像社會改革者,阿蘭姆說,他是個徹底的political animal,即使帶他走上攝影這條路的直接原因是陰錯陽差的留下了他代友人購買的相機,他真正的走這條路的理由是為了落實他對社會議題的關懷,而攝影作為一種表達媒介的可及性最高,所有人都能運用。阿蘭姆說:「一個讓我投身的原因是我必須去找出『人們如何表述』。我發現攝影是個便於溝通的媒介,它常用並且不易受誤解,許多人無法讀寫文字,富裕的、受教育的人們可以透過文字去傳遞訊息、辯證問題,但更多人需要簡單直接的方式理解和表達。這是我為何開始建立影像的組織,很多孩子和婦女在文字語言系統中不能成為說故事的主體,但透過影像則可以。 

 

遇見這位矮矮胖胖、穿著孟加拉傳統服裝、溫暖而直率的攝影家,是由於破週報近日舉辦的覹空間(survival scene)兩岸攝影學術交流工作坊,邀請了阿蘭姆和克拉克(David J. Clark)兩位國際學者來台演講及帶領工作坊。六名中國大陸年輕媒體從業者、十名台灣的藝術科系學生在他們的帶領下,前往探看寶藏巖、重建街、樂生院、彩虹眷村、相思寮、海安路等正隨著都市發展進程而變遷、面臨危機甚或已遭毀壞的場域,透過相異背景的成員交流、撞擊企圖尋找各種可能的觀看方式,並將於這週日開始於台北當代藝術中心展出這系列的攝影作品。 

影像在當代社會議題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正如阿蘭姆所說,它是一種能夠打破種族、國籍、文字等諸多藩籬的語言──透過影像媒介的傳播,兼以網路快速散佈的科技輔助,傳統媒體不再能握住消息發送的大權,邊緣的、底層的、勞動的人民得以述說自我生命。影像一直有其社會責任。猶記看英國著名戰地攝影記者唐麥庫林(Don McCullin)在其最近一本自傳書《不合理的行為》(Unreasonable Behaviour)中對自己年輕時前往戰區拍下諸多無名人物照片的內省,照片一直都有著觀看與被觀看的主客關係,在紀實攝影的傳統裡,歐美攝影師拍下的第三世界居民,一直是匿名者。阿蘭姆生於孟加拉達卡的中產階級家庭,他在一次前往遭洪水吞沒的Gaforgaon地區時,為一群在避難所的孩子拍下合影。按下快門瞬間,他意識到站在中央的一名男孩眼盲──即使男孩永遠不可能看見,仍想要透過攝影留下自己的模樣。攝影的價值究竟是什麼?這個男孩在他心裡縈繞不去,「而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當他發覺自己拍攝底層人民的角度和西方攝影師沒什麼不同時,採取了這樣一種對抗方式:把主權還給被敘述者。 

說故事的人

有個非洲說法是:「在故事由獵物來說之前,所有故事都在榮耀獵人。」歐美攝影師帶著貴重的器材和獵奇的眼睛來到第三世界的農村、災區、貧民窟,成為勇敢拍攝苦難的英雄人物,旁觀底層人民的生活,在西方主流媒體捏塑出他們所理解的形象。「他們的照片很制式,你可以清楚看到其中的邏輯──他們在所有地方重複講述同樣的故事。因為他們攝影的本質就是外國的,他們不懂此地的語言、無法全然理解故事的意義,無論他們專業與否。這些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影像的興趣僅僅來自它的新聞價值,而對這裡人民真實複雜的生活面向感受和興趣都不高。」阿蘭姆說,「因此我認為當地人自己就能拍攝。當地人能更精確的掌握故事全貌,他們認得影像裡的一草一木,那是他們有感情的真實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在得到表達的聲音時,掌握觀看的主體性。

由媒體來說,攝影的發佈曾是由特定組織所掌握的,過去攝影是為了搭配特定故事,然而隨著媒體介面的演進和攝影的普及,主體性給了大眾之後,拍攝者自己尋找關注的議題、分享自我的認同主體,能夠找到自己的視覺語言。他們曾是媒體組織網絡裡的局外人,而現在,許多偏鄉村莊的孩童在這樣的改變中,開始真正與攝影、傳播產生關聯。相機對底層人民來說仍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奢侈品,然而他們一旦被賦予最基礎的攝影配備,就能開始自發地行動。阿蘭姆對攝影器材的推陳出新毫不在意,他說,好的相機不會讓人變成好的攝影者,昂貴器材和精密的後製都不能增進照片的價值,「我相信最簡單的器材就能作出最好的效果,它的價值要端看你怎麼用它。」

攝影的意義,在中產階級人們的身上和在底層人民身上非常不同。我告訴阿蘭姆自己在印度的經驗,貧童和遊民爭相要求我為他們拍照,看著數位相機顯示螢幕露出燦爛的笑,即使他們無法在一個月後透過電子郵件拿到這張照片。他們想要的僅僅是自己存在過的證明──當我這麼說著時,阿蘭姆的雙眼閃過溫煦的光芒,沉重地微笑點點頭。在阿蘭姆初創女性攝影計畫時,參與者幾乎清一色是中產階級女性,他和工作夥伴們意識到這個問題後,努力把底層、生活環境受到諸多限制的婦女帶入計畫。這兩種不同社會階級的女性拍攝的作品截然不同,而在阿蘭姆看來,更大的差異在於他們使用攝影的方式:「中產階級女性以攝影作為展演、學習,把照片拿在手裡讓人看。而底層婦女將攝影作為工具,去帶出她們的故事。

一開始,阿蘭姆在鄉村舉辦攝影展時,許多村民不去看的原因是:他們認為自己沒資格進入展場。當他們知道自己能直接接觸攝影時,他們就展露了高度的興趣。在125的論壇上,阿蘭姆說了一則溫馨的故事:一次在鄉村的攝影展裡,孩童們擠破了頭要進去看,一個女孩帶著她的山羊,堅持一定要一起進去。阿蘭姆問她為什麼,她說:不是我要看,是因為照片裡面有山羊,我的山羊也要看。孩子的視角遠超過成人所能想像,當這些孩子一旦意識到他們能夠去拍攝、他們的作品會被看見,他們的表現非常積極且稱職。阿蘭姆拿出了一些童工的攝影作品,那令我震撼不已──鮮豔的色彩紀錄著他們身邊的人事物,那是他們辛苦又可愛的世界,真誠直接,構圖也美得驚人。

我們對自己的能力其實沒什麼自覺!想想看-你的母親、祖母,她們並非專業的故事述說者(story-teller),也絕非生來就會說故事,但她們為我們說了好多故事,不是嗎?每個人都是說故事的人。你以為自己沒能力,但你總是在某些情況下說故事。而科技可以打開一扇門,每個人都逐漸擁有了專屬的視覺價值,攝影點亮了一些東西。如果你去問,很多人不會說自己是攝影師,但其實這正是他們在做的!我們都有這種能力,且會隨著經驗的累積愈來愈懂得如何表達。」阿蘭姆說。

活在政治裡

在孟加拉,當下最被關注的是採礦及原住民議題。孟加拉的礦業如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由大資本家掌控,礦產大量運往西方世界;而原住民被政府奪去尊嚴,並正在流失土地。而發展最好的是女權運動,強力的婦運組織不只從政策面改善婦女處境,更喚醒大眾的性別意識。事實上,阿蘭姆認為所有的政府都應該消失滾蛋,世界上應該要沒有政權、沒有國家,人們尊重彼此的文化差異而和平共處著。「多數的政府早就忘了自己的責任,忘了他們的權力來自人民。」

阿蘭姆最近的展覽《Crossfire》主題在心境化的描繪孟加拉的「非常態司法殺戮」,Crossfire一詞對孟加拉人的意義,如同「白色恐怖」之於台灣人,且並非過去式。即使他選擇拍攝象徵性的畫面而非血淋淋的紀實場景,這個展覽仍受到孟加拉政府的諸多阻撓。看著那些照片時我感到毛骨悚然,暗夜裡樹下徘徊的男人、鏽跡斑斑的門把、殘葉以及皺巴巴的空白書信──我所理解的白色恐怖的印象躍出並狠狠刺痛起來。所有的政府都以肅清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去正當化殺戮,阿蘭姆的無政府主義信念或許正由深刻感受了這麼多官方暴力而來。接下來,他打算拍攝一個曾遭軍方綁架的女人的真實故事。

影像紀述組織是否真的改變了孟加拉社會?阿蘭姆承認這個工作很艱難,但是一個可採取的途徑。有人用戲劇、用小說去書寫,也有人用紀實影像記錄,在漫長的過程中,孟加拉的人民逐漸覺醒於自身的力量。「我們有著非常自覺的人民。」阿蘭姆說,「孟加拉在邁向發展,但底層人民的生活一點也沒改變。我們要確保在國家發展時,不會有人、有問題被留在後面了;這些覺醒的群眾投入社會運動,因此必須提供機會給他們,他們會善用這些機會去做更多的改變……我相信他們能做的,這就是為何我深信民主的價值和實行的必要、為什麼我認為要把聲音交給街上的人民。他們知道自己要說什麼。」

在整個媒體傳播系統由既得利益者作為「守門人」掌控資訊的情況下,阿蘭姆這批影像工作者負擔的重量主要是在地組織可傳播的對象有限,事件中的人們無法觸及其他大眾。這些「守門人」多半在西方,他認為單是使用影像並不足夠,更重要的是去閃過守門人,「因此我們要有傳播訊息的替代路徑,不仰賴西方正規傳媒的系統。」他說。而藉著民間媒體合作、培養人才和國際間致力於此的影像工作者相互串聯,當地人和外國人一起建立起國際性的傳播網絡,兼以網路時代的新流通方式,封閉的故事開始被廣泛的看見了。

萬里長城下的媒體近用

與阿蘭姆同樣作為一個故事述說者,工作坊的另一位帶領者克拉克在跨媒體的科技使用上尤其專精。透過影像、聲音、文字、軟體技術和網路傳播的媒合,這個世紀的新聞開始以更精緻而主觀的方式敘述。我質疑這樣大量流通、精緻化表述的資訊對我們生活的意義何在?然而對長期待在中國、走過東亞許多城市的克拉克博士來說,讓更多人對新聞產生共鳴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主持碩士課程、成立影像組織,主要目的是為了連結閱聽群眾。我的很多計畫都是做社會記錄的影像工作,特別著重在把印刷傳媒轉化成影像傳媒。這是中國正在突破的,其他地方也是,試著以不同的方式說故事,把專業記者拉在一起,以新方法說故事,使用新科技,對我來說就是新的機會。」克拉克如是說。他曾於巴勒斯坦地區建立暗房與攝影工作坊,與當地必爾切特大學(Birzeit University)合作開設巴勒斯坦首個攝影學位課程;十年前受邀至中國客座授課,待過大連和北京兩個城市,五年前又再度應邀前往亞洲新聞中心主持計畫,現於英國波頓大學及中國北京外語學院指導國際多媒體新聞學碩士課程,累積了許多對中國的社會觀察。

但克拉克笑說,要談中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家,他可能還需要另一個五年去理解。「中國和我經歷過的所有文化都非常不同,容易被世界其他地方誤解,因為它太複雜,很難了解。」他說,「政府運作的方式也不一樣,而我雖然待過兩個大城市,但去到二、三級城市以及鄉村,一切又完全改變。」這樣的中國,讓克拉克深信資訊流通的必要性。在偏遠到公路都不可及的鄉村,人們要走上二十公里的路,再花上兩小時搭車才可能買到一份報紙,倘若單憑印刷傳媒來傳遞資訊,社會凝結龐大的群眾力量去做出改變幾乎是天方夜譚。

我相信帶給底層人民更多資訊以改善他們的處境,是很重要的。我們有印刷的傳播,但只能給一小部分的人看到;要帶給更多數的居民資訊的開放流通。對更大量的中國民眾,三分之二的人口在貧窮線以下,這就是中國的『人民』。我認為中國政府近年在改善窮人處境的政策上算是成功的,貧富差距固然擴張,但政府也的確帶給民眾工作機會。」克拉克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網路成為非常重要的媒介──即使我們對中國網路的印象就是它不斷篩選過濾敏感詞,並致力阻絕外界資訊的超級防火牆(the "Great Wall" of China),中國內部的記者和外國關注的媒體人,都仍在努力從中打破封閉。封鎖新聞真的可能成功嗎?我認識的中國學生半數以上都懂得如何「翻牆」,而所有學生都知道劉曉波得了諾貝爾獎。

克拉克說,中國現在有高達四億的網路人口,隨著科技逐漸普及,可預期的,不出幾年就會成長到九億之多。這些以億為單位計算的網民假使能善用跨媒體資訊技術來說故事、並更了解社會情況,將會是改變的力量所在。中國的各家報社也正落實著披露地方政府弊端等應盡的媒體責任,新聞環境的改善在克拉克看來雖是緩慢的進程,但仍是樂觀的。「中國在開放和箝制之間的變化,大約是每前進四步、就後退一步。我們通常看到後退的那一步,但整體來說是在前進的。」

影像之於科技社會

媒體作為大眾社會的一部分,它的主導權因網路興起而解放,在「每個人都能成為述說者」的網路介面,人民不需要再沉默。從歐美和包含台灣在內十年來的媒體環境觀察就能輕易發現影像化的趨勢,電視台和網路上的短片取代了已被稱為夕陽工業的報紙,克拉克預估報紙五年內就會從美國消失,而二十年內也會從中國消失。未來,即使在公民的自製新聞裡,紀錄短片也必然取代傳統的文字、照片、廣播而成為訊息傳遞的主力。

在阿蘭姆所關注的社會議題推動概念,加上克拉克著重的技術創新,更自由開放的新媒體環境確實成為民間匯集與召喚行動者的方式,也早已有許多人如此實踐著。而重要的仍是弱勢者在過程中反客為主,唯有把相機觀景窗從既得利益者眼前奪走,山羊和水鹿才能開始娓娓說起那個不屬於獵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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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訊電子報2011.2.16
作者:湯谷明

歷史,不只記錄在書上,也記錄在古道上。原住民遷移、狩獵的山徑,清廷或日治時期開山撫番的官道,百姓貿易往來的商旅路線...,古道穿越時間的長廊,演變成今日旅人訪景尋幽的步道。

歷史悠悠  泰雅姻親路

兩、三百年前,桃園復興鄉巴陵的泰雅族大嵙崁群,向北翻越達觀山,踩踏出一條狩獵的山徑,抵達烏來的福山村,而泰雅族人也在祖先亞維‧布納的帶領下,循路從巴陵遷徙到了福山,這條山徑就是福巴越嶺古道的前身。之後,兩地族人藉山徑往來聯繫及婚姻嫁娶,因此有「姻親路」之稱。

清代實施開山輔番政策,曾在烏來及福山設置防番屯所。日治時期,日人為聯繫台北廳與桃園廳的交通、並控制高經濟價值的樟腦事業,及加強對山地原住民的管理,遂依循原始山徑修築為警備道路,名為「拉拉山角板山越嶺道」。

當年沿線設置十個駐在所(警察派出所),今日僅見茶墾(扎孔)、檜山及拉拉山三個駐在所的斷垣殘壁,埋沒在悠悠歲月及荒煙蔓草中,訴說古道一頁滄桑史。

山路迢迢  體能大挑戰

福巴越嶺古道長17公里,再加上從拉拉山森林遊樂區至古道登山口的4公里,全長共21公里。

從福山進入後,前6公里全為陡升路段,極耗體力,之後雖山路平坦,但路程迢迢,往往一大清早出發,中間也不得停歇太久,才能趕在天黑前抵達終點。

有些登山者則選擇從巴陵出發,一路下行抵達福山,但連續數公里的陡降山路,讓膝蓋的負擔加劇,所以護膝及登山仗是登福巴越嶺古道重要、必須的配備,而此條也堪稱體能及耐力大考驗的中級登山路線。

巨木參天 四季展風情

古道高處位在海拔1,300 ~1,700公尺,終年潮濕,森林茂密蒼鬱,更可以欣賞從低海拔到中海拔的林相變化。

「巴陵」為泰雅族語檜木之意,表示當地有十分茂密的檜木群。從巴陵進入插天山自然保護區,為未經開發的針、闊葉混生林。蒼勁高聳的扁柏、紅檜及鐵杉傲立山林,仰望參天巨木,頓覺天地之浩瀚、人之渺小;更覺古木有靈,看盡朝代更迭、人事無常,卻依然自在靜默於山林間。

台灣的檜木多生在海拔1,800 ~2,500公尺山區,卻能在此處盎然生長,更凸顯古道自然資源之珍貴。偶有傾圮的巨木截斷山徑,旅人低頭穿越,鼻子盡聞清新檜木香,原來,當人謙卑低頭時,卻有另一番意外的收穫。

步道旁的破空處,可以望見層巒翠疊,時而陽光璀璨、時而雲霧瀰漫。初春,山櫻把山林點綴的熱鬧繽紛,一片歡愉雀躍,仿若昭告萬物春天將來的訊息。秋冬,山毛櫸葉子轉為金黃,山頭一整片金光燦爛,優美迷人;只惜短短數十日黃葉落盡,又是蕭瑟寒冬將至。

竹林殘瓶 記錄古道史

從巴陵一路下行,逐漸進入低海拔的闊葉林帶,山徑靜靜的蜿蜒在茂密的林下。多雨潮濕的氣候,使樹上長滿各式著生蕨類,一叢叢的、高低依序排列,仿若守秩序爬樹的孩童;步道邊,姑婆芋、山棕展著綠色的大葉子,為更低矮的苔蘚及蕈類提供遮蔭;鋪滿落葉的厚實土徑上,不時滾落幾顆殼斗科植物的果實,正等待機會萌芽成長。

但在層次豐富的森林中,卻突兀的出現數片竹林,那裡曾是駐在所的位置,人類活動時種下了用途甚廣的竹子,然而牆已塌、壁已傾,僅存堆疊的石塊提供蛛絲馬跡的證據,而竹子卻大肆擴展地盤,侵城掠地的牢牢紮根於此。

在竹林下的草堆間仔細尋找,不難發現殘破的各式玻璃瓶罐,這是當時日本人使用的醬油及酒瓶等,透露著駐在所人員的生活點滴。

動物樂園 步步皆驚喜

福山地區因水份充沛,林相佳,遂成為野生動物棲息的樂園。百年前泰雅族人因狩獵而開闢此山徑,直至今日,仍是泰雅族人打獵的場域,步道上仍可見獵人烤火取暖留下的火堆殘跡。

山羌、彌猴、飛鼠、甚至台灣黑熊...等,都是這裡的住民,只是許多哺乳動物生性害羞、或晝伏夜出,不易觀察,但偶而可在步道上看到動物的排遺,或從遠處傳來「沃-沃」的山羌叫聲。

多樣的植物及茂密的森林也提供鳥類最佳的生存環境,帝雉、藍腹鷳、紅頭山雀、青背山雀、灰喉山椒等不時驚鴻一暼的出現在林道中,由於腳步匆匆,無暇認真尋找鳥蹤,但一路鳥鳴相伴,卻也讓旅人享受大自然的天籟之聲。

步道旅行小幫手

  • 步道位置:台北縣烏來鄉福山村至桃園縣復興鄉巴陵
  • 步道長度:21公里
  • 健行難度:路程長,福山段落差大,全程約需8-10小時,適合有登山經驗、及體能、耐力較佳者。
  • 首選景觀:紅檜、鐵杉巨木
  • 交通指南:

1.省道9甲至台北縣烏來鄉→右轉往信賢、福山鄉道→福山村→步道入口位在大羅蘭2號民宅對面,立有標誌。
需辦理乙種入山證。

2.省道7號(北橫公路)→拉拉山森林遊樂區→步道入口在第19號巨木附近。

  • 注意事項:古道位於插天山自然保留區內,必須事先向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提出申請,經申請許可才准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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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unch

industry政府很急!在箭靶全射向國光石化之際,政府卻急著盤算大城海埔地工業區,背後帶來的非凡意義。

國光石化設廠,從屏東南州到雲林台西,頂著官民合營的身份,一路走來都算單打獨鬥,政府並不是那麼強烈的支持,到了現今態度轉硬,一幅非建不可的決心,行政院在2009年3月核定國光石化投資計畫,並且訂出目標時程,希望在2015年6月開始量產,甚至期待在2010年上半年完成環評程序。

很急!這種限期完成的要求,讓環評變得有點諷刺,能夠不通過嗎?

國光石化急著建廠,石化財團有擴張的考量,就像環說書開宗明義,建廠原因是中油和台塑石化產業的競爭關係。在台塑麥寮六輕廠運轉多年,以及中國寧波建立石化下游工廠後,中油的壓力劇增,轉投資的國光石化加上合資的民營石化業者,組成一股抗衡台塑的力量,規劃在大城工業區設立年產120噸乙烯的國光石化,並由石油公會招募石化財團,前往中國海西台灣石化專業區,積極爭取設立年產100萬噸乙烯的輕裂廠。

財團急,有著商業競爭的壓力,尤其中國年產一千二百萬噸乙烯,未來還有高度成長空間,目標希望達到年產二千萬噸的能量,台塑麥寮、國光石化在這個背景下,個個磨拳擦掌想爭第一。

財團的拼鬥,有著商業競爭的壓力,那政府急什麼?就只為吸引投資創造財富,恐怕道理沒那麼簡單。

對於政府,國光石化的建造,重點不只是石化產業,而是二岸經濟臍帶的連結關係。

中國的算計
中國高度成長,作為國家基礎工業的石化產業,有著急迫的需求,台灣石化業者清楚巨大的商機,中國當然也清楚台灣石化業者,想要前進中國的心理。但是在中國的算計下,早期以產業的思考,引入國外石化產業,打造中國的石化產業基礎,要求的是石化業必須在中國建立上下游產業,完成中國境內石化產業垂直整合的目的。

台塑海滄案,算是第一次石化西進的衝撞,在政府戒急用忍下,面對中國頻頻招手,台塑石化上游的輕油裂解不能放行,結果換來雲林麥寮工業區的開發,台塑只能在台灣煉油生產,前往中國寧波設立中下游產業。台塑的擴張,能量達到年產三百萬噸的乙烯,中油卻只有年產一百多萬噸的能量,於是官民合組國光石化,希望找地生產,追趕台塑。

中國知道台灣石化產業的競爭,再度規劃福建海西石化專業區,吸引台灣石化產業前往設廠。但是這次情勢已有不同,過去台塑海滄案,中國希望取得石化產業的關鍵技術,要求在中國垂直整合,到了現今中國生產技術精進,不乏國際大廠早已在中國設廠生產,現今吸引台灣石化業者前往設廠,目的不在技術,而在建立二岸的臍帶關係。

2009年中國提出「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明確的定義,將台灣納入海峽西岸經濟區的一環,福建海西區將是一個經濟特區,不只在石化業上先行整合,未來相關產業也會陸續整合,讓海峽二岸自由通航,甚至建造跨海大橋,挖通海底隧道,都是將台灣連結到中國地區經濟的算計。

台灣的拙計
中國想產業通吃,讓台灣變市場,但是對於台灣,面對石化業者出走壓力,政府算計的是石化上游根留台灣,中下游前往中國加工,成品銷往中國或轉口東協,建立跨海生產鍊,形成一個海峽兩岸的產業合作模式。

中國設立海峽西岸經濟區後,政府想在二岸經濟架構下,完成上游台灣,下游中國的跨海產業整合,透過政策管制不肯放行,依舊規劃在台灣設立石化上游產業,期待在ECFA通過後,石化列為早收名單,在二岸跨海合作生產下,原料台灣生產,免關稅進入中國加工,再銷往中國市場,甚至銷往東協,建立上下游分工的整合經濟圈。

於是,國光石化有其緊迫性,不只是產業的擴張,更負有因應中國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成立,台灣建立海峽東岸的產業區,形成跨海生產鍊下,扮演上游產業的定位角色。

所以,國光石化的興建,政府很急,急的不是產業,而是二岸關係。

但是中國態度很清楚,根本不考慮台灣一廂情願的盤算,在兩岸臍帶關係裡,石化產業必須在中國境內上下游垂直整合,台灣成為澈底依賴中國的市場。當台灣火速審查國光石化在大城濕地設廠案,中國在日前沒有批準台灣石化公會在海西區申請的設廠案,目的就是對台灣石化業者給予壓力,石化上游產業必須在中國設立,沒有台灣上游生產、中國加工的道理。

這個舉動,無異震撼彈,讓國光石化中多數想前往大陸投資設廠的民營業者,必須表態選邊站。因為中國的目的,已經不是石化設廠,而是在二岸臍帶關係中,扮演支配者與供應的角色,台灣只能對應海峽西岸的地區經濟,配合港口園區的設立。

財團的心意
這也是國光石化的真實問題,一旦中國擺出強硬姿態,縱使在政府依舊管制下,這些財團都開始會有不同盤算。換句話說,國光石化的開發有變數,不是環評的困難,而是中國要求前往設廠的壓力。

其實,石化業出走,已成遲早的定局,大情勢不利台灣,石化生產財團都想走,不僅市場中國大,土地投產中國便宜,勞工中國廉價,甚至石化產業在中國形成的國際聚合,都讓台灣石化業者天天算計想走。甚至石化業者精算到,一旦政府受不了壓力,開放石化上游產業,能夠前往大陸設廠,只要拆掉台灣工廠到中國重組,三到四年就能投產,比建設新廠需要五到六年,都能快速投產搶攻市場。

這種出走態勢,不只石化產業,鋼鐵、晶元、面板等產業,都有相同壓力,讓政府大量開發工業區,設立產業上游工廠,期待建立跨海上下游生產模式,最後在財團群起出走中,終成幻影。

台塑算得很精,一直想將麥寮工業港轉為綜合商業港,就是準備一旦產業外移,就能讓麥寮港成為二岸經濟圈中,扮演進出口的自由貿易港,甚至國光石化中,開發大城工業區的專用港,都是盤算在產業出走後,從工業港變貿易港,扮演二岸運輸的角色。

國光石化會是一個夢,如果中國強硬讓石化業者選邊,商人當然是追逐利益,政府期待簽定ECFA後,台灣掌握上游產業,前往中國加工銷售,終究會成為痴人說夢,政府心知肚明。

台灣石化生產內需已足,再增加的產量幾乎都是外銷為主,但在中國強力要求海峽西岸經濟區內的垂直產業建立,加上2015年量產早已錯失商機,台灣石化業者巴不得國光石化環評不過,台灣生產澈底破局,政府全面開放西進設廠。

政府不願,除了還有跨海產業整合的幻想,更想讓一些早想走的重大投資,發揮衝高成長率的選舉效用,形成民眾拒絕污染,財團為利想走,只有政府強行設立的一廂情願。

如果今天政府宣布全面開放,不僅國光石化會撤資西進,甚至台塑也會整廠遷移,就連許多產業也會相繼出走。

找尋贏的策略
其實政府必須面對,中國已非二十年前的落後,在經濟發展、國際合作下,他們根本無需依賴台灣技術,那種一項情願的台灣生產、中國加工跨海產業鍊,根本不可能實現,早期中國還要台灣的傳統產業,到現今已經看中台灣的主要工業,不斷設立特區壟斷生產線,財團見利選邊站,台灣和中國拼工業生產,實在已無本錢。

其實面對工業中國的強勢崛起,台灣必須認清競爭態勢,反而利用此一時機,進行產業轉型,像歐美先進國家一般,排除污染產業,在創意、管理、貿易與行銷等知識產業上精進,找出台灣的國際競爭力,這是中國之弱,也是台灣真正優勢所在。

甚至在產業分工下,讓中國拼工業,台灣重拾農業生產的優勢,無需在工業生產和中國纏鬥,而是以農業優勢進軍缺糧的國際市場。工廠可以搬,但土地不會走,在糧食爭奪戰一書中,指出經濟高度發展的中國,耕地面積越益減少,農民棄田從工,國民對食物多樣化的需求日益提高,世界要賺中國的錢,未來最重要將是糧食交易。中國以工業所得彌補農業不足,在國際上四處購買糧食,常常是高價購買造成缺貨,轉變成為一個農業依賴輸入的國家,東協中泰國等國都準備以糧食來大賺中國錢財。

台灣耕地面積不大,但是食物種類多樣化,以及農業技術優良,發展精緻農業體系,利潤不見得比工業低,尤其工業污染帶來的社會成本,常常是在工業利潤上,沒有被計算進去的成本。未來世界,只有更廉價的工業產品,卻是更高價的糧食需求,台灣作為一個物產豐富之島,實在不該再毀損污染土地,追求已經走下坡的工業開發,等到發現糧食產業的重要,卻是面臨破壞污染,無法使用的土地。

臍帶不是絞刑索
國光石化,不只是一項投資案,背後有著二岸建立臍帶關係下,台灣未得養分,反而失血受傷的問題,失血的不只是工業外移,更有土地被破壞的問題,以及產業策略徹底崩潰的憂慮。

在台灣,未來願景失去方向,常常是財團因競爭、因無奈,開口要開發,政府一場內部會議,就全力配合興辦,完全失去投資政策的評估與審核機制。於是脆弱的環評,竟然成為產業不當投資的最後防線,而這條防線常常不太靈光,因為它頂多可以證明對環境有危害,卻無法指控一個投資案根本從頭就是錯,甚至為錯誤的治國政策背書。

國光石化、中科四期的廠商,都有前往中國生產的壓力,整個問題的核心,不是環評過不過的問題,而是這種準備出走的投資案,根本不該被同意,該群起反對的民眾,不該只是環境守護的人士,而是關心二岸經濟發展中,政府的態度和台灣定位的所有國民。

當政府呼應中國海峽西岸經濟區設立,以國光石化作為連結的臍帶關係,該反對的不只是環境破壞的問題,而是為了短期可見的投資效益,執迷這種包走包輸的工業角力,倒底台灣面對中國強勢,真正的願景和戰略是甚麼?

※本文轉載自作者部落格:「漂浪。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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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訊中心2011.2.14
作者:張鐵志

農村武裝青年是這兩年台灣最活躍的抗議樂隊。2009年3月的第一張專輯「幹!政府」記錄了這兩年來參與的主要社運議題:反蘇花高、守護樂生院、三鶯與溪州部落、反核、農村等。2009年底的第二張專輯「還我土地」則是一份音樂的農業報告。重要的是,這些歌曲充滿能量,任何人在現場聽到都會為之動容。

2010年,他們雖然比前一年減少參與社運抗爭場合,但這幾個年輕人的身影與歌聲依然鮮明,包括凱達格蘭大道上的反國光石化晚會,和717農民夜宿凱道的守夜活動。

一場特別的「表演」是2010年6月9日,在一場關於國光石化對白海豚影響的環評專家會議上,主唱阿達獲得發言機會。他拿起吉他說,「大家好我是來自彰化的青年,各位專家學者有自己的專業,而我也有我的專業,我的專業是音樂創作,所以我寫了一首歌送給我的家鄉彰化、送給土地、送給各位專家學者,更送給未來的孩子們」。

然後他激動地唱起這首為反國光石化所寫的兒歌「白海豚之歌」。

你咁有看見白海豚 游過西海岸的海邊

你咁有看見白海豚 聽說伊嘛叫做媽祖魚

游在台灣的海邊 親像媽祖咧保庇

有一天一隻白海豚仔 游過西海岸的海邊

找無媽媽伊號未離 找無媽媽伊號未離(哭不停)

3分鐘後,國光石化總經理不耐地打斷他:「時間已經超過太多了,浪費時間!」

阿達當然沒有停下。並且,只要國光石化這個巨獸的陰影仍在,我想他就不會停止歌唱這首「白海豚之歌」。

※本文轉載自「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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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訊中心2011.2.16
作者:seeing

往年的春節假總是落落長,長到讓我覺得自己每天無所事事,不是窩在家裡當廢物,就是跟一群親戚吃吃喝喝,談些我避之唯恐不及的話題;今年明顯縮短的年假,轉眼間就回到常規的生活,真是讓我鬆了一口氣,而且還趁著到彰化與親戚團聚的日子,順道安排一趟大城、王功濱海行,讓我覺得今年春節總算沒有白白浪費。

雖然我是台北出生長大的小孩,但是父母皆來自彰化,這是一塊對我來說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小時候回彰化鹿港老家,印象中,每次要到天后宮,總要穿過一堆堆的蚵貝,大人總會囑咐著不要踩到、不要去碰,讓我對那些堆積如山的蚵貝,以及蚵貝旁正在挖蚵肉的戴斗笠女郎,總帶有一份好奇與敬意。而那一幕幕蚵貝與蚵女的畫面也常會到我夢中,至今有時我還會想不透我看到的究竟是實景還是夢境,因為幾年之後,那些蚵已經不知去向,以前常會飄來的帶著鹹味的海風,也一併消失無蹤。

小時候去過的鹿港海邊沙地,也曾經一望無垠,沙裡埋著一顆顆蛤蜊,我們踩著濕漉漉的沙地,低頭尋著黑沙裡的寶貝,每找到一顆總要興奮地炫耀一下,而那海邊的笑語,也已經飄得好遠好遠,跟著記憶中的鹿港老家一起埋葬在歲月中。如今的那片海邊沙地,記得十幾年前也曾經去過,那時「彰濱工業區」才剛成立,一大片的砂石荒蕪地上,遠遠佇立著幾棟水泥方塊建築,帶我去的叔叔說:「這沒什麼好看的,走吧!」當時我只知道童年的拾貝樂趣已不復存,而且海風夾著沙粒吹來,陣陣刺痛我的眼睛,我也想趕快離開那個地方。

這次請表姊開車載我去大城海濱,想親眼看看那片專業環保人士口中的「國際級」濕地,除了網路上看到的海鳥照片,是否也有童年記憶中埋著蛤貝的遼闊沙地。從小住在彰化的表姊沒聽過「大城濕地」,我們從台17線公路摸索著轉進臨海的小路,路邊盡是一方方池塘,池塘裡成群的鴨,正不知死活地擠成一團,讓我想起一年多前的毒鴨事件,這些無知的鴨群,是否將來也會有一天,喝進有毒的水、吸進有毒的空氣,然後再度成為一群「毒鴨」?

在抓不到方向的情況下,我們終於還是問了路人,從他們的裝扮看來,很明顯是這裡的養殖人家,本來有點擔心他們會不會也沒聽過「大城濕地」,幸好那個年輕人給了我們一個很明確的方向,我猜想他應該也是關心「八輕」建廠的當地人士之一吧。順著他說的那條海堤路開過去,看到他說的「海巡署」建築物,我們停下車來,剛好有另一輛箱型車也停在我們面前,不知他來幹嘛的,只是探出頭來看看,也沒下車就又走了。我們決定再往海邊開一點,因為濕地很大一片,而眼前有一堆廢棄物與爛泥巴,實在跟想像有段很大的距離。

我爬上長長的土堆,因為另外一邊就是濁水溪出海口濕地。放眼望去,濕地很不平整,不時有沙洲堆積,沙洲上有幾顆樹,大概是紅樹林吧?近處則有幾張綠色漁網呈V字型架在淺灘上,更近一點的土堤旁,還有一座用木板與塑膠版搭建的小漁寮,而這些景象全籠罩在一片灰濛濛的天空下,儘管這天的天氣極好,海邊的風也不大。我想起有一次曾在澎湖外海的船上,那天天氣也是非常好,澎湖這邊是一片蔚藍與清澈,遠遠看得到高雄的幾座高樓與煙囪,但是它們全籠罩在一片更灰、更厚的煙霧中,若不是親眼看見,住在都市裡的人絕不會想到自己竟是生活在一片塵煙中;台北盆地也是,若是搭飛機在上空觀望,也會有同樣的發現。

一個男人從漁寮裡走出來,我問他,石化廠要蓋在哪裡?他往北邊的海濱指了指,然後說:「以前我小時候,從我爸開始就在這裡捕鰻苗,那時候一天可以捉到好幾百尾,捉了之後賣到日本去養殖,鰻苗用人工繁殖是做不出來的。自從麥寮六輕建廠之後,我一天只捉不到幾條。鰻苗你看過嗎?我拿給你看!」說著就又走回漁寮,然後拿來一個小透明罐,裡面有兩三隻細細長長的透明小魚苗,我開始想像上百條鰻苗擠在一個小罐裡會是什麼樣子?

接著,捕鰻苗的男人又指向濁水溪對岸:「那裡就是雲林麥寮台塑六輕廠。」我只看到灰濛濛的一片,什麼廠房輪廓也沒瞧見。「為了反對國光石化廠蓋在這裡,我已經花了60萬了。謝謝你們來關心。」每次有人要向我的積極關心公共事務而道謝時,我常常感到受之有愧,因為我不覺得我是為了他們而來的,而是為了自己生長的環境與世界。臨走前,他又跟我補上一句:「一定要反對,為了那『兩度C』。」我以為他只是為了自己的工作權,原來他想的跟我一樣多。剛才在路上,表姊才說:「很多人去抗爭,為的是爭取更多的補償金。」我不反對是有這種人存在,但不能一竿子打翻所有人,不然我們這些住在台北的人去抗爭又是為了什麼?吃飽撐著沒事幹嗎?

離開幾無人煙的大城濕地後,我們又到了王功漁港,熱鬧的街上有很多賣蚵嗲、蚵仔煎、鹹酥蚵的招牌,旁邊有的還插著幾面黑白色的旗子,上面有骷髏頭,底下兩行大大的字:「八輕國光石化,危害生命財產」。我知道他們也曾北上抗爭過,因為八輕預定地就在王功漁港的西南側,石化廠一旦蓋下去,他們也是遭殃的第一線,就算領到工作補償金,那失去的健康又怎麼補?儘管國光石化公司信誓旦旦地說絕對符合環保標準,但民眾對政府的環境控管早就失去了信心,若真能做得好,何不先從已經運轉的工業區污染開始做起?如果大家親眼見到工業與環境可以兼顧,誰又會去阻擋可以賺得到、又不需付出健康代價的白花花鈔票?「為了反對而反對」的說法簡直莫名其妙!

或許有人會說,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許多用品,都是來自石化業,所以既然用著那些東西,就不該有反對興建石化廠的理由。我想今天很多反對八輕建廠的人,並非衝著台灣發展石化業而來的,台灣的石化產品可以不必仰賴進口這是好事,如果我們可以做好環境控管,那就會更好,可惜不然!土地與環境一旦遭受污染與破壞,就跟人患了癌症一樣,治療必須付出慘痛代價,甚至健康一去不復返。

再說,台灣石化產品的產量早就已經多到可以外銷,國光新建石化廠的主要目的也只是為了可以將產品外銷到中印等地,在他們的企畫書中就擺明「各股東公司為提昇公司競爭力」,完全是以一個「企業經營」的角度來思考新建廠房的理由。然而,為了賺取更多外匯,就要犧牲居民的健康與生活,甚至危害全台灣人的飲食安全,這難道是我們應該支持的事?至於他們所說的「促進就業機會、縮短城鄉差距」,就更是胡說八道了!

一位在新竹工業區工作的親戚說:「正因為我做的是高科技產業,知道這其中的毒害,所以我更加反對新建工業區。」過去的台灣,確實曾經因為仰賴這些化工等相關產業而經濟繁榮,但是我們所付出的環境代價卻也是不爭的事實,當世界先進國家已經開始意識到這一點,紛紛將高污染產業外移,或是發展更環保、更先進的工業時,台灣卻仍然以「世界工廠」自居,犧牲土地與居民的安全來換取更高的產能與財力,這難道是我們應該支持的事?以台灣人現在的知識水平與創造力,難道我們還非得發展高污染產業才得以生存?如果國光石化已經擁有他們所說的高環保技術,為什麼不先輔導那些已經創造出來的污染怪獸轉型?這不也是為各股東創造業績的一種方式?而政府對那些超級污染怪獸,是不是也應該拿出更強制、更有效的方法來要求他們改善環境、照顧員工健康?而不是永遠都是一種得過且過的態度,罔顧居民與員工的安全!

今(2011)年1月底的八輕第四次環評沒有過關,守在環保署外的環保人士個個雀躍又欣慰,但只要這個建案沒有撤銷,而政府又是抱持興建的態度,環評就可以第五次、第六次地審下去,甚至變相通過,到時不要說有人漠不關心的中華白海豚即將絕跡,單就台灣米倉、飯桌之一的彰化所提供的毒食物來說,誰可以保證絕不會讓我們吞下肚呢?

◎石化廠的危害殷鑑不遠,健康風險已無需辯解,影片請參見:

意外的十三億──台南中石化的代價(公視,我們的島)

◎興建新石化廠對台灣的遠景是什麼?文章請參見:

國光石化不能說的秘密──跨海的臍帶關係(作者:Mcnch)

◎興建新石化廠到底需不需要?有何損失?文章請參見:

推銷國光石化犯大錯(作者:周桂田,台大國發所教授、生醫倫理中心召集人)

◎興建新石化廠的利弊得失,影片請參見:

當經濟遇上環保──高污染vs高價值(公視,有話好說)

◎八輕預定地與中華白海豚的關連,影片請參見:

信託救溼地 全民2011再接力(Newtalk現場直擊)

◎「全民認股 守護白海豚」國民信託認股(環境信託)

※本文轉載自作者部落格「Seeing Image 影像行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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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訊中心2011.2.17
作者:munch

原本這裡是鳥友口中的生態秘境,5年前嘉義鳥會的朋友,帶著進入這片布袋廢鹽場,看著成千上萬的候鳥群聚,其中黑腹燕鷗的晨昏之舞,更是成為台灣西海岸的生態美景。

幾年來走訪,看著廢鹽田濕地一年比一年熱鬧,黑腹燕鷗、高蹺鴴、反嘴鴴、雁鴨等候鳥,成群的進駐,甚至黑面琵鷺也開始成為常客,更讓人欣喜是東方環頸鴴、小環頸鴴等鳥種,就在濕地內繁殖生養後代。

從2001年鹽田停產,短短十年間成為重要的生態棲地,主要原因除了長期廢棄,淺灘生態漸漸形成,加上海水適度補注,提供營養源,也豐富鳥類的食源,更重要是廣大區域的不受干擾,讓各鳥種感覺安全的進駐。

以黑腹燕鷗為例,其實牠們不常在鹽田濕地內覓食,而是飛往濱海一帶,所以會有井仔腳濱海的燕鷗群俯衝覓食景觀,燕鷗覓食後回到鹽田濕地內夜棲,濕地提供一個全然安寧的棲息環境。

2009年冬,曾經發生「野狗事件」,野狗群闖進鹽田內嬉戲、追逐,受驚擾的燕鷗群提早離開,鳥友一度以為是氣候變遷,燕鷗群離去,後來才發現是野狗惹的禍。

不受干擾成為鹽田濕地最重要的事物,甚至在燕鷗群舞出名後,經過媒體報導,大量賞鳥人湧入,鳥友之間都在討論施示總量管制的辦法,甚至開始謹言,不願太多人潮,破壞濕地的寧靜。

台灣鹽業從2000年逐漸關場停產,留下廣大的曬鹽場,2003年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成立,部分鹽田轉做觀光,更多閒置廢棄的鹽田,卻形成生態天堂,2008年台江國家公園成立,管理大台南台江地區,整個西南濱海,主管機關從原有台鹽、縣政府,又增加風管處與國家公園管理處。

許多主管機關存在,正面是相互協調合作,負面是彼此任務不同,開始產生理念衝突與資源競合的問題,思考是台鹽的土地未來?縣市的都市發展?還是風管處的觀光?國家公園的保育?西南沿海的濕地系統,會是區域的全面整合?還是塊狀的各自設計?

2008年,行政院提出「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其中逐年辦理南布袋、北門及七股等地區之濕地復育及周邊景觀整治改善工作,以建構「雲嘉南濱海濕地生態廊道」,發展生態旅遊。

許多關心濕地生態環境的朋友,注意這項計畫的走向,因為十年光陰,讓許多鹽田濕地日趨穩定,現今規劃保育工程,共同的疑問是在觀光局國家風景區的體系下,能夠實踐多少保育思維,還是打造更多適合遊客的旅遊空間。

但是,從北門井仔腳瓦盤鹽田示範區,到平安鹽祭的舉辦,整理出來的區域,開辦出來的活動,雲嘉南濱海風管處造就許多優質的旅遊地,卻也讓許多廢棄鹽田經過整理後,變成候鳥不停憩的整潔觀光區。終於讓人體悟,風景管理處專長不在保育,善長的是開發適合人類旅遊的觀光區。

整個雲嘉南沿海,一直處在變動的狀態,台61線的道路工程,以及區域中許多道路系統的興建,切碎原本廣大的鹽田、漁塭,同時大規模的整地,也讓一些野溪、小池、野地,消失在地景中。原本這些區塊,都是構成多元而複雜的環境,真正濱海濕地的全區整體面貌,但是這一波土地大整理後,野地不斷被清理,濕地被集中、指定到特定區域,人類對土地有經濟、旅遊的算計,只留少數區域讓鳥類棲息。

布袋濕地公園開發,由雲嘉南風管處規劃,嘉義縣政府提計畫向營建署申請補助,算是合作型計畫。1000多公頃的布袋鹽田濕地,成為西南濱海面積廣大的重要內陸型濕地,宣稱以生態防線觀念,建設一個集保育與防洪的生態馬其諾防線,重新設置引流水道、閘門,來控制濕地海水的補充,以及洪泛時的蓄積,具有前衛觀念的生態設計。

原本期待在各機關參與,相關濕地保育團體的協助下,應該可以在一個又一個鹽田濕地區域,創設西部濱海的生態跳島。

但是,在這些軟建設之後,濕地並非全然保留不動,而是還有一個布袋濕地公園的設計,面積約有132.57公頃,規劃有賞鳥平台、人工浮島、人工溼地、生態水 圳和自行車道、以及相關休憩服務設施,開發面積相當龐大。更重要是濕地公園的位置,佔據將近一半的鹽田濕地面積,若從潟湖、紅樹林、鹽田,所構成整個布袋 濕地,濕地公園正好位於濕地中心,將完整的濕地區域,從中切割破碎。

在規劃設計上,標榜公園採低密度設計,保留七區鹽場就足以提供候鳥棲息,但是忽略一旦人群聚集,尤其過年期間的旅遊高峰期,正是候鳥的冬候期,大量人潮、聲音,在濕地旁移動、喧嘩,對於敏感的水鳥,形成巨大的驚擾。

鳥友指出,濕地公園的位置,因為緊鄰市鎮,原本就沒什麼鳥類棲息,剛好形成一個隔離緩衝區域,候鳥集中在七區鹽田,如今隔離區變公園,一旦受驚擾,候鳥就可能離去不再來臨,當初以生態出發的規劃,搞到後來生態大壞,無異成為極大諷刺。

更在地性的思考,當西南濱海地區推動鹽田文化,如洲南鹽場的文化鹽田,許多地方社區已經苦耕多年,政府應當將資源協助居民,在社區周遭保留工作的鹽田,以及生活的鹽村,回歸常民生活的實貌,怎麼會是劃設封閉型的大型鹽田文化區,將來又可能委外OT經營,一旦產生排擠效應,遊客只往園區跑,不再往社區走,這種背離社區的規劃,如何是協助居民的產業、文化推廣。

2010年年底,前往鹽田濕地,圍籬已經圍上,像一把鐵劍直入濕地,鐵籬之後的整地工程快速進行,在候鳥棲息時刻,大量車輛進進出出,驚起一波波的鳥群,大家都擔心著,候鳥們的那一次驚飛,可能就朝向遠方飛離,永遠不再來臨。

台灣有太多自然濕地,原本鳥類棲息,生態豐富,但是一樣工程、一件開發之後,濕地就遭破壞,成為鳥類遠離的場所,一如2009年丹頂鶴降臨的金山清水濕地, 在開路爭議之後,工程單位宣稱道路不會影響。但是橫越道路開通,現今濕地空盪盪,候鳥不再來,人類有時過度高估自己的想像,自以為高飛在天的鳥,看不見新增的干擾。

所以,保護濕地,究竟是為了鳥類棲息,還是人類旅遊,如果真心為生態,就該減少工程開發,盡力維持自然原貌,縱始荒涼破落,那是候鳥選擇降落的理由。如果只是為擴大遊憩區域,那麼就坦白說,承認危機的到來,別把保育當成開發的藉口。

鳥棲或人遊,濕地存在的理由為何?

【影片欣賞:布袋鹽田濕地開發 】

※本文轉載自作者部落格「漂浪‧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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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訊中心2011.2.14
本報2011年2月14日台北訊,特約記者廖靜蕙報導

僅存不到100隻的媽祖魚(東台灣海峽中華白海豚),仍在艱困的環境中,努力求生。政府至今仍未拿出積極的保育措施,卻任由高污染、引發高健康風險爭議的國光石化在彰化海岸,白海豚的活動範圍內大肆開發;並在拿不出對策保育白海豚的情況下,環評通行無阻,令環委搖頭的環說書卻不斷有機會補件續審。

由民間6個團體所組成的媽祖魚保育聯盟以保育媽祖魚為職志,靠著微薄的經費致力於白海豚研究調查,13日下午以募款茶會的形式籌募保育經費,雖然沒有明星撐場的大場面,仍有來自藝文界、保育團體的鼎力相挺,知名文化人張鐵志即為白海豚獻聲,籌募經費;林中光樂團發表數首以白海豚為主的創作歌謠,激勵與會者;彰化環盟理事長蔡嘉陽甚至為了籌募經費,不惜與長期志工陳秉亨擁吻,蔡嘉陽說,為了白海豚什麼都願意。

國光石化所引發的爭議,包括國內的不義、世代不義、物種之間的不義,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長廖本全就以他的孩子為例,「國光石化」在幼兒的心目中已然是侵略者代名詞。他嚴詞表示,沒有人可以剝奪白海豚的生存權,也勉勵與會者,反國光石化一定會成功。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創會理事長文魯彬表示,聯盟今年將持續經常性的政府政策監督,此外將持續白海豚的研究調查,以及漁業資源和白海豚之間的關係。

文魯彬說,台灣鯨豚學者太少,而目前接受政府委託的白海豚研究團隊,常偏向替開發單位說話;此外,文魯彬也批評農委會未站在農、漁業以及保育的立場做事,文魯彬表示曾親耳聽到政府部門說這樣做有困難,他質疑若連政府部門都表示有困難,委託單位(研究白海豚團隊)更不可能說真話。因此,民間自主性的研究調查更顯得重要。

文魯彬表示,今年將持續研究調查並且舉辦國際工作坊,透過與國際連結,提供更客觀正確的評論,以達到環保署口口聲聲標榜的科學、客觀。

此外,聯盟另一個工作重點為了解白海豚與魚類資源的關係。文魯彬表示,台塑大煉鋼廠及八輕,常造成地方與環保團體的對立,漁民認為白海豚會搶奪漁業資源,造成威脅。然而,政府每年花大筆公帑進行近、中、遠程漁業資源調查,卻不見調查結果。因此聯盟今年也將透過國際學者來訪,要求政府公開調查結果以供評論,了解台灣漁業資源現況。

聯盟一年運作經費約需300百萬,這些經費完全靠民間小額捐款涓滴成河。環盟會長王俊秀即於現場表示,拯救白海豚沒成功,就要讓每年都成為白海豚年,並以「今日白海豚,明日台灣」呼籲大家關心白海豚保育。

支持白海豚保育行動,請點選連結進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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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低碳生活部落格http://lowestc.blogspot.com/2011/01/blog-post_31.html

郭英釗:別把綠建築當贖罪券

 圖/郭英釗建築師認為,花博新生三館像兩個生物體,在艱難的環境裏求生(齊柏林攝影)
 文/張楊乾(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低碳生活部落格主編)

 採訪郭英釗建築師前,我一直不確定他是因考量基金會是那瑪夏民權國小的業主,所以才願意在過年前如此忙亂的時刻,接受我所主持的廣播節目倉促的約訪;還是他純粹是想再度透過媒體,將他對綠建築的理念向外闡述。

 雖然採訪完之後,我還是不太敢確定,但看郭英釗願意花上大半個下午,跟著我們走了兩三個適合採訪的地點;但一採訪完卻也不囉唆,立刻就站事務所同事的電腦前,對著設計圖提出他的想法,我只覺得,這是一個對任何事情都極度專注的前輩

 郭英釗和他的合夥人張清華,以及所帶領的「九典建築師事務所」,在台灣幾乎已和綠建築劃上等號。從台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再到俗稱花博「新生三館」的夢想館、未來館與生活館,都可以看到在台灣不曾出現的綠建築新樣貌。

建築 也該會起雞皮疙瘩
 花博的新生三館,是花博策展人丁錫鏞口中「重點中的重點」。三個場館或利用覆土的屋頂、或導引由樹下進氣的地道風流動其中、或是利用大片的水簾,都讓建築對空調的依賴大幅降低。

 郭英釗說,花博這三個館位處新生公園偏遠的角落,一方面有航道的壓迫,卻又同時擁有很多很棒的樹。「其實三館從空中看,像兩個生物體,在一個很艱苦的環境求生存的樣子。」他指出,三館設計時是希望像人一樣,熱了會脫衣服,冷了會起雞皮疙瘩,當外界條件改變時,建築也必須作出對應,所以會有水簾、地道風等設計。「一般的建築物,可能外面的氣候其實很合適,可是建築物卻不知道。」郭英釗認為,建物智能化的過程,的確可以達成節能的目的

 不過,在郭英釗的心中,不論是綠建築或不是綠建築,對環境的發展其實都是負面的,只是程度不同。他說,建築本身就消耗許多的能源,從挖地基開始,一直到建築落成後其中使用的電器。但他也認為,蓋綠建築並不是贖罪,不是說蓋綠建築就可以愈蓋愈多,「最綠的建築就是不蓋。

木造建築 兼可顧碳
 至於為什麼自己為什麼會走向綠建築,郭英釗想不起有什麼特別時刻。但他一直相信,人類是不斷在追求效率的提升,而生物的演化本身就是效率的最佳展現,所以建築也應跟生物一樣不斷演化提升效率,這也是他把九典事務所的英文取名「Bioarch」的由來。

 而從北投圖書館或是新生三館,都可以發現郭英釗利用了大量的木頭,這中間是否帶有一些隱喻? 「其實一開始是被業主逼的,」郭英釗坦承,是因為業主要求,所以才會在蓋北投圖書館會,用了大量的木頭,但後來發現光是展現木頭的力量,「建築師不用再作什麼設計。」

 他也認為,樹木是可以不斷生長,生生不息,不像是鐵或是鋼,蘊藏量用完了就沒有了,當然用木頭的先決條件,是林木必須要從管理良好的林場來。他說,新生三館的木頭主要來自於美加地區經永續林木認證(FSC)的木頭,部份則來自台灣竹東地區造林疏伐的木頭,這些木造建材也都固下了不少的碳。

春節 多看書 多看樹
 但民眾而言,綠建築多半也是旅遊景點,我就聽過不少人一進北投圖書館,就先問咖啡廳在哪邊。所以過年假期,郭建築師是不是能推薦幾個綠建築讓民眾去參觀? 郭英釗想了一想,先應景地說了基金會所捐建給成大的「孫運璿綠建築研究大樓」,也就是俗稱的「綠色魔法學校」,但接下來則說,「我其實過年期間都是在看書,也鼓勵大家看書。

 或許拗不過我一再希望他提出春節旅遊景點,最後他說個人最推薦大家去看台南的老樹,包括像中山公園、成大校園以及台南一中的大樹,「這些大樹真的很了不起。」另外的看樹地點,他則建議是阿里山的神木群,不過他也知道過年期間可能是進不了阿里山,但建議大家有時間去看就是了。

 曾有學生問郭英釗,除了會蓋綠建築,還會蓋什麼? 但綠建築對郭英釗而言,一直都不是個議題。「我們一直是這個樣子的,只是社會的顏色變了,背景顏色一變,我們突然就跳出來了。」他說,事務所一直追求的是設計出高效率的建築,一個不斷進化且能減少使用地球資源的建築,今天你稱它是「綠建築」,他就是「綠建築」,而當明天有了另一個新的名詞,但郭英釗所追求的信念,卻不會跟著改變。

 如果您對綠建築有興趣,春節假期人也在北部,我個人建議可以花博新生三館走走。到公園時,也別只顧著找正在淨化水質的空心菜,讓它安心作好份內的事;倒是可多看看這三棟用信念蓋成的建物,以及想像其未來對台灣地貌的改變。

 (本集節目將於1/31日晚間七點於IC之音竹科廣播線上直播,並將於近日上線隨選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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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楊乾,六年級生,曾任報社記者、大學研究助理。幾年前在看到我國友邦吐瓦魯被海水蓋過去的照片後,毅然決定飛到歐洲去學全球暖化。現任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低碳生活部落格主編,曾獲第四屆華文部落格大獎、第二屆學學文創獎、2009年開卷好書獎、第一屆遠見雜誌台灣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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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環境資訊電子報2011.2.20
作者:陳維滄

為了拍攝俯瞰沙漠的角度,我時常得爬上沙山頂,翻越一山又一山,走向至高點;有時,得通過一行如山嶺的尖稜,兩腳跨騎似的走在刀峰兩側。而一張張照片中,更傳達著許許多多生命故事:兩列白樺樹中維吾爾老人騎驢走來,是美;夕照中黑城的剪影無語滄桑,是美;胡楊倒影河畔,逆光下羊群的毛海閃亮銀光,是美;大片棉花田潔白如雪,是美;蒙古牧民馳騁草原放牧牛羊,是美...。

攝影取鏡美好的一角,將片片段段的美麗連結起來,但是美麗的背後卻隱藏著殘酷。塔里木河流域設立了保護區,讓胡楊樹得以努力生長,阻擋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移,但,在河的另一頭,人們砍伐大片的胡楊林種植棉花,吸取塔里木河的水來灌溉,更犧牲了其它河段的胡楊所需的水量。人們一邊保育自然,卻一邊干擾自然平衡、消耗自然,但消失的卻來不及重生。

更嚴重的,則是為了發展觀光,求得近利的破壞性作法。例如在新彊五彩灣,那麼脆弱的風化地形,連地質學家都小心翼翼,但為了觀光卻大興建棧道,破壞了美麗的土丘。沙漠中最驚險刺激的越野車飆沙,以及駕駛吉普車橫越,破壞了沙漠原有的地形,更扼殺了隱匿沙中的動物。以黃沙凹谷中的月牙泉為例,因地勢關係,風將沙往上吹而不落在泉中,若是附近地形被破壞,綠洲將被黃沙淹沒。而更教人憂心的是,人們對自然的敬畏,越來越淡。

美麗的蒙古草原,因全球暖化和過度放牧牛羊,草場已大量沙化,儘管種植一列列美麗的白樺樹以防風固沙,哪裡追得及沙化的速度?駱駝也喪失了幫助牧民生活的功能,而成了發展觀光的臨時演員。在黃沙中消失的黑城、樓蘭古國,推測都是因為水源枯竭,而成沙海中的孤城殘址。失去了平衡的自然,背後的美是虛幻的;失去了平衡的自然,將會有更多的事物,也變成為歷史。

過度放牧、人為濫墾、超用地下水,以及全球暖化冰川融解,都導致土地不斷沙漠化,而引發沙塵暴。台灣儘管離沙漠很遠,也難逃沙塵暴的影響,遠從大漠來的沙塵,將我所居住的城市蒙上了一層灰,即使是大太陽的日子,視野也變得一片模糊。

行旅多年,透過鏡頭的方寸視野看見美麗,更讓我省思人與大自然之間,應該建立「真正的關係」,而非一昧的消費、耗損自然。

 

※本文轉載自《那些極境敎我的事》

那些極境敎我的事-圖片提供:時報出版

【書的小檔案】

書名:那些極境敎我的事

作者:陳維滄 先生
出版: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0/08/26
定價: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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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音符以外的聲音

焦元溥/聯合報2011.1.29


──楊照《想樂》隨想


音樂,究竟該如何書寫,如何討論,如何分析,每一世代都有不同觀點。但別忘了作曲家與指揮家馬勒所再三強調的:音樂中,最重要的並不在音符裡……


年近八十的作曲家郭爾(Alexander Goehr, 1932-),是英國二次戰後樂壇舉足輕重的代表人物,見證大不列顛半世紀來的音樂文化變遷。當年他到巴黎從作曲大師梅湘(Oliver Messiaen)進修,不僅技法眼界大開,回到英國更成為領導潮流的前衛派。
不過對郭爾而言,花都學習那一年,讓他印象最深的,卻是一日音樂分析的課堂報告。


「剛到巴黎時,覺得這裡既然是新音樂中心,一切都該前衛,而且要求嚴謹理論。有次輪到我報告一首莫札特作品,我仔仔細細把曲子從頭到尾整理一遍,樂句、節奏、和聲、曲式等等全都完整分析。」當郭爾自信滿滿,在老師與同學面前講解時,「沒想到當我說:『在這個小節,樂曲轉入下屬小調和弦。』教授居然毫不客氣地當場說『錯!』。」


被當場抓出錯誤,郭爾自然覺得很沒面子。他一邊繼續報告,一邊再把那個和弦看了一次──等等,沒錯呀!這明明是下屬小調和弦呀!


難道是老師看錯了?郭爾巧妙地把話轉回,又提了一次;可沒等他說完,教授居然還是說了「錯!」。


同一個地方,居然被老師糾正兩次,這實在很難看。無論郭爾如何確定,那個和弦就是下屬小調,他也沒有勇氣再提一次。但是,「如果不是下屬小調,那個和弦又會是什麼呢?」好不容易捱到下課,郭爾馬上向老師請教。


「在那個小節啊,」教授淡淡地說,「莫札特,在音樂中灑下一道陰影。」


當郭爾在演講中說到此處,全場聽眾都笑了。有學生問他感想如何,他答:「荒謬透頂!我大老遠跑到巴黎,居然來學這個!」聽他這樣說,大家笑得更大聲了。


「可是,各位,我現在卻不覺得荒謬了……」話鋒一轉,郭爾淡淡地說,「因為當莫札特寫到那個小節,他心裡想的絕對不會是什麼進入下屬小調,而是要在音樂裡灑下一道陰影啊!」


我永遠不會忘記郭爾這番話──還有比這更好的提醒嗎?音樂,究竟該如何書寫,如何討論,如何分析,每一世代都有不同觀點。但別忘了作曲家與指揮家馬勒所再三強調的,「音樂中,最重要的並不在音符裡。」(Das Wichtigste in der Musik steht nicht in den Noten.)不讀樂譜,固然會造成對音樂理解的缺失,但若只讀樂譜,認為音樂除了音符之外別無其他,那也是大錯特錯。對這門最抽象卻又最直接的藝術,我們需要各式各樣親近、理解、討論的方法。不止認識作品,更要認識作品背後的文化,那些音符以外的東西。


莫札特抽象、不帶文字的器樂曲如此,最寫實、最明確的歌劇也不例外。許多人認為歌唱家只要聲音好就夠了,殊不知一位演唱家要詮釋好一個角色,不止要在聲樂藝術多所琢磨,更必須廣泛閱讀,以知識幫助自己融入角色與時代。就如穆索斯基根據普希金詩劇所寫的俄國宮廷大戲《鮑利斯‧郭多諾夫》(Boris Godunov),故事敘述權臣郭多諾夫謀害太子奪權,最後國政動盪、反叛四起,終因良心譴責發瘋而死。劇中一段是老僧皮門(Pimen)在修道院裡寫俄國編年史,將郭多諾夫竊國篡位之事詳實記載。不過就是一個修士在自己房間寫作,算得上什麼大事呢?許多歌唱家都把此段當成一位老者對當下時局的譴責和感嘆,以蒼涼無奈的方式演唱,和劇情前後形成鮮明對比。


就邏輯或戲劇效果而言,這當然是合理的表現方法,然而若對俄國歷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就會發現這個場景其實並非如此——在郭多諾夫之前,沙皇伊凡就曾下令禁止任何編年史寫作,違者一律問斬。即使在修道院寫作,要是文稿被發現,皮門就是死路一條。因此普希金之所以安排這個場景,絕對有其強烈反抗的情緒。歌者若知這段俄國史實,或對俄國文學有深入認識,老僧皮門的獨白就不會只是平靜感傷,而該是以生命為賭注的憤怒激昂。這是完全不同的詮釋方式,而詮釋的知識並非來自樂譜判讀或聲樂技巧,而是來自歷史或文學。


歷史和文學,正是楊照在音樂之外,最具心得的領域之二。音樂和其他學科無異,不是學了作曲、演奏或演唱的技能,就必然能知曉其奧祕妙處,我們需要太多不同觀點、不同角度,在音符與音符之外推敲琢磨。《想樂》這本書,一方面是楊照對他心愛音樂作品的分析介紹;另一方面,透過這些樂曲,文章中作者更要告訴我們的,則是他對音樂史的思索論辨:那可以是重建當時聽眾對作品的反應,也可以是作曲家創作過程的內心擺盪,甚至可以是由演奏者的詮釋方法,反向思考作曲家或作品本身的問題。每一篇文章,都有作者獨特的切入點,也讓我們看到作者在自幼學習小提琴和樂理之後,如何將各領域的知識帶入音樂,這門讓他深愛不已的藝術。
你會聽到下屬小調和弦,還是看到一道陰影,或者兩者皆有?讀完《想樂》,相信你會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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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自苦勞網: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7030

2011/02/10 公共論壇文藝顯影苦勞網《殺戮的艱難》徵文 不殺戮更艱難?-簡評張娟芬的「殺戮的艱難」陳保源 (獨立作家)

責任主編:張心華

起頭

我的一個摯友知道我支持廢死之後的第一句話是:「你去死死ㄟ好啊(台語)!你知道台灣有多少人支持死刑嗎?沒有八九成、也有七八成。台灣這個地方沒有死刑不可以,一定要有死刑,不然會亂。」我同樣具有法學背景的父親,也是大力支持死刑,大力的認為執行死刑就是所謂的「依法行政(當然我所學的『依法行政』,跟他的理解,顯然有很大的崎異)」,這個部份會在稍後補充。而張小姐這本書雖然取名為「殺戮的艱難」,但核心的思想,卻是:讓國家放棄殺戮,或許更加艱難?所以以此「不殺戮更艱難?」為題,回文贈本書作者。

我們不可諱言的是,張娟芬小姐的著作,在論述部分法學觀念時,雖然很不容易的使用了即使非法學專業背景的朋友,仍然都可以淺顯易懂的方式,清晰的處理並介紹很多很重要的法學觀念,但是有一小部份對於概念的掌握確實是不夠精確的(尤其是在對於訴訟法或釋憲程序的理解,很難迴避掉「法律專業背景的人有他們特殊的玩法與技巧」這種迷思),但是這本著作的出現確實是很可貴的(連專業的法律人都極不容易處理的這麼好)。這也將會是關於台灣是否走向廢死政策相當重要的一本參考著作,很值得推薦,接下來我的論述,除了呼應張小姐的大作以外,也擬補充一些個人的想法。

比較重要,而且一定必須被補充的主張廢死理由,從前後文的對照,我認為張小姐一定是有這樣的概念的,但是在書中清楚列舉的主張廢死理由中並未那麼清晰的表達的:因為死刑執行的結果,將讓逝去的生命不存在復活的可能性,也正因為生命不可回復的特性,將讓錯誤的司法審判永久性不存在救濟的可能。這是我們主張廢死極為重要的理由。

莎莉、莎莉?青姐、勇伯?

事實上,張小姐已經一再一再的提及了廢死的各種理由、以及詳細的論述司法錯誤的可能性,但「死刑執行的結果,將讓讓錯誤的司法審判,讓生命永久性被侵害」這樣的立場必須被更清晰的補充與表達,因為:當國家的司法制度存在出錯的可能性,而任何人都可能被迫進入刑事審判時,死刑的存廢問題,直接關係到「任何一個人」是不是可能被國家誤殺的危險。而所有司法錯誤的危險當中,侵害性最大,並且因為人死不可能復生的理由,唯一將造成永久性不可回復的侵害的,就是死刑的執行。

我採用了姑隱其名的稱謂,在張小姐書中出現的莎莉檢察官(青姐)、部長(勇伯),他們或許是在某些支持死刑的朋友中的執法英雄,但在一些支持廢死的朋友眼中,已經不再是所謂的執法英雄,反而像是代替國家行刑的劊子手,為什麼呢?

提出兩個觀點跟各位分享。第一,他們依法執行死刑,真的錯了嗎?如果沒有錯,那是不是非執行死刑不可,才是所謂的依法行政?第二,就像我們到了湖邊,水面就像具有投影的功能把我們的倒影折射,水面上出現的我們,是我們、也不是我們;廢死與否的議題,也有一樣的觀察方式,但是很可惜的是,大家都很正向的從「我們這個國家仍然存有死刑這個法定刑」來思考司法官執行死刑的當否,忽略掉反面思考的面向:「如果我們這個國家已經『不』存有死刑這個法定刑的選項,司法官『是否仍可』認為執行死刑是適當的」?

第一個設問中,我們必須先釐清一個重要的觀點,現代所謂的「依法行政」觀念,強調的是遵守法源體系位階(憲法>法律>命令,稱「法律優越」原則);而且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侵害,必須有基於法律及法律授權下制定的行政命令這個先決條件(「法律保留」原則,其中,刑罰的動用,是受到最嚴格檢視的類型),況且即使實定法律被明文規定了,仍然不能侵害到憲法的核心價值體系;以及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限制,不容許不符比例的侵害、也不容許是恣意的差別待遇。簡言之,依法行政原則的真意,是基於對人民基本權利保障的觀念,對於國家權力行使的限制,因此,在符合上述原則的檢視下,國家對於人民權利的侵害才能獲得了正當化的基礎;反過來講,由於有「依法行政原則」的種種限制,也「制約」了國家權力行使的作用。

如果說因為這個國家有死刑的規定,就必然推導出「國家『應』執行死刑」的結論,顯然是悖理的。比較精確的說法是:因為我們這個國家有死刑的規定,可以推導出「國家『得』執行死刑」的正當性,但是,是否在現實上執行死刑,仍然必須檢視在實定法(包括了實體法上的構成要件,以及尤其是程序法上的規定)上是否滿足了其他「容許」國家執行死刑的其他必要要件,因此,在未完備所有的實定法要件下的死刑執行,並不符正義也可能悖法。而張小姐的文章確實很精確的描述了一個現象:當釋憲的程序被提起,讓「國家『得』執行死刑」的正當性「無法被滿足時」,如果執法人員是真正遵守依法行政原則的意旨,應該是「暫時」不代替國家執行死刑。

在第二個設問中,我先給一個答案。如果我們這個國家已經『不』存有死刑這個法定刑的選項,司法官「已經沒有任何空間」認為執行死刑是適當的。理由是,如果法律並未賦予司法官執行死刑的權限,任何死刑的執行都是違法、違憲的。那麼顯而易見的答案,但是,我們的國家,明明「有」規定死刑啊,大家可能會說,那你問這個問題幹麻,你是在講廢話嗎?但是請各位想想,為什麼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

理由在此:我們很容易「被誤導」到先入為主的這樣想,國家有死刑的規定,司法官執行死刑就是合法的,國家沒有死刑的規定,司法官執行死刑就是不合法的,這種邏輯的推演結果之下,很容易被推導出「國家有死刑的規定,司法官必須依法執行死刑」這樣的繆誤。

但是,更容易忽略掉一個更重要的基本觀念:只有法律有死刑的規定是不夠的,這個法律本身是否合乎憲法的意旨,必須被檢視;執行死刑的程序,是否已經完全合致於實體法(例如不得出現「唯一死刑」的構成要件形式,也不得是侵害生命法益以外的犯罪,而出現「罪刑不相當」的死刑可能選項)、也必須合致於程序正義的要求,不容有任何的瑕疵存在,否則,任何的死刑執行都是不具有正當性的。也就是說,去年下半年度那幾個因為釋憲程序未經完備被執行槍決的受刑人,其實不應該容許國家「利用」在聲請釋憲程序的被補正前的空檔之下,就被執行槍決。這種執行,並不是真正的依法行政,確實是種不合正義的「錯殺」。

但是這個第二設問更重要的關鍵在哪裡?是不是隱約透露出青姐、勇伯這類型的執法人員「法律規定怎麼樣,我就怎麼樣」的心態呢?──「法律規定有死刑,我就來執行,法律沒有這麼規定,死刑當然就不可以。」──一種「唯法是問」的邏輯上謬思。

這樣的心態,反映出一個相當相當嚴重的問題──從納粹德國的歷史經驗,正因為執法人員不問是非的唯法是問,導致了種族殘殺濫殺的歷史悲劇。台灣呢?出現最多濫殺、冤獄的時期,是不是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而這種歷史悲劇的肇因,唯法是問的法律人,並不能說是主要的促因,但是確實是造就了鞏固威權統治、並過度侵害一般人民基本人權重要的助因。

因此,我們真的必須很誠實的做出反省:雖然實定法中,存在死刑的規定,但是並非不存在違憲的可能性;雖然在實定法律中,透過立法的形式制定了具有死刑法定刑的構成要件,但是,因為死刑的執行會造成生命永久性侵害並不可回復的特殊性,因此,在訴訟程序的建構上,至少必須確保「司法審判錯誤的機率降低至逼近於零」,才讓國家執行死刑的正當性得以確保。然而,我國的司法體制,是不是真的能做到讓司法審判錯誤的機率降低至逼近於零呢?

盲點?-聽到的聲音、聽不到的聲音?

然後我們也必須很誠實的面對一個問題,法律的適用,無法與事實的認定切割,而事實的認定,也無法與證據法則切割的難題。而在判決中被突顯的事實,我們必須很誠實的說:這是被過濾過、被挑選過、甚至可能被「人為的導引」過,而被呈現出來「接近於還原、但不是正確的真實」,而不存在律師辯護的刑事被告,比較可能被導引至對其極其不利的事實認定,而有很堅強律師辯護的刑事被告,甚至有可能因為偵查程序的取證違法、或律師擅用證據法則,讓「實際上真實發生的犯罪事實」因為不存在合法證明的證據,而導引至對被告極為有利的方向。

講的白一點,就是:不管是犯罪的事實、或是法律的適用、科刑的範圍與論罪的輕重,存在這種可能被人為操縱的危險。

堅定採「執行死刑論」的朋友,不知道你們是不是聽到了一種聲音:當一個刑事被告不存在律師辯護的保護,他的聲音,往往會是一種「聽不到的聲音」,不可能在司法審判程序被公正對待的聲音,而這種聽不到的聲音,相較於擁有律師辯護的被告可以被聽到的聲音,「這種聽不到的聲音」讓司法誤判的危險急遽的上昇。

從故意殺人罪、刑訴三審審級構造未採強制言詞辯護制淺談廢死的艱難──淺談廢死聯盟的策略:釋憲路線?正確途徑?

從上面的論述,就不難看出為什麼「刑事第三審未採強制言詞辯護制度」會是廢死聯盟這麼在意的重點,因為,一個「未採律師或公設辯護人強制言詞辯護的審級」,讓被宣告死刑的被告,可能在並未有效獲得律師協助的前提下,急遽提高司法誤判的可能性,也讓我們對國家執行死刑的正當性產生很強烈的懷疑。甚至,我們的判決未明確區分「論罪」、「量刑」的功能,也往往可能造就了「因為承審法官的奇檬子來斷生斷死」的危險性。

但是,有點不同於這些廢死聯盟的前輩與林小姐的個人見解,我個人認為,尋求釋憲途徑對廢死的問題做出解套(他們主要是針對故意殺人罪、刑訴三審審級構造未採強制言詞辯護制提出釋憲),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有實效,但是未必合理、也未必能達到預期目標的一條路徑。

理由在於:並沒有任何法益侵害的嚴重性,高過於對他人生命法益的侵害,也就是說,如果故意殺人罪的死刑法定刑是違憲的,那任何犯罪構成要件對應於可能遭受死刑宣判的法定刑,都會是違憲的(因為沒有任何法益的侵害的嚴重性,更甚重於對他人生命的剝奪)。所以,從論理上來講,選擇這樣的釋憲路徑應該是正確的、可以被支持的方向;但是因為會對整個法制的衝擊過大(等於因為這種釋憲的結果,讓所有具備死刑法定刑的構成要件,因為違反罪刑相當性原則而違反憲法上的比例原則而違憲,所以可能因為一個大法官的解釋,導致這個國家全面廢死的結果),這樣的期待,對於向來是比較保守的司法體系來講,確實也是難為了大法官。我想,這麼多次的不受理釋憲案,恐怕或多或少也有種「這麼麻煩的事不想攬上身」的心理壓力吧?或許他們會這麼想:為什麼不透過立法討論的程序,接納各方各界的意見,在社會對廢死與否的問題有比較正面的共識時,由立法主動推動全面性的廢死。因此,這條路線的選擇,雖然是正確、可以被支持的,但是會比較難達到預期的目標。(但是我們還是必須強調一個重要的觀點:如果連故意殺人罪都不應該具有死刑的法定刑,對於我們國家的人權保障來講,是極為重要的。因為,連法益侵害程度最嚴重的犯罪類型,都不容許國家執行死刑,那麼任何針對種族的因素、政治意識的不同、輕於侵害他人生命的任何犯罪,都不存在被執行死刑的正當性。而這個方向的演變,將讓這個土地永久性的阻隔因為威權、惡法、政治性殺人的悲劇重演。因此,死刑的廢除,有很重要的宣示意義。)

而針對刑事訴訟第三審審級構造的問題,【第三審是否至少應該對於受死刑宣告的被告改採強制言詞辯論制】提出釋憲,也具有同樣的問題,我個人也認為這是正確的方向,但是經驗告訴我們,這也是條不容易走通的路。因為從以往很多數的實務見解讓我們清楚到一個現實,涉及訴訟制度的建構問題,司法是相對來講比較自制、比較尊重立法者自由形成的空間的-也就是我們白話點來說,依照司法前例,釋憲者他們容易有一種既定的印象,第三審的審級構造,到底是採取書面審、言詞辯論,那就讓立法者自己去傷腦筋吧,我們都尊重你們這樣子。所以,看起來這條釋憲途徑也不是容易成功的路徑。

那我們就必須更嚴格的去檢討一個問題了。為什麼看起來最合理、也最可行的釋憲途徑都走不通?那麼,廢死與否的爭議,如果不存在被司法解釋解決的空間,如果我們更嚴格的來看,這樣的司法訴訟途徑可能被導引出什麼樣的結果?

國家的殺戮是容易、是艱難─代結論

我個人的淺見會認為:現行的訴訟構造,將導引出一個結果,在「故意殺人罪、刑訴三審審級構造未採強制言詞辯護制」是否違憲的問題上,縱使我們「姑且」認為「這種法律規定本身」是「合憲」的,但是,仍然無法迴避一個問題:針對被宣告死刑的被告的「個案」審判程序,是不是完全能通過憲法的檢視,至少在現行的訴訟構造上來看,是很有疑慮的。理由在於:一個由大法官會議獨攬憲法解釋的訴訟構造,割裂掉最高法院從憲法的角度,來檢視個案的審判是否違憲的功能。而這樣的訴訟構造的設計,「無法擔保」從證據的取捨、論罪、量刑,都經過嚴格的層層把關程序,被認為死刑的執行確實「符合憲法的意旨」;但是,如前所述,因為死刑的執行具有不可回復的永久侵害性格,這種侵害即不容出現任何錯誤的可能性。

而在我國現實上這樣一種無法、也不曾透過憲法基本原則檢視的死刑宣判程序,是不具備正當性的。我們可以這樣講:光從「法律」的層次來看,司法的審判程序儘管都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現實上這樣的訴訟構造,不存在「從憲法的角度」去解讀,死刑的執行,可以符合「憲法上」對於人民生命權最基本尊重的確保,所以從「憲法」的角度來檢視執行死刑的正當性問題時,很可能出現漏洞。(至少我們可以這樣子講:任何在刑事第三審審判程序,未經委任律師而為死刑定讞的被告,因為缺乏律師的實質辯護,即使因為訴訟法上訴訟構造在第三審審級採取的「書面審」規定,讓這樣的死刑宣判「形式上」合法,但是,「實質上」並不符合程序正義的要求,而過度的侵害這個被告的訴訟權。而一個制度設計上,如果具備讓「個案是否違憲」可能被檢視的終審法院,很可能會推翻掉那個死刑的判決;然而,我國的訴訟構造,並「不存在」這個功能。)而一個在現實上不具正當性的死刑宣判程序,又何來執行死刑的正當性呢?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家對人民的殺戮,是容易的,也無法保全任何人不存在任何司法錯誤下,不被國家濫殺的基本要求。反向來說,我們更希望,國家的殺戮,是艱難的!但是這種存在我們理想甚至幻想中的殺戮的艱難,並不是對於罪大惡極的被宣告「死刑被告」的寬容,而是存在於,國家對於「任何一個人」無可取代的生命,最基本的尊重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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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公民基金會電子​報第01期

2011.2.1

◎邱毓斌(作者為高雄市NGO工作者工會研究員)

最近兩周內發生的幾件重大新聞,某種程度預告了春節過後包括馬總統與社會大眾都要一起面對的挑戰。

    首先是工資爭議。社會對於十八趴優惠以及公教人員調薪的不滿,很大部分是因為民間實質工資的長期停滯。然而,行政院長幾個月才剛剛誇讚資本家們的無薪假該獲頒諾貝爾獎,現在又道德呼籲這些雇主能跟進調薪,哪一個才是真的執政路線?針對工資停滯元兇之一的勞動派遣,勞委會向高科技業進行了勞動檢查,但不僅不敢公布那九成違法的電子大廠名單,同時放任政府繼續成為勞動派遣的最大雇主。我們委實搞不清楚這個政府是希望工資停滯還是工資成長?

 

    其次,國光石化的環境影響評估,在小學生、大學生到中研院院士的反對聲中,宣布年後再議。馬總統臉書帳號的首則留言,就大談他個人節能減碳之道,也提到環保署將啟動「四省競賽」,呼籲全民一起節省電、水、油、紙;但另一方面,政府卻執意把台灣最大片的國際級溼地開發為石化工廠,而《東部發展條例》草案更為財團BOT原鄉部落開了方便之門;到底,政府是希望國民來節能減碳好讓資本集團放心排碳,還是真心希望修補已滿目瘡痍的山林海洋?

 

    最後,發生逆轉的空軍作戰司令部女童命案讓我們幾乎確定,代表你我之名的國家殺錯人了。回顧來看,去年有關廢除死刑的爭議,是近年來最糟糕的一次公共政策辯論,在部分政治人物與媒體的煽動炒作下,廢除死刑荒謬地被等同於縱放惡囚,社會不僅沒有理性對話空間,政府的表現更是荒腔走板,於是,我們看到政府一方面繼續判決與槍決,另一方面馬總統卻表示樂見達成廢除死刑這個目標。這讓人聯想到老菸槍戒菸時常說的話:等我把這包菸抽完再來戒!

 

    本文把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討論並不是沒有原因的。馬總統親自操盤批准的聯合國兩項人權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與社會權利國際公約》,在今年五月即將滿兩年。而工資可供生活溫飽、提供國民健康的環境、以及逐步廢除死刑正位於這兩公約的基本規範裡。批准國際公約當然有助於台灣國際地位提昇,但如政府在這三個面向的政策是互相矛盾,甚至反其道而行,將來向國際社會發布的人權報告豈不遭人看破手腳?

 

    過去台灣力求工業開發,凡事滿足資本家需要,諸如勞動權、環境權、生命權等皆被視為次要議題。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大眾慢慢理解到,資方權力不能無限擴張,自然資源不能放任毀壞,全民更該共同維護生命的不可侵犯,這是近來政府開始宣示維護這些權利的原因。

 

    俗話說得好:「有一好,無兩好」。攸關國家發展,執政者很難萬事都是刀切豆腐兩面光。既然看到過去歷史軌跡所留下的不文明,要不要繼續滿足舊時代的需求,這是馬總統與執政團隊的挑戰。鄭重建議,站在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的基礎上,執政者應該清楚地向資本宣示政府調高工資的決心,因為這並不會危害經濟成長;應該撤回國光石化開發案,因為台灣已經不需要這種不符經濟利益卻又毀了珍貴生態的產業;應該推動廢除死刑的替代方案,因為這是國家帶頭示範對於生命權的尊重。

 

    至於社會大眾應讓政府知道我們不要與舊價值牽扯不清的兩面討好策略,我們要政策與制度上懂得尊重勞動、環境、人權的執政路線。至於公民社會該如集體出聲,上周四在環保署外的學生們及周五在凱道上的原住民們,已給我們做了很好的示範。

附註:原文刊載於中國時報苦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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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公民基金會電子​報第01期

2011.2.1

文/蔡卉荀(地球公民基金會研究員)

    前年查獲桃園觀音工業區偷排廢水,環保署以行政罰法計算不當利得,向污水處理承包商求償一億三千萬元,創國內環保史上第一起天價罰鍰。然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近日判決包商抗罰勝訴,理由是:工業區污水排放是結構性問題,應由經濟部和環保署共謀解決,而環保署僅採取行政處分,不能達到環保與經濟雙贏的目標。

 

    包商與工業局明知故犯、毒害大地的罪行令人髮指,如今竟從法庭中脫罪免罰,此不僅嚴重打擊第一線環保稽查人員士氣,更讓全台民眾大嘆不公。然而,此判例也凸顯出環保法規的不足與行政機關的失能

1.  現行水汙法最高罰鍰僅六十萬元,與廠商所造成之環境損害不成比例,間接鼓勵廠商知法犯法。

2.  工業局身為事業主管機關,不僅未輔導廠商依法行事,還以契約轉嫁,讓廠商負擔行政風險,其行徑著實瀆職、可恥!

3.  環保署輔以間接的行政罰法來加重處分違法廠商,立意雖善,但除了有適法性的爭議外,拐著彎開罰正暴露環保機關無能直接針對廠商的惡行採取有效的懲處,而環保署不謀根本解決之道,退居次級處罰,也凸顯其過份倚賴末端查緝、懲處,以為單憑如此就能改善工業廢水汙染的顢頇態度。

 

    解決工業廢水污染首要從源頭減量、建立有別於今日貓捉老鼠式的稽核制度、並針對廠商之環境損害責任修訂合理的裁罰規範。是故,工業局和環保署均責無旁貸!


    工業局握有龐大社會資源,可支援的學術團體不勝枚舉,工業局依法有責任與義務,主動研發、輔導廠商改善工廠製程,選擇無毒或低毒的替代原料,建立生產流程中所有毒物與污染物的流佈路線與防堵機制,加強廢水入流管理與末端處理回收能力,並協助環保機關建立直接從製程中防弊、稽查的機制。工業局若仍只管產能產量的成長,不做有助於環境永續的事,我們的工業區和工廠只會繼續不眠不休地製造垃圾給來不及替他們擦屁股的環保機關和無辜受害的土地與人民。

 

    環保署則應該研擬追究廠商對環境、土地、人民造成傷害的合理補償與處罰辦法,提報立法機關制定相關法規,同時更要思考如何將污染管理的範疇從生產的末端擴展到前端,積極研擬更有智慧、不需耗費人力經費疲於奔命的污染監控稽查體制。這種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在歐美日先進國家早已行之有年,見諸各類環境法規的規範與執行手法中;對岸的中國更在2007年制訂《環境信息公開法》,不僅讓企業有公開其經營活動中所有環境信息的壓力,更保障公眾獲知環境資訊、參與環境保護的權益,反觀台灣尚無這類法規,在環保人權方面已被迎頭趕上。

 

    法院的判決宛如當頭棒喝,工業局應停止悖離國際潮流、停止用經濟謀殺環保;環保署應深自反省、建立積極有效的法制與管理手段。這是一個需要經濟與環保共創雙贏的時代,否則只會讓犯罪的廠商繼續逍遙法外,讓長期飽受汙染之苦的台灣土地與人民更加感到洩氣與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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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立報2011.2.1

【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

微軟派遣員工不滿年前遭解雇投訴媒體。這樁派遣員工解雇事件凸顯非典型勞動日益增加,法令與權益保障卻仍不足的大問題。

在台灣微軟OEM部門工作的Dolly向媒體投訴,28日下班前接到公司通知,以她裙子過短為由解雇她,隨後,她收到派遣人力公司相同通知,感到憤憤不平。不過,微軟與派遣公司卻表示還在了解詳細情況。

解雇須有正當理由

依照現行勞基法,派遣員工的確受雇於派遣公司,要派公司只是員工工作場所,要派公司認為員工不適用必須有正當理由。勞委會勞資關係處副處長楊錫昇指出,即使要派公司不用她,派遣公司也必須幫她找到其它工作。

楊錫昇表示,目前看來解雇裡由涉及歧視,該名員工可在爭議發生當下,向所屬地方主管機關申訴,請相關單位介入協調。台北市勞工局就業安全科科長江明志指出,去年5月新竹縣政府曾詢問勞委會,派遣員工遭到要派公司歧視,應由派遣公司或者要派公司負責,「根據當時勞委會的解釋文,比較傾向由派遣公司負責。」江明志說,但員工畢竟是在要派公司工作,發生糾紛卻找派遣公司來協調,「真的很奇怪!」

江明志強調,就業歧視涉及勞工權益,受害者可向主管機關申訴,「由於當事人是派遣員工,相關單位還得再去了解當初要派公司與派遣公司之間簽的合約內容。了解這次解僱是否違反合約內容。」若當初兩方合約內容只有「不得違反勞動相關法令」這樣的字句,則未來在協調上將會演變成雙方各執一詞的窘境。

因該名員工受僱的派遣公司登記在新北市,而要派公司卻位於台北市,究竟應該由哪個單位負責,仍有爭議。

江明志表示,台北市勞工局也有向勞委會請示,到底應該由哪個單位負責,目前正在等待回應。

派遣公司助雇主卸責

對於派遣人力勞資糾紛權責不清問題,自主工聯執行長朱維立指出,「現行派遣公司就是在幫真正的雇主解套,讓他們逃避相關法令,不需對員工負責。」派遣公司雖是名義上的雇主,但員工還是受到要派公司的監督與管理,而且「是否適任」也是由要派公司決定,要派公司應有部分責任。 

朱維立直言,派遣人力長久以來的問題就是負責的對象太混亂,發生糾紛時不知道誰該負責。勞工團體也強調,發生勞資糾紛時,要派公司和派遣公司都應該共同出面進行協調。

目前勞委會打算修改現行勞基法,加入派遣專章,朱維立也表示,派遣專章將要派公司與派遣公司的權責切割得很細,例如組工會權益、勞健保都是掛在派遣公私底下,「但是派遣員工在不同要派公司工作,面對的職場環境與工作狀況各不相同,要怎麼共組工會?

朱維立強調,許多長期使用派遣人力的國家,例如德國與日本都開始反省制度問題,派遣人力造成社會貧富不均擴大,勞工貧窮化與就業不穩定等問題,「以台灣8百萬名勞工來說,其中有60萬是派遣,勞委會應該思考如何讓這些人成為正職員工,而不是想辦法為雇主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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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教育基金會電子報2011.2.1

◎盧玲穎(人本教育札記前主編、人本教育基金會專案研究員)

這篇文章要談一些日本對於「霸凌」事件的研究。相較於歐美國家,日本的校園文化及教養文化與台灣更接近,而日本學者們累積近二十多年的相關研究,或許能給我們一些不一樣的啟示。

排擠是日本校園中最嚴重的欺負事件

日本大規模的「霸凌」相關研究開始於1980年代。1984年,日本發生了十多起學生自殺事件,教育當局在調查過後,發現許多自殺事件與學校中的欺負事件有關。他們也發現學生留下的鉅細靡遺的遺書,這些遺書常描述他們在學校內如何受到欺負、以及周遭成人如何無法協助他們。學者也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校園調查,企圖找出校園欺負現象的特徵、以及可能的改善方法。

日本學者強調日本的「霸凌」有其根植於日本文化的特性。因此即使在英文文獻中,許多日本學者仍堅持用「Ijime」這個仿日文發音的英文字,來描述在日本校園中的欺負現象。因為他們發現,這些事件雖然類似於歐美所定義的「霸凌」,例如這些行為是長期的、重複的、針對個人的,但在日本,常被歐美學者討論的肢體暴力事件並不是欺負事件的大宗,反倒是過去較少被搬上檯面討論的排擠、排斥等行為,是日本校園內最常發生、也對學生影響最深的欺負事件。

日本學者觀察到許多「集體對個人」的霸凌,亦即有一群人共同持續地欺負、排斥(忽視或隔離)、嘲弄一位被大家定義的弱者。這樣的欺負表面看起來不如肢體暴力有殺傷力,但其實負面影響驚人。一位自殺的日本學生在一張紙條上就留下這樣的句子:「我覺得我所有的朋友都對我很冷淡,我無法相信任何人。」 (註 1)

註1:The Japan Times Online,OCT. 28, 2006. Bullying still a school problem.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ed20061028a1.html

日本校園中的欺負行為,又往往是以班級為基礎,學者發現常有全班同學共同排擠某位同學的狀況。同時,日本學者強調,排擠與嘲弄他人的學生可以是任何人,部分所謂的好學生、或看起來相當平凡的學生,在排擠、嘲弄、或鼓動他人排擠同學時,並不會比較仁慈。

集體文化的影響

日本學者也試著尋找那些造成、或促發這些「集體性欺負現象」的因素

常被提到的是日本的「集體文化」的影響,因為日本是一個要求「服從」以及「集體」的社會,例如日本有一句常用語是:「只要有人去排隊,你就去排」。而在日本的學校裡,密密麻麻的校規往往是希望學生們維持「相同的樣子」。在這種氛圍下,只要你是「不合群的」、「不一樣的」、或「不符合規定的」,就有可能被排擠。

學者的發現是,當加害者被問到他們為什麼欺負某位同學時,常見的回答是:「那個人很自私不合群」、「那個人的舉止不得體」、或「那個人不守校規」。一位成績很好、參與活動也很積極的八年級學生,在被問到排擠同學的原因時說:「我不覺得排擠別人的人就要負起完全的責任,因為,如果全部的人都討厭某個人,那個被討厭的人一定有什麼問題。」(註2)

註2: Akiba, M. (2005) Nature and Correlates of Ijime – Bullying in Japanese middle scho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1(3) 217-236.

在這裡,「集體化」的概念深植人心,因為這些學生無法融入集體,所以是「大家不喜歡的」,因為是大家都不喜歡的,所以大家有權力處罰他。

校園文化的影響

除了社會上的集體氛圍,日本的校園文化也是學者提出來討論的要點有學者認為,日本學校裡主要教學生功課,而不是教學生互相相處,這不但無法協助學生處理人際關係中的衝突,也讓學生更容易複製日本校園內的威權管理概念

許多學者也認為,日本學校內的師生關係對於學生間的欺負行為有直接的影響。在一份針對767位國小與國中教師的研究中,就有三成國小老師和四分之一的國中老師,認為他們自己在教學時所說的和所做的,可能催化了學生間的欺負行為。例如,當老師以帶有貶抑地位的方式喊學生,或者當老師用體罰、嘲弄、或是貼標籤的方式來懲戒學生時,他們用來貶抑或處罰學生的不當說詞,常會被學生引用來嘲弄別人。 (註3)

註3. Cited in Yoneyama & Naito, 2003. Problems with the Paradigm: The School as a Factor in Understanding Bullyi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apan). 24(3), pp.315-330

2006年日本發生的一位學生自殺事件,就是一個這類事件的極端結果。這起發生在日本福岡的學生自殺事件,經過當地教育單位調查後,發現這位學生先是在課堂上被老師嘲弄是「偽君子」,然後開始被全班排擠。更糟的是,這位老師還在課堂上公開這位學生的父母與他自己的對話,然後嘲笑這位學生是騙子。 (同註1)

在這位學生自殺後,這所學校的校長公開向全校學生道歉,表示這位老師的行為是這位學生被欺負的催化劑,而日本教育當局,也更謹慎反省教育者在校園欺負事件中的角色。

正視與觀察

對日本來說,多年來針對霸凌的討論與研究,讓他們更清楚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也讓他們對於造成欺負現象的環境和校園環境有更深的理解。他們在校園中推動的防制計畫,也有一大部分,是要求教育者帶著學生一起正視校園內的欺負現象,教師會要求學生寫出他們所遇到的欺負事件與心情,並協助學生一起討論遭到欺負的感覺。而許多教師也透過這樣的過程,反思某些自己習以為常的作法,同時發展出可以努力的方向。

日本的研究也可以給台灣一些啟示。首先,日本很清楚地描繪出了其校園中最常出現的欺負現象,並針對其尋找可能成因。這種對於存在事件的探究與描述,是找出改善方法的重要的第一步。然而,在目前台灣媒體將許多不同種的欺負現象都歸類為「霸凌」的氛圍中,各種不同形式的校園欺負現象很少被討論,而這種對現象的含糊理解,不僅會阻礙人們正視校園內的狀況,更會讓教育者針對不同的狀況要求不同的協助或提出不同的改善方法。

另外,日本當局雖然多年前就開始持續追蹤校園欺負事件,其回報數字也在2000年後緩慢下降,但在2006年,幾件同時發生的學生自殺事件又引起大家的關注。這顯示面對校園欺負現象沒有特效藥,需要的是教育單位、家長、以及造成社會氛圍的所有大人長期且持續的努力這些努力必須不流於表面,就如挪威學者奧森所說的,校園內面對各種衝突時一定要有「嚴肅的討論」,唯有謹慎的協助學生回想及思考事情的教育方式,才能真正傳達「這件事很重要」的訊息給學生,也可以讓學生感受到大人在意的是「行為」,而不是要對他們個人下價值判斷;也唯有當學生釐清了行為的意義,並肯定自己有能力改變時,他們才能夠真的改變。

※ 參考資料:
1. 日本教育統計. Retrieved December 10th, 2010

2. Fukuzawa, R. E., & LeTendre, G. K. (2001). Intense years: How Japanese adolescents balance school, family, and friends.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3. Natio, T. Bullying and Ijime in Japanese school: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Retrieved January 25th, 2011

4. Rios-Ellis, B., Bellamy, L., & Shoji, J. (2000). An examination of specific types of ijime and their prevalence within Japanese schools.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1(3): 227-241.

5. Taki, M. (2001). Japanese School Bullying: Ijime-A survey analysis and an intervention program in school. Presented on 19th October in 2001 at Queen’s University in Canada.

6. Treml, J. N. (2001). Bullying as a social malady in contemporary Japan .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44(1), 107-117.

7. Yoneyama, S. and Naito, A. (2003) ‘Problems with the Paradigm: the school as a factor in understanding bully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apa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4(3): 31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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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立報2011.2.8

■謝國清

年前舉辦的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中,新北市教育局長林騰蛟表示,明年的擴大免試入學考慮採取「申請抽籤」模式,符合門檻的學生皆可報名,再由學校抽籤,避免過分重視在校成績;此議一出,多位校長表示若採抽籤,學生入學僅憑運氣,有如抽獎,風險太大,甚至認為抽籤不適合教育,「申請抽籤」果真如此可怕?不採抽籤模式,12年國教該如何進行呢?

教育界一直標榜教育是「以學生為主體」,讓學生依自己的性向選擇學校或職科,不但讓學生適性發展,也落實教育理念,許多人都關心,萬一學校登記滿額,特別是目前學校被分類,導致少數學校大量超額怎麼辦?因此才有「抽籤」之議,部分校長擔憂「抽籤」將對學生造成太大風險,其真正原因恐怕正在於「抽籤」將造成學校辦學上的極大風險,長期面對學科成績均優學生的老師如何進行差異性教學?長期沉浸在高升學率的學校如何轉而輔導學生適性發展?這才是校長們真正擔心的吧!

民間團體倡議12年國教的過程中,經常被質疑「把9年國教延長為12年,真能解決國教的問題嗎?」當然不是,但我們總得耐心解釋「12年國教的核心並非只是把9年國教延長為12年,它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讓孩子適性發展。」從聯考到基測,甚至採計在校成績的擴大免試入學方案,國中生升高中或高職的依據主要是學科成績而非性向,高中職學校被區分為不同等級,學生也被成績強迫分類,讓許許多多孩子浪費青春,白念許多年書。

優秀生不靠分數篩選

事實上,教育部曾提到「推動12年國教的政策目標除了紓緩升學壓力,引導學生適性發展,是為了提升國民素質,增進國家競爭力。」相對於這幾年台灣社會逐漸發掘的「台灣之光」,他們幾乎都不是因學科能力取向造成的「優秀」,另方面,大學校院推動的繁星計畫也間接證實,高中職的學科能力並非孩子成就的關鍵因素,但能成為台灣之光或參與繁星計畫者畢竟少數,大多數孩子從國中開始到高中結束,因為目前的入學模式,依然被學科成績綁架;由此可知,推動12年國教,「國中升高中」的入學模式將成為關鍵因素。

教育部前年起推動「高中職擴大免試入學方案」,名為「免試」,然而因「採計在校成績」,卻導致國中生必須考更多試,高中職校都希望能「找到學科成績較佳的學生」,這樣的學生容易教,對未來升學率也較有幫助。可是,這種思維無助紓緩升學壓力,更不可能使學生適性發展。推動12年國教,如果不改變國中升高中的傳統思維模式,那恐怕真的無法解決目前國教所產生的各項問題,更會衍生更多問題。

發掘孩子的潛力

「抽籤」背後有一層極其重要的涵義,那就是家長們必須真的相信教育界長期標榜的:「台灣的老師素質不但高而且齊一」,只要每位老師都能落實「提升並發掘每個孩子的能力」的教育理念,幾輪「抽籤」下來,學校自然均質,家長們也就不再汲汲營營把孩子送到遠方的學校,這不影響特色學校,就如同目前仍存在少許特色學校一般,這樣的發展將使特色學校更容易發揮。

「推動十二年國教」不但是為每個孩子適性發展著想,更是台灣教育界實踐教育理念重要的一步,期待所有教育人能秉棄篩選學生的思維,能更有信心的接受新時代孩子們的挑戰,期待負責研擬並推動12年國教各項配套措施的教育官員,能時時刻刻回歸推動12年國教的核心價值,期許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達成20年後「國民素質的提升,及增進國家的競爭力」的目標。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

▲百試升學體制總是壓垮學生的肩膀,為讓12年國教順利上路,申請抽籤成免試入學新管道,讓學生擁有選擇學校的權利。(圖∕中央社 文∕王靖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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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波特蘭專電】

老師問:「幾個角的邊構成1個角?」學生紛紛以中文回答:「2個。」乍聽之下不稀奇,但多數學生卻都是毫無亞洲血緣、土生土長的4年級美國孩子。

創立於1990年的波特蘭國際學校,創校之初僅有17名學生,而今從幼幼班到5年級共有446名學生。

波特蘭國際學校以中文、日文、西班牙文3種語言上課,授課老師都是母語人士。校園處處聽得到英文、中文、日文、西班牙文的打招呼與問候語,宛如迷你國際村。 

家長懇求設中文課

波特蘭國際學校原本只有西班牙文課程,1996年開始推出中文課程。曾在上海創辦國際學校的現任校長奧西尼(Alfonso Orsini)指出,決定開闢中文課程,並非因為中國經濟迅速發展而帶動「中國熱」,而是當地許多領養中國嬰兒的家長,懇求校長增設中文課程,讓這些孩子不要失去原本的文化根源。 

直到現在,把孩子送來接受全中文課程的美國家長,絕大多數沒有華人血統,家 也不講中文。少數學童的父母雖是華裔後代,但平常家 只說英文;極少數幾位學童是父母其中1方為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全中文幼幼班的教室 ,幾名黑頭髮黃皮膚的孩子,多半是美國父母領養的中國寶寶,還有其他非華人的亞洲族裔。 

培養子女成國際公民

為什麼不會說中文的美國家長,會把子女送到全中文授課的學校就讀?奧西尼分析指出,波特蘭是一個「非常有國際觀的城市」,這 許多為人父母者在考慮孩子的教育問題時,並不是只想到孩子未來的工作或職業,也不是專門要讓孩子長大之後跟中國做生意,「1996年中國經濟發展才剛起步而已,那時候的家長們並沒有想到做生意這一點,如今的家長們也不是以這點為考量。」他說:「我想,這 的人讓小孩學習語言,是為瞭解另1個文化,可以跟世界另1個地方的人建立溝通。

奧西尼說,學校教材採用國際文憑(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IB)課程,教育宗旨非常注重把學生培養成國際公民,可以跟其他國家的人交流。有趣的是,絕大多數家長根本不懂中文,幼稚園或1年級孩子帶回家的功課,爸爸媽媽根本看不懂,為了幫助孩子複習課業,有些家長也跟著一點一滴學中文。奧西尼說,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孩子變得非常獨立。 

赴中展現學習成就

3歲就可就讀的幼幼班及幼稚園班教室 ,還聽得到小朋友彼此以英語交談,有時候要跟老師講話,想不出適合的中文用詞,也會用英語表達。不過,到了高年級,教室 就不准講英語了。升上5年級之後,最讓孩子們期待的,就是全體學生在學校安排下,飛往中國大陸展開學習之旅。

奧西尼說,隨行家長見識到孩子用流利中文跟新朋友交談、在市場上買東西時討價還價,都感到非常驚訝。由於多數孩子都是第1次接觸中文,負責幼稚園教學的老師是來自台灣的潘金煜表示,透過很多遊戲、歌曲、團體活動讓小朋友適應情境式的語言學習,讓他們融入環境,自然而然學中文,並以中文表達。

潘金煜的班上,年僅4、5歲的孩子已可用中文從1數到20,甚至100,也會在白板上寫下「一二三四」的中文字。碰到母語是中文的外賓或訪客,孩子們一個個興奮地喊著:「我會說中文!」天真活潑的動作與表情,透露出無比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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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訊中心2011.2.14
採訪、撰稿:郭志榮;攝影、剪輯:葉鎮中

種下微小的種子,期待很大的心願,歷坵開始復耕了!一群部落老人與一位青年,開啟東海岸新願景,他們說,一切都要從土地上種出來!

八八水患,重創台東許多部落,但是位於金峰鄉的歷坵部落,除了道路受損,部落並沒有太大傷害,水患一年之後,居民安住家園,部落裡嘻鬧的小朋友,依舊找逃家的樂園。

小朋友頑皮的想逃家,但是部落裡的謝聖華,卻在5年前回到故鄉,一個他情感上無法逃離的家。回到部落,面臨了同樣的問題,美麗的風景下,部落依舊找不到未來方向,村景一年比一年蕭條。

八八水患沒有重創部落,卻是加深部落的困境,更多人口外流,田地廢耕。謝聖華想改變,尋找外界協助的力量,剛好台灣農村陣線也希望進入部落,陪伴部落成長,互相有著共同心願。

歷坵小農復耕計畫,推動一年以來,收成自然無毒農法種植的黃豆、洛神花等作物,2011年想要以傳統方式復種小米。小米種植前夕,農陣成員前來幫忙,餐桌上的討論,成為最好的溝通時機,農陣蔡培慧不斷為部落加油打氣。

溫熱的營火、香醇的小米酒,讓遠山裡的小部落,散發著一股迷人的動力,一些改變正在發生。不變的是,愛爬樹的小孩,當大人在找尋未來,他們只想爬樹較量。

一早,杜爸爸將要種的小米準備好,和上燒過的木灰、沙石,這些都是傳統的小米種法。歷坵小農復耕計畫,希望部落找回自己已經快失傳,原本就是友善土地的傳統農法,農陣則是扮演一個資源協助者的角色。

在歷坵的復耕計畫,有趣的是,打破一般刻版印象,覺得新事物總是年輕人推動,在這裡卻是老人家帶頭示範,年輕的謝聖華謙虛說,他只負責找人。

為了分出行列種植小米,以便日後管理,杜爸爸自己訂製一個劃線機具,以人力在田地上拉動,大家再依線種下小米。對謝聖華來說,推動復種計畫,不只是種出有機的作物,也是種回部落失落的感情。

謝聖華的父親是歷坵村長,看著兒子回故鄉協助部落發展,也思考如何推廣復耕計畫。大人世界的態度,孩子們感受在心,當田裡換工互助,孩子也學會相互幫助。

工作疲憊的時刻,謝聖華總是到山上,獨享這片他稱為阿凡達的綠意森林,讓身心舒暢。他在家族土地上,慢慢種回樹木,希望未來這裡成為部落的另一個空間,讓人體會部落原名「魯拉克斯」的真意。

在山路的盡頭,小小谷地裡,歷坵部落推動復耕計畫,居民找尋未來,農陣也在找尋實踐之道。

八八之後,歷坵復耕,當一切計畫按步進行,追求的只是大人們不再憂慮,孩子們歡喜生活,讓小小部落能夠永續地,美好在幽靜山谷裡。

※本節目將在週一晚間10點於公視首播,週六上午11:00重播
※節目內容及訂閱電子報詳見:我們的島節目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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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2011年2月14日台北訊,孫秀如報導

婚禮也可以是一場環境教育。上週六(2/12)晚上,在台北有近千人共同參與了一場環保的喜宴。「為了自己,為了下一代的生命延續,我們努力,守住世上的美好,守住借來先用的資源」有別於一般婚禮謝卡的制式文字與笑容,這場婚宴的新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專案顧問耿璐以及熱愛音樂的江安中,透過溼地認股及吃對海鮮等方式來傳達他們的環保理念與行動,新人說:「在這場婚禮上,每個人都將見證,守護未來的承諾」。

出席婚宴者 也是彰化大城溼地認股人

入席,每個人的座位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畫有兩隻小燕鷗的紅色小禮盒,禮盒內是一份「彰化大城溼地的認股證明」磁鐵。

綿延的西海岸,養育眾生的海岸地

不是爛泥、不是荒地

在此,我們保存一份美好,為未來守住一份希望

替您買下的這塊希望之地,位在濁水溪口

 

為了保護台灣最大片的海岸泥灘地-彰化大城溼地,避免因為國光石化開發案(八輕)而讓台灣環境遭受浩劫,新人們也捐出部份禮金,以「Si&Lu婚禮賓客」為認股股東名稱,為所有出席者認股溼地,以做為謝禮。

而這份小禮盒,也在總統馬英九出席為新人祝福時,由新人於台上親手交給總統。

魚線的盡頭 如何吃對海鮮

餐桌上經過特別設計的菜單,也傳達了新人的心意。婚宴向來是海鮮大餐的大宗市場,在一場喜宴中,經常不知不覺中,破壞了生態環境。長期關切海洋保育議題,並且為珊瑚礁總體檢志工的新娘-耿璐,特別在自己的婚禮上,身體力行「吃對海鮮,不吃掉海洋」的理念,藉由菜單來告訴大家,為什麼不吃魚翅、海參、生魚片、蝦、吻仔魚及魚子醬。

耿璐說:「享受美味營養本來無害,但現在的漁撈技術及漁船設備不停更新,而人類也還沒學會控制自己的聰明才智,以致於不過2、30年的光景,大海就在人類的才華洋溢之下,就快吃乾抺盡了。」所以,他們要在自己的婚宴中,找回平衡的大海。

除了在菜單上逐一詳細說明不吃「魚翅、海參、生魚片、蝦、吻仔魚及魚子醬」的原因之外,現場並播放紀錄片「魚線的盡頭」,這是剖析人類因過度捕撈對海洋造成衝擊及影響最詳盡透徹的紀錄片。主要內容在提醒世人海洋生態及海洋生物多樣性己在快速衰退,我們的下一代將會面臨無魚可捕、無魚可吃的窘境。大家現在如再不努力予以改善,積極採取行動,將會面臨到嚴重的饑荒問題。

好孕到 先要有好環境

「如果,環境保護好的話,我願意生孩子!」當馬英九總統在台上為推動政府鼓勵生育政策時,新娘耿璐回應總統這句話。

當科學家說,2048年世界將無魚可吃,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讓眾人開始正視全球氣候變遷的事實,而台灣版的「正負2度C」,更揭露台灣這個島國,若不與世界各國一起力行節能減碳,所面臨的氣候與生態挑戰將更甚其它大陸型國家。

面對這些對未來的威脅,所有走向婚姻想要孕育下一代的新人們,確實有著更多的考量,人類想要永續,是無法脫離土地。如同江安中與耿璐這對新人所說的,

這塊土地孕育了我們

讓我們成長、相遇

一起繼續向前

前方 水泥叢林和工廠林立

它們的好處我們可能不盡了解

但是我們知道再多財富都無法取代食物

 

前方 將會有更幸福的設計

水泥將不會覆滿土地

讓土地足以延續我們的熱情 活力 以及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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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訊中心2011.2.17

http://e-info.org.tw/node/63643

本報2011 年2月17日台北訊,林琳、夏道緣報導

劉克襄描述他早期調查溼地的摩托車之旅「溼地是我的初戀,迷戀,也是苦戀!」知名台灣自然文學作家劉克襄昨(16)日在一場「愛地球講堂」中,向社會大眾告白他超過30年的溼地戀情。

劉克襄對苦戀多年的彰化海岸溼地,始終難以忘情。他沉痛的表示,若國光石化要落腳於彰化大城溼地,興建廠區過程中的抽沙,將帶來整個鹿港漁村文化的滅絕。他認為,當蝦猴這個生活於海岸泥灘地的物種的消失,「表示台灣溼地保育完蛋」、「台灣海岸文化完蛋」,國光石化八輕開發案的影響,受害最深的將是「文化」。

早在20年前因面臨彰濱工業區的開發,劉克襄便已投入當地溼地的紀錄與調查,原本預期開發之後,將終結大肚溪口南岸彰化伸港的溼地,卻在最近的旅途車程與菜販的攀談中,發現當地雖持續源源不絕的供應新鮮海產給大都市,但唯獨缺「蝦猴」,細問之下,才知當地人已有團隊在保護「蝦猴」。他表示,令人興奮的是,當在地人開始主動保護蝦猴時,也充份展現了在地環境意識的覺醒

由於早期受到《寂靜的春天》作者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的啟發,劉克襄於1982年開始積極投入關渡溼地調查紀錄,從他在溼地剪鳥網救鳥的經驗中,描述當年社會對保育的認知與生態狀況。至2001年台北市成立關渡自然公園並正式對外營運,在他眼中這並非一成功的經驗;他指出,此地雖以保護溼地及水鳥為名而成立,但當年因為缺乏審慎評估設計,而建造出來的大型遊客中心等建築體,加上近期為單車運動風行,而切割水鳥棲地的單車道,這種種設計顯示此處仍是一個以「人」為優先的設計,而不是以「鳥」為優先,值得反思。

劉克襄同時舉出香港米埔溼地的案例,強調保育是與自然和諧不突兀。他介紹中國杭州西溪溼地的案例,此地保有98%的溼地完整度,只開放2%的面積供人為活動,還是以木槳的方式划船進入。這個幾乎與台北市相同規模的城市,有著關渡50倍大的廣闊溼地,且居民相信這自然景觀是杭州最大的自然資產,光是這份自信,台灣就該汗顏自以為超越中國的軟實力,是否還存在。而談到台南七股的黑面琵鷺,他指出台灣的黑面琵鷺因為在地的支持及保育中心的成立,已成功塑造出台灣在黑面琵鷺上的專業與旅遊上的價值和地位,許多國外友人都因此而慕名而來。

他也表示,但並不是每一塊溼地都可以像台南七股如此受到保護,位於彰化大城的濁水溪口溼地,雖然符合《拉姆薩公約》(溼地公約)中的「國際重要溼地」,卻仍將變成高污染的國光石化廠區,而這樣的改變將造成整個漁村文化消失、鳥類棲地生態的不再回復、白海豚的絕種,台灣的溼地保育工作將走回頭路。

劉克襄從自然和人交織的生活、產業、生態,運用他獨有的「襄式」敘說風格,感性、風趣帶出他親身的溼地經驗。現場聽眾紛紛開始發問關於國光石化、白海豚、台灣與國外溼地案例等相關問題,有九成以上的民眾也表示願意參加濁水溪口海岸地的認股行動並實際參與生態工作假期,希望以自己小小的力量來決定對環境的自主權!

策畫單位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信託中心孫秀如主任呼籲,民眾千萬別輕忽個人力量,透過認股行動,就有機會守護白海豚,保護台灣最大的海岸溼地。此外,也鼓勵民眾加入守護行列,參與該會進行多年的陽明山棲地守護工作假期及台南七股護沙工作假期等系列活動,透過體驗而對溼地及台灣土地有進一步認識與行動。

「愛地球講堂」系列講座,是由伊聖詩芳療生活館與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共同主辦,每月將以當月的環境節日為主題,提供從資訊到實踐的完整落實,建立環保的生態度與習慣。本次為響應2月2日世界溼地日,邀請多年紀錄濕地的劉克襄分享「我的溼地旅遊與觀光」。三月份將配合322世界水資源日,邀請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汪中和談「水啊水啊台灣水....」,談論氣候暖化下水資源的挑戰與機會,歡迎大家踴躍報名。詳情可見網站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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