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門下的社會行動─從夏伊都爾‧阿蘭姆的第三世界影像社會改革談起
chrisliu — 週六, 2010-12-11 20:45
文／劉美妤
[破報]
翻開孟加拉攝影家夏伊都爾‧阿蘭姆（Shahidul Alam）的攝影集，一個屋頂上的老婦姿態凝重地在煮食；一個眼神憂傷的小女孩裹在斗篷裡；一群羊在山腳下散落成了綿白起伏的溫柔堆塊。他的視覺語言張力十足，他的天際總是開闊而詭譎得令人目眩，牆邊幽深的黑影總是充滿壓迫感。阿蘭姆是世界新聞攝影獎首位非白人的評審，但他並不是那種到世界各地擷取故事的攝影家──他在孟加拉深耕，影像多著眼於貧窮、災難、國家民主化進程中被錯待的人們，他和他所設立的Drik影像資料庫及南亞影像學院（Pathshala）長年致力於以攝影改善孟加拉的社會，將相機連同說故事的主權直接交給貧窮的婦女與孩童，他舉辦的Chobi Mela攝影節更匯集各國攝影者一同到孟加拉進行攝影的討論與創作。
從倫敦大學化學博士走到當代第三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影像社會改革者，阿蘭姆說，他是個徹底的political animal，即使帶他走上攝影這條路的直接原因是陰錯陽差的留下了他代友人購買的相機，他真正的走這條路的理由是為了落實他對社會議題的關懷，而攝影作為一種表達媒介的可及性最高，所有人都能運用。阿蘭姆說：「一個讓我投身的原因是我必須去找出『人們如何表述』。我發現攝影是個便於溝通的媒介，它常用並且不易受誤解，許多人無法讀寫文字，富裕的、受教育的人們可以透過文字去傳遞訊息、辯證問題，但更多人需要簡單直接的方式理解和表達。這是我為何開始建立影像的組織，很多孩子和婦女在文字語言系統中不能成為說故事的主體，但透過影像則可以。」
遇見這位矮矮胖胖、穿著孟加拉傳統服裝、溫暖而直率的攝影家，是由於破週報近日舉辦的覹空間（survival scene）兩岸攝影學術交流工作坊，邀請了阿蘭姆和克拉克（David J. Clark）兩位國際學者來台演講及帶領工作坊。六名中國大陸年輕媒體從業者、十名台灣的藝術科系學生在他們的帶領下，前往探看寶藏巖、重建街、樂生院、彩虹眷村、相思寮、海安路等正隨著都市發展進程而變遷、面臨危機甚或已遭毀壞的場域，透過相異背景的成員交流、撞擊企圖尋找各種可能的觀看方式，並將於這週日開始於台北當代藝術中心展出這系列的攝影作品。
影像在當代社會議題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正如阿蘭姆所說，它是一種能夠打破種族、國籍、文字等諸多藩籬的語言──透過影像媒介的傳播，兼以網路快速散佈的科技輔助，傳統媒體不再能握住消息發送的大權，邊緣的、底層的、勞動的人民得以述說自我生命。影像一直有其社會責任。猶記看英國著名戰地攝影記者唐‧麥庫林（Don McCullin）在其最近一本自傳書《不合理的行為》（Unreasonable Behaviour）中對自己年輕時前往戰區拍下諸多無名人物照片的內省，照片一直都有著觀看與被觀看的主客關係，在紀實攝影的傳統裡，歐美攝影師拍下的第三世界居民，一直是匿名者。阿蘭姆生於孟加拉達卡的中產階級家庭，他在一次前往遭洪水吞沒的Gaforgaon地區時，為一群在避難所的孩子拍下合影。按下快門瞬間，他意識到站在中央的一名男孩眼盲──即使男孩永遠不可能看見，仍想要透過攝影留下自己的模樣。攝影的價值究竟是什麼？這個男孩在他心裡縈繞不去，「而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當他發覺自己拍攝底層人民的角度和西方攝影師沒什麼不同時，採取了這樣一種對抗方式：把主權還給被敘述者。
說故事的人
有個非洲說法是：「在故事由獵物來說之前，所有故事都在榮耀獵人。」歐美攝影師帶著貴重的器材和獵奇的眼睛來到第三世界的農村、災區、貧民窟，成為勇敢拍攝苦難的英雄人物，旁觀底層人民的生活，在西方主流媒體捏塑出他們所理解的形象。「他們的照片很制式，你可以清楚看到其中的邏輯──他們在所有地方重複講述同樣的故事。因為他們攝影的本質就是外國的，他們不懂此地的語言、無法全然理解故事的意義，無論他們專業與否。這些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影像的興趣僅僅來自它的新聞價值，而對這裡人民真實複雜的生活面向感受和興趣都不高。」阿蘭姆說，「因此我認為當地人自己就能拍攝。當地人能更精確的掌握故事全貌，他們認得影像裡的一草一木，那是他們有感情的真實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在得到表達的聲音時，掌握觀看的主體性。」
由媒體來說，攝影的發佈曾是由特定組織所掌握的，過去攝影是為了搭配特定故事，然而隨著媒體介面的演進和攝影的普及，主體性給了大眾之後，拍攝者自己尋找關注的議題、分享自我的認同主體，能夠找到自己的視覺語言。他們曾是媒體組織網絡裡的局外人，而現在，許多偏鄉村莊的孩童在這樣的改變中，開始真正與攝影、傳播產生關聯。相機對底層人民來說仍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奢侈品，然而他們一旦被賦予最基礎的攝影配備，就能開始自發地行動。阿蘭姆對攝影器材的推陳出新毫不在意，他說，好的相機不會讓人變成好的攝影者，昂貴器材和精密的後製都不能增進照片的價值，「我相信最簡單的器材就能作出最好的效果，它的價值要端看你怎麼用它。」
攝影的意義，在中產階級人們的身上和在底層人民身上非常不同。我告訴阿蘭姆自己在印度的經驗，貧童和遊民爭相要求我為他們拍照，看著數位相機顯示螢幕露出燦爛的笑，即使他們無法在一個月後透過電子郵件拿到這張照片。他們想要的僅僅是自己存在過的證明──當我這麼說著時，阿蘭姆的雙眼閃過溫煦的光芒，沉重地微笑點點頭。在阿蘭姆初創女性攝影計畫時，參與者幾乎清一色是中產階級女性，他和工作夥伴們意識到這個問題後，努力把底層、生活環境受到諸多限制的婦女帶入計畫。這兩種不同社會階級的女性拍攝的作品截然不同，而在阿蘭姆看來，更大的差異在於他們使用攝影的方式：「中產階級女性以攝影作為展演、學習，把照片拿在手裡讓人看。而底層婦女將攝影作為工具，去帶出她們的故事。」
一開始，阿蘭姆在鄉村舉辦攝影展時，許多村民不去看的原因是：他們認為自己沒資格進入展場。當他們知道自己能直接接觸攝影時，他們就展露了高度的興趣。在12月5日的論壇上，阿蘭姆說了一則溫馨的故事：一次在鄉村的攝影展裡，孩童們擠破了頭要進去看，一個女孩帶著她的山羊，堅持一定要一起進去。阿蘭姆問她為什麼，她說：不是我要看，是因為照片裡面有山羊，我的山羊也要看。孩子的視角遠超過成人所能想像，當這些孩子一旦意識到他們能夠去拍攝、他們的作品會被看見，他們的表現非常積極且稱職。阿蘭姆拿出了一些童工的攝影作品，那令我震撼不已──鮮豔的色彩紀錄著他們身邊的人事物，那是他們辛苦又可愛的世界，真誠直接，構圖也美得驚人。
「我們對自己的能力其實沒什麼自覺！想想看－─你的母親、祖母，她們並非專業的故事述說者（story-teller），也絕非生來就會說故事，但她們為我們說了好多故事，不是嗎？每個人都是說故事的人。你以為自己沒能力，但你總是在某些情況下說故事。而科技可以打開一扇門，每個人都逐漸擁有了專屬的視覺價值，攝影點亮了一些東西。如果你去問，很多人不會說自己是攝影師，但其實這正是他們在做的！我們都有這種能力，且會隨著經驗的累積愈來愈懂得如何表達。」阿蘭姆說。
活在政治裡
在孟加拉，當下最被關注的是採礦及原住民議題。孟加拉的礦業如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由大資本家掌控，礦產大量運往西方世界；而原住民被政府奪去尊嚴，並正在流失土地。而發展最好的是女權運動，強力的婦運組織不只從政策面改善婦女處境，更喚醒大眾的性別意識。事實上，阿蘭姆認為所有的政府都應該消失滾蛋，世界上應該要沒有政權、沒有國家，人們尊重彼此的文化差異而和平共處著。「多數的政府早就忘了自己的責任，忘了他們的權力來自人民。」
阿蘭姆最近的展覽《Crossfire》主題在心境化的描繪孟加拉的「非常態司法殺戮」，Crossfire一詞對孟加拉人的意義，如同「白色恐怖」之於台灣人，且並非過去式。即使他選擇拍攝象徵性的畫面而非血淋淋的紀實場景，這個展覽仍受到孟加拉政府的諸多阻撓。看著那些照片時我感到毛骨悚然，暗夜裡樹下徘徊的男人、鏽跡斑斑的門把、殘葉以及皺巴巴的空白書信──我所理解的白色恐怖的印象躍出並狠狠刺痛起來。所有的政府都以肅清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去正當化殺戮，阿蘭姆的無政府主義信念或許正由深刻感受了這麼多官方暴力而來。接下來，他打算拍攝一個曾遭軍方綁架的女人的真實故事。
影像紀述組織是否真的改變了孟加拉社會？阿蘭姆承認這個工作很艱難，但是一個可採取的途徑。有人用戲劇、用小說去書寫，也有人用紀實影像記錄，在漫長的過程中，孟加拉的人民逐漸覺醒於自身的力量。「我們有著非常自覺的人民。」阿蘭姆說，「孟加拉在邁向發展，但底層人民的生活一點也沒改變。我們要確保在國家發展時，不會有人、有問題被留在後面了；這些覺醒的群眾投入社會運動，因此必須提供機會給他們，他們會善用這些機會去做更多的改變……我相信他們能做的，這就是為何我深信民主的價值和實行的必要、為什麼我認為要把聲音交給街上的人民。他們知道自己要說什麼。」
在整個媒體傳播系統由既得利益者作為「守門人」掌控資訊的情況下，阿蘭姆這批影像工作者負擔的重量主要是在地組織可傳播的對象有限，事件中的人們無法觸及其他大眾。這些「守門人」多半在西方，他認為單是使用影像並不足夠，更重要的是去閃過守門人，「因此我們要有傳播訊息的替代路徑，不仰賴西方正規傳媒的系統。」他說。而藉著民間媒體合作、培養人才和國際間致力於此的影像工作者相互串聯，當地人和外國人一起建立起國際性的傳播網絡，兼以網路時代的新流通方式，封閉的故事開始被廣泛的看見了。
萬里長城下的媒體近用
與阿蘭姆同樣作為一個故事述說者，工作坊的另一位帶領者克拉克在跨媒體的科技使用上尤其專精。透過影像、聲音、文字、軟體技術和網路傳播的媒合，這個世紀的新聞開始以更精緻而主觀的方式敘述。我質疑這樣大量流通、精緻化表述的資訊對我們生活的意義何在？然而對長期待在中國、走過東亞許多城市的克拉克博士來說，讓更多人對新聞產生共鳴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主持碩士課程、成立影像組織，主要目的是為了連結閱聽群眾。我的很多計畫都是做社會記錄的影像工作，特別著重在把印刷傳媒轉化成影像傳媒。這是中國正在突破的，其他地方也是，試著以不同的方式說故事，把專業記者拉在一起，以新方法說故事，使用新科技，對我來說就是新的機會。」克拉克如是說。他曾於巴勒斯坦地區建立暗房與攝影工作坊，與當地必爾切特大學（Birzeit University）合作開設巴勒斯坦首個攝影學位課程；十年前受邀至中國客座授課，待過大連和北京兩個城市，五年前又再度應邀前往亞洲新聞中心主持計畫，現於英國波頓大學及中國北京外語學院指導國際多媒體新聞學碩士課程，累積了許多對中國的社會觀察。
但克拉克笑說，要談中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家，他可能還需要另一個五年去理解。「中國和我經歷過的所有文化都非常不同，容易被世界其他地方誤解，因為它太複雜，很難了解。」他說，「政府運作的方式也不一樣，而我雖然待過兩個大城市，但去到二、三級城市以及鄉村，一切又完全改變。」這樣的中國，讓克拉克深信資訊流通的必要性。在偏遠到公路都不可及的鄉村，人們要走上二十公里的路，再花上兩小時搭車才可能買到一份報紙，倘若單憑印刷傳媒來傳遞資訊，社會凝結龐大的群眾力量去做出改變幾乎是天方夜譚。
「我相信帶給底層人民更多資訊以改善他們的處境，是很重要的。我們有印刷的傳播，但只能給一小部分的人看到；要帶給更多數的居民資訊的開放流通。對更大量的中國民眾，三分之二的人口在貧窮線以下，這就是中國的『人民』。我認為中國政府近年在改善窮人處境的政策上算是成功的，貧富差距固然擴張，但政府也的確帶給民眾工作機會。」克拉克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網路成為非常重要的媒介──即使我們對中國網路的印象就是它不斷篩選過濾敏感詞，並致力阻絕外界資訊的超級防火牆（the "Great Wall" of China），中國內部的記者和外國關注的媒體人，都仍在努力從中打破封閉。封鎖新聞真的可能成功嗎？我認識的中國學生半數以上都懂得如何「翻牆」，而所有學生都知道劉曉波得了諾貝爾獎。
克拉克說，中國現在有高達四億的網路人口，隨著科技逐漸普及，可預期的，不出幾年就會成長到九億之多。這些以億為單位計算的網民假使能善用跨媒體資訊技術來說故事、並更了解社會情況，將會是改變的力量所在。中國的各家報社也正落實著披露地方政府弊端等應盡的媒體責任，新聞環境的改善在克拉克看來雖是緩慢的進程，但仍是樂觀的。「中國在開放和箝制之間的變化，大約是每前進四步、就後退一步。我們通常看到後退的那一步，但整體來說是在前進的。」
影像之於科技社會
媒體作為大眾社會的一部分，它的主導權因網路興起而解放，在「每個人都能成為述說者」的網路介面，人民不需要再沉默。從歐美和包含台灣在內十年來的媒體環境觀察就能輕易發現影像化的趨勢，電視台和網路上的短片取代了已被稱為夕陽工業的報紙，克拉克預估報紙五年內就會從美國消失，而二十年內也會從中國消失。未來，即使在公民的自製新聞裡，紀錄短片也必然取代傳統的文字、照片、廣播而成為訊息傳遞的主力。
在阿蘭姆所關注的社會議題推動概念，加上克拉克著重的技術創新，更自由開放的新媒體環境確實成為民間匯集與召喚行動者的方式，也早已有許多人如此實踐著。而重要的仍是弱勢者在過程中反客為主，唯有把相機觀景窗從既得利益者眼前奪走，山羊和水鹿才能開始娓娓說起那個不屬於獵人的故事。
當環保團體像烏鴉一般，叨叨念念核能電廠的安全問題，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的連爆及輻射外洩，無疑是最悲劇式的提醒：
距離東京40公里之遙的狹山，是宮崎駿電影《龍貓》的舞台背景，也是面積廣達3千5百公頃的天然綠地。1920年代起，這片綠地因為遊樂園、滑雪場以及高爾夫球場陸續陸續建立，面臨消逝的危機。
「有一個10歲的小朋友，在認股書上寫著：
